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利令智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摘引托·约·登宁的这样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是精神与物质的复合体。“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的社会性，而社会性则来自社会规则，正是社会规则的约束，以及对社会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人才得以成为“人”。当然，人也有其欲望，有其生理的需要，这是人的动物性，可以看作是“人”之“兽性”的一部分。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对人的“兽性”进行“合理”的制约。虽然在社会历史上，也有制约过头的观念，比如，“存天理，灭人欲”，但如果不顾及社会之“道”的制约，不受限制地张扬的人的动物本能属性，“利令”而“智昏”，必然冲击社会运行规则，破坏社会良性秩序。

近年查处的涉及官场腐败的各类大案要案，几乎都是权钱交易与权色交易并行，某些“公仆”腐化堕落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生理欲望的膨胀，正是反理性因素的张扬。反理性因素的张扬又加剧了对本能需求满足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有更多的感性诱惑，本能需求的不仅仅局限于“食色，性也”，因为满足这些诱惑的手段和途经主要的是“权”和“钱”。因此，若缺乏社会理性的规约，则必导致“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的盛行。

早在18世纪，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就曾阐释道：“自然状态”虽然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状态，但在这种状态中，人类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障碍，如果不改变它，人类就不能继续维持，就会消灭。“契约”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缔结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所以，人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权利。这样，人们虽然丧失了自然的平等和自由，但可以获得契约的平等和自由。这种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全体”就是国家。国家代表着人民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即“公意”。国家的官吏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民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

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基本规范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官员，更应该能够在更高理性水平上认识“权力”的本质。可是，现实中，总有一些官员不能控制自己反理性因素的张扬和膨胀，权力不能利民，还在祸害人民。2009年5月1日凌晨，为了突击修路，河南林州陵阳镇政府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悄悄地铲掉了该镇约200亩即将成熟的麦子。在200亩小麦顷刻被毁、农民利益瞬间不保的残酷事实面前，人们看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看到的是基层民众权利随意被践踏、利益动辄被剥夺的切肤之痛！地方政府及其当权者为了所谓的“重点项目的进度”，竟置百姓利益于不管、置党纪国法于脑后，打造了“形象工程”，赢得了升迁的筹码，却损害了民生利益。而当公权背离轨道变得霸道与张狂时，百姓的利益、诉求乃至尊严便无法保障。可悲的是，一些人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接受甚至推动着这种权力的异化。据媒体报道，2005年前后，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卖官受贿等行为被查处，“书记岗”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而所有这些“一把手”书记垮掉的县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引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

社会理性与反理性之间历来是此消彼长的，社会理性衰退的另一面，必然是社会反理性的张扬，导致社会规则的缺场。1998年，曾经名噪一时的“巨能”公司，其大连分公司法人代表石某，为销售产品巨能钙，请自己的弟弟——大连市某报记者作总策划和发起人。石某弟弟利用种种途径和方法，说服大连市卫生局、市教委、物价局，与巨能公司联合签发一份《关于实施中小学生“补钙工程”的通知》，声称全市90%以上的中小学生不同程度缺钙，“补钙工程”是“希望工程”的一部分，等等。这一活动，巨能公司大连分公司共销售巨能钙2000箱“补钙工程”专用“巨能钙”，销售额288万元，教育部门从中获得劳务费19.2万元。社会的公正和正义的规则在这些“官”那里，已经被扭曲，甚至被遗忘。更令人遗憾的是，社会规则的执法者也未能超脱这样的境况。据1997年4月9日的《文汇报》报道，杭州、济南两铁路法院8名着装干警，前往萧山市临浦镇中心信用社，冻结、扣划被执行者临浦镇镇政府账户存款时，该镇人武部部长率领镇侦缉队队长、联防队员等4人，对执行公务的4名法官进行殴打。与此同时，随后赶来的执行法院的领导及部分干警也被反锁在会议室达1小时之久。

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道德信仰危机与权力腐败不无关系。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铁律。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活动主体是谁，只要权力不受到制约，就必然会有腐败发生。无论何种腐败，从本质上说都是腐败者利用公共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学术腐败同样如此，它是学术界握有公共权力者利用职称晋升、学位点申报、科研成果奖项评比、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权力，为个人谋求种种好处的行为。当今的学术界大有“天下之大，容不下学者的一张书桌”之势。在一个学术规则不健全或规则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地方，混乱是必然的现象，混乱的结果只能是伪劣产品大量滋生。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头衔、手中握有公共资源的人，醉心于官场游戏，沉溺于行政事务，无心向学却要获得由学问所带来的名和利——在学者面前他们是管理学者的“官”，在官员面前他们似乎又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他们没学问但是有权力，用公款收买枪手的论文，或请下属代为捉刀炮制论文……在一些期刊明码标价出售版面的情况下，这些论文都能够顺利发表在职称晋升所要求的期刊上。一旦论文的数量或级别达到职称晋升所规定的要求，他们就能如愿以偿地晋升为教授。一些高校不惜拨巨款作为“公关”费用，一些伪劣的学位点建立起来，再由他们扩大招生，批发出注水的博士、硕士文凭。一些青年人交纳了昂贵的费用，学问得不到提高，却都能够顺利地戴上博士帽、硕士帽。学术腐败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备受打击和排挤，而一些学术腐败分子却名利双收。残酷的事实使年轻的学人不安心科学研究，不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到科学研究上，他们也学着经营人际关系，溜须拍马，千方百计地投机钻营。相对于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而言，“学术”领域本该是相对单纯的求真、讲理的理性圣地，现在连这样的圣地也同样受到了“污染”。面对此景，正直的人们除了悲哀又将奈何？没有理性的规约，这样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