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十字与白大褂

医学究竟是什么颜色？大概没有人认真琢磨过，其实，它也算得上是一道医学人文的母题，因为它不止是一份职业的社会表情，同时也是一道职业自省的精神豁口，只是常常会被世人担心流于感性，因而不归入严肃的思考。对个体经验而言，色彩的感受具有社会性格，能折射出人们的心理、审美特质，同样，一门学科和职业的颜色能解读它的人文禀性。

作为社会公共愿景，医学是红色的，那是“红十字（红星月）”旗帜的颜色，它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热烈、奔放，同时又慈悲、善良，在战地，在灾区，垂危的伤者，淹淹一息的病人，只要举头相望，还能看见飘扬的红十字旗帜，生命就有希望，红十字精神的伟大在于救助不分阶级、政党、信仰、意识形态、种族、肤色、性别、年龄、尊卑、贫富、美丑，展示了一种博大无私的爱与纯粹。

作为现代职业象征，医学是白色的，“白衣天使”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洁白的大口罩、整洁的白大褂，背景是白病房、白床单，白机器，白药片，它暗喻着无菌、敬畏、肃穆，神秘，距离，服从与纪律，巨额的消耗与艰难的支付，也飘来几丝淡淡的寒意。同时透出浓烈的技术主义的肃杀与消费主义的沉重。

此外，作为生命与人文的寄托，医学是绿色的，它是大自然的本色，绽放着蓬勃，涌动着生机，人类在自然医学阶段，治病疗伤，内服外敷的药物大多是生鲜草木（虽有动物、矿物入药，但绝大多数是植物药），医患眼里一片绿色的天地。它也昭示着人与自然，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心理关怀，医学是蓝色的，疾病常常伴随着焦虑，甚至是恐惧，蓝色可以给人以安宁、恬静、温情，面对生命的陡峭山坡与悬崖，不再沮丧，不再忧伤。

其实，在熟视无睹的现实生活中，医学的颜色是朦胧的、杂色的、对许多人来说是无意义的。人们的视觉体验似乎已经失去了人文的记忆，这是令人感到悲愤的。我们不是一群思想的动物吗？但细细一想，也许这种追问完全是一种苛求，不是人们不愿意思考，而是缺乏精神拷打的径路，毕竟当下医学人文的空气是稀薄的，人文思辩的“扫帚”还不及职业底色的“房间”，我们需要来一次彻底地重新清扫。

我们常常用“变色”来表述革命与颠覆，来描述社会的转身与政权的易帜，其实，医学的“变色”也是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道特有的风景（暂且不去追索远古先民由“本能的医学”向“经验的医学”的演进）,17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医学在短短的一百年里，就完成了从“经验的医学”到“实验的医学”的变色与转型，在中国，这个进程晚了200年，但时间的错后，大戏照样演，只是剧本有些变，19世纪初，西医大举进入华夏，中西交争，也用了100年，医疗与保健主体易位，传统中医不断地边缘化。无论是最早发生在欧洲的那场“变革”，还是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转身，都是一次变色，其基本模式是知识与技艺方面由“绿”（自然主义）变“白”（技术主义），人文主义追求与道德实践方面由“绿”（人本主义）变“红”（人道主义），同时也在不断变“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变而化之，蔚然成风。因此，从思想史的有色眼镜看去，百年医学的激荡变迁是政治体制、思维观念、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生活巨变的一个混合反应，一个鲜活的变色标本，它对东西方来说都是人文传统的失落史，是科学建构的突进史，还是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冲突史。也许它的表征只是服用的药物由“绿”变“白”，医疗场景由家庭转到医院，由徒手的望闻问切、视触叩听到声光电磁的探头包围，血气液津的精细化学分析，由简陋的刮骨疗毒到精妙的器官移植，我们征服了大量微生物族群的叛乱，我们也替换了许多失职的人体“零部件”，甚至我们已经从基因层面破译了生命与疾病的密码，不久将可以随性控制生老病死的进程和扳机，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欢呼，有资格加冕，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人类医学完全掌控了生命的波澜壮阔，在疾病讨伐的地图上，我们已经占领了若干“交通要冲”，但离全面“光复”还很远，何况疾病的版图还在不断地扩张。最应该反思的是在一路高歌的突进中，我们还需要谦卑与敬畏吗？我们也需要盘点我们当下的技术进步曾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社会代价，我们还应该丈量曾经、即将面临的“精神荒漠”与“思想沼泽”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将如何跨越？譬如：技术主义的异化如何限制？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贪婪（另一种白色污染）如何遏制？技术完美与道德完美的分裂如何弥合（红与白的交汇）？失落的医学人文传统如何唤回？又如何创造性地重建新的人文主义大厦？这无疑是一次医学角色与视野的重新确立，我们这一代医学家大概不能只是技术前沿的“狐狸”（智者），而应该成为背负人类生命质量提升、创造社会福祉的“大象”（圣徒）。

总之，职业的变色成就了医学的繁华梦，也带来它痛心的人文失落，这似乎应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的事理，但历史不会倒退，去重新唤回技术短缺时代的那份无奈温情，我们渴望的是人们能在技术飙升与人文抚慰之间实现一份自洽，创造一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