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激情的悲歌

社会生活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评价和权衡标准。在真善美的标准中，真与假是其基础。真与假的判断，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如果不顾客观事实，连基本的真、假都不顾及，凭借一股激情，虽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万丈豪情”是有了，但违反事实、违背规律的后果也必然会如影随形。激情加谎言的代价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社会悲剧。

1958年前后那些“卫星”谎言及其造成的悲剧，应该成为今人的沉痛记忆和深刻教训。在创造性发展“浮夸风”的安徽省，在1959—1961年以饿死439万人的绝对总数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人口总数多一倍以上的四川省，而饿死比例之高列全国第一。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提供的数据，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数，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按照全国平均比例计算，安徽多饿死200多万人。一个社会，当“骗”字成风，事实之真便无人追究，更无人问津，讲真话的人会被认为是傻子，甚至成为被嘲笑的对象，那么，一个“骗”字，这个社会将如何得了？！

“虚假”盛行，“激情”占上风，社会理性就会退位，失却理性的社会决策如何谈得上科学和合理呢？让中国政府绞心几十年的“三门峡工程”，就是“激情”后的“畸形儿”。三门峡水电站是中国水利史上第一座高坝大库。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与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就此指出：祸起三门峡！建三门峡水电站是一个错误，理当废弃。那么，这个巨大的错误又是如何被决策和实施的呢？

众所周知，黄河洪水对历朝统治者都是一道难题。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五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治黄成败，往往成为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从历史看来，治黄多局限于在下游筑堤修堰，但泥沙淤积，堤高水涨，年年如是，难解水患。

1949年10月之后的中国，政令出一，这是一个治水的好年代。早在1949年8月，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该建议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两难选择——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要付出八百里秦川的巨大代价。

1954年，苏联对华援建156个重点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该年初，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京，同中国的水利专家以及官员组成考察团，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勘查。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周恩来对此描述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规划报告》在描绘光明前景的同时，也明言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60万的移民怎么解决？二是虽然规划中预留147亿立方米的库容来对付上游泥沙，但若无其他减沙措施，水库将在25到30年后被淤平。

中方专家提出：以上游水土保持的迅速生效减少来沙，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年限。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提供了数据：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而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来沙可减少100%。多年之后，反观历史，众多水利专家对这个50%与100%的数据大不以为然——当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这是近乎凭空的数字。在泥沙淤库问题得到了“解决”方案以及下游决口改道威胁“日益紧张”的压力下，出于强烈的主观愿望，苏联专家的方案迅速被接受。然而，“解决”方案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下游决口改道威胁明显是“过分强调”了。

在缺乏经验与科学认知的前提下，这一系列工作都仓促上马，却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字，急！根治黄河的心情太急。1949年后的激情与浪漫情怀，无孔不入地渗入到每一个领域。水利专家的爱国热情，完全付诸三门峡工程。此外一个因素就是政治意义。政治意义阉割了科学求真的精神。在那个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后，政治意义成为凌驾一切的价值与利益，严重削弱了技术论证上的科学氛围与严谨态度。虽然水利枢纽在规划和设计的时候，“大跃进”尚未正式拉开帷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维，本着不可辜负这个时代的豪情喷涌而出，已经征服并压服了众人。这样，少数派的抗争被无情地忽视了。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自己对在黄河干流上建坝的认识：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治理委员会提出意见，主张三门峡水库应比360—370米为低，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的作用”。电力部水电总局工程师温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送《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成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伤口。尤其令温善章眈眈于怀至今的是1957年讨论会议之后，水利部形成的报告，为了造成虚假的一致意见，竟将其“保留意见”写成“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低坝方案）”。

既然上游的水土保持可以迅速生效，苏联专家便没有理由不封死大坝。1961年，黄万里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全部被用混凝土堵死。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威胁。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又卷起千堆黄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对这些问题，周恩来后来有这样的总结：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淤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决策者要想使决策尽量科学民主，自己就不能发挥能量去创造一个多数派；就算有多数派，少数派还需要获得国民待遇，这种国民待遇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发言的机会，而应该能够获得与多数派同等规模与力度的支持，以充分展开各自的论证和试验，最终为决策提供尽量客观的科学依据。”这是当事人之一温善章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对社会公共工程决策应该尊重理性、尊重逻辑论证的呼唤和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