三
《吕氏春秋》作为治国纲领，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它的政治主张的基础是“法天地”。它认为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清平盛世。因此，虚君实臣、民本德治的思想成了《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核心。
《吕氏春秋》主张君道虚，臣道实。它认为人类应该按照天地之间的关系来建立君臣之间的关系，只有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君臣各行其道，互相不干扰，国家才能昌盛。它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
《吕氏春秋》认为“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君守》），因此，君主要处虚无为。《吕氏春秋》的“无为”，取源于道家，但又不同于老庄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绝对无为。老庄无为的目的在于使人类退回到小国寡民，甚至是混沌的状态去。《吕氏春秋》的无为是为治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服务的。它的无为只限于君道，它要求君主养性葆真，以达到无为而治。君主也只有通过无为才能使臣下有所为而各尽其能。
君主为什么一定要无为呢？《吕氏春秋》首先从认识论上分析，它认为君主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全知全能，他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总要受到外界条件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君主就要利用臣下，充分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又说：“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分职》）君主不能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不能事事躬亲；君主要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就如同人去和骐骥赛跑，一定多所不及。所以说：“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君守》）其次，《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如果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会带来很多弊端危害。它说：“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勿躬》）这样一来，就会给百官带来迷惑，使奸邪得以发生，“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君守》）。君主的作为使自己的威信日益减损，人臣的势力日渐扩大，搅乱了尊卑上下君臣的关系，所以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
君主如何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呢？《吕氏春秋》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君主要治其身，反诸己，也就是说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它说：“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论人》）它认为古代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己》）。治身是治天下的根本，它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它形象地说明治身与治天下的关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这就是说，凡事要从根本上着手，才能达到目的。因为根本的好坏是决定一切的，“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先己》）。为君治国的根本在于君主治其身，反诸己。
《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治其身反诸己在于修养身心以顺应自然。它说：“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论人》）能够节情适欲，顺天全生，自然就没有私欲贪求，而能够做到至公无私了。而至公无私正是为君的首要条件，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君主的确立也出于公，只有君主做到公，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贵公》）。
《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治其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自知、自罪。它说：“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自知》）国家的安危存亡，重要的在于君主自知。君主能够自知才能反躬自责，有所戒惧。“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论人》）以罪为在己才能成就王者的事业。如果君主不能自知，就会带来灾祸。《吕氏春秋》举了历史上某些君主因为不自知而身死国灭之后说：“败莫大于不自知。”（《自知》）不自知就一定会自智、自骄，而自智、自骄是亡国君主的表现。它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骄恣》）君主自骄就会简慢贤士，从而使君道壅塞；君主自智就会独断专权，从而使君位倾危。
《吕氏春秋》认为君主要做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第二条是必须求贤用贤。它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当染》）天下贤明的君主用不着自己劳形伤神，只要掌握住为君治国的关键就可以了，这个关键就是得贤，“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求人》）。
君主如何才能求得贤者呢？《吕氏春秋》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君主要做到至公。它说：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下贤》）
君主只有做到至公，才能与贤者为友，对他们以诚相见，以礼相待。《吕氏春秋》以文王之所以王，齐桓公见小臣稷，魏文侯见段干木这些事例说明贤明的君主对待贤者的诚心和尊重，对待贤者不能有一点倨傲的态度。要求得贤者，还要千方百计“索贤人无不以也”（《求人》）。“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观世》）得到贤者之后，仍然需要以礼相待，“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观世》）贤者能竭忠尽智，君主可以无为而天下治了。
《吕氏春秋》认为君主要做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第三条是要正名审分，立官必使之方。君主设立百官，还要能控制百官，君主要做到无为而治，必须立官，必须“控其辔”。这个辔就是正名审分，“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审分》）。正名审分是使百官各尽其能达到天下大治的关键，它说：“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审分》）名分确定以后，就要使百官各“使之方”。“为者，臣道也”（《任数》），“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君守》）。人臣不能“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任数》），而要“毕力竭智”（《勿躬》）。做到这一点，“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圜道》）。君主也就可以无为而实际上无不为了。
总之，《吕氏春秋》认为，君主能够做到治其身反诸己，又能求贤用贤，正名审分，立官必使之方，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了。而君主的无为正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吕氏春秋》除了提出君道无为的主张之外，还提出了一整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治国方略。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看重民众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看到民众在他们取代奴隶主的斗争中的作用而逐步产生的。这种思想较之独裁专制的思想无论如何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一些民主性的成分。《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这种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吕氏春秋》认为民众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它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吕氏春秋》从历史的经验中看到，能否得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顺民》）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要想得民心，就必须像周文王那样，切实地为民众攘除灾祸，创造幸福。《吕氏春秋》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爱民利民的方式，要随时而异，“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爱类》）。在当时战争纷扰民不聊生的情况下，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天下之民，穷矣苦矣”，“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慎势》）。《吕氏春秋》还特别明确提出它的仁只施与同类，它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爱类》）
在这种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方针。这是对当时在秦国根深蒂固的法家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挑战。首先，《吕氏春秋》强调德治。它认为施行什么政治就能收到什么结果。它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用民》）这个用民之种就是德政，“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因此，《吕氏春秋》认为用德政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就会通达无阻，无往而不胜。它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上德》）用德政治国，不用赏赐人民就自然努力，不用刑罚邪恶就自会停止。所以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精通》）第二，《吕氏春秋》认为在施行德政的前提之下，赏罚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它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赏罚的标准应该是义，“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义赏》），而不能是君主主观上的爱恶，“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当赏》）。赏罚的内容应该是荣利辱害，荣利是人们所欲望的，辱害是人们所厌恶的，“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用民》）。但是，赏罚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可无有，也不足专恃，只能适可而止。“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用民》）“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
《吕氏春秋》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倡忠孝礼乐。它认为孝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这就是说用孝作为道德思想的基础，不论是君、臣，还是士民，都能本着孝的精神自觉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所以说以孝为本就能使“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这种以孝而不是以耕战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显然是《吕氏春秋》排弃了法家的主张而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吕氏春秋》讲孝的同时也讲忠，它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它要求人臣要忠于君主，它说：“为人臣不忠贞，罪也。”（《权勋》）忠臣应该做到“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忠廉》）。它在《至忠》篇中举申公子培夺楚庄王所射之随兕不出三月而死的事，歌颂人臣以死忠君的美德。忠臣的行为不应止于救君主于危难，更重要的是“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不苟》）。人臣的忠，正是君主无为的基础。没有人臣的忠，君主的无为也就没有依靠了。
《吕氏春秋》的德治思想中，教育和音乐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吕氏春秋》在三夏纪中集中阐述了教育和音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吕氏春秋》反复强调了教与学的重要意义，它说：“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尊师》）又说：“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劝学》）《吕氏春秋》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教育的目的，即通过教育使人懂得理义，做到忠孝。《吕氏春秋》还比较详细地阐发了它的为师为学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是为教育的目的服务的。因为教育可以使人做到忠孝，所以《吕氏春秋》把它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
《吕氏春秋》十分重视音乐的移风易俗作用。它在作为天子每月行动准则的十二纪中多次讲到天子对音乐的重视。《孟春纪》:“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纪》:“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季春纪》:“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音乐在天子的行动中是何等重要了。天子之所以如此重视音乐是因为音乐与政治风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适音》）“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音初》）这就是说，音乐是人内心情感的流露，有一种神奇的潜移默化的功效，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一国的政治风化如何，只要考察一下它的音乐就可以知道了。它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适音》）正因为音乐对政治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吕氏春秋》在它的德治中把音乐摆在重要的位置。《吕氏春秋》重视教育和音乐在治国中的作用的思想，无疑是吸收了儒家的思想。
作为仁政德治的补充，《吕氏春秋》主张顺应民心的义兵。它认为义兵是不能废止的，因为义兵“攻无道而伐不义”（《振乱》），“诛暴君而振苦民”（《荡兵》），所以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它说：“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荡兵》）如果“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荡兵》）。这里它把这种诛伐看作制止诸侯兼并的措施。当然，《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诛伐之权是掌握在秦国手中的，因此它反对诸侯“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禁塞》）的做法，实际上，它认为“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禁塞》）。而这种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禁塞》）。《吕氏春秋》这种用义兵制止诸侯兼并，从而“诛暴君而振苦民”的思想，是对孟子反对诸侯兼并主张用王道统一天下的思想的继承性的发展。《吕氏春秋》这里所主张的义兵，当然不局限于秦国对六国的战争，也应该包括秦统一以后对妨害其统治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所以《吕氏春秋》把义兵作为它的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里附带说一下《吕氏春秋》关于战争的思想。它首先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它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禁塞》）这种根据战争是否合乎正义来判断战争的性质并决定去取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战争思想上它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它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决胜》）这就是说，战争的胜负除了它是否合乎正义之外，就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了。它在强调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物质的作用，它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简选》）《吕氏春秋》强调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认为武器装备等也是重要的因素。这种关于战争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在当时甚至后世都有重要意义。
总之，《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被改造了的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各家对它有用的成分融合而形成的吕氏独特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不管秦王朝二世而亡是否与秦始皇否定了《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有关，汉初的文景之治与《吕氏春秋》政治理论的某些思想上的联系，是显然而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