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与现代国家

现代经济（modern economy），也可称作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或资本主义经济（capitalist economy），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商品生产。生产物品的目的是为了到市场上去交换，生产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力、土地都可以彼此交换，不像封建生产方式是为了终极使用。第二，生产资料由私人垄断占有。只有在很明确的私有产权下，生产和交换才有最大的动力。第三，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以及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像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依附于土地，现代经济中劳动力是自由买卖的，不依附于固定的生产资料。总之，现代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市场、贸易为基础，私有产权明确，各生产要素自由买卖、自由交换，而后者则以劳动力依附于固定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贸易并不重要，只对经济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现代经济在欧洲崛起是从贸易开始的。欧洲的政治大环境既对贸易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从有利方面讲，由于各种政治实体的存在，商人的选择比较多。如果一个地区由于政治因素不利于贸易，他们就可以选择另外的地区。在这一点上，欧洲的政治割据会比专制的大帝国对贸易发展更有利，如果后者实行“抑商”政策，商人就没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政治割据也有不利的一面。像欧洲10世纪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并存的状态是很难形成大市场的，各个政治实体都对贸易进行管理，必然会造成关卡林立的局面。另外，货币不统一也会增加贸易的障碍。因此，贸易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寻找一个统一与分裂的平衡。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使商人失去选择，无法满足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政治格局太过分裂又难以形成大的市场，也不利于贸易发展。

除了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还有贸易类型转变的问题。前一节提到，封建生产方式下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贸易。波拉尼指出，只有当贸易的类型转向竞争性的时候，市场经济才可能发展。互补性贸易指的是以地区内的物品换回本地区没有的物品，而竞争性贸易则以同类物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为主。竞争必然会带来专业化生产，这是因为如果每个商人卖的物品是一样的，当然物美价廉的就会更有竞争力，而要做到物美价廉就得专业生产、不断创新。要想竞争获胜，进一步还需要有资本积累、明确产权以及劳动要素自由买卖。所以，如果说互补性贸易与封建的生产方式是相容的，前者只是对后者的补充和调节，竞争性贸易则是对封建经济的挑战，也是现代经济的源头。这里要做一点说明，互补性贸易与竞争性贸易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做的分类，并不是说在实际中他们是截然相反、泾渭分明的两种贸易。互补性贸易本身也不是就没有竞争性，而竞争性贸易也绝对不是面面俱到，制造所有产品，它需要专业生产某些物品而以此交换不生产的物品，所以也具有互补特点。只是当互补性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更是以交换为主，所以更能与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而竞争性贸易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则不但需要交换，而且要专业生产，于是更容易使市场经济产生。

以上讨论告诉我们，欧洲从封建经济转型到现代经济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扩展市场的问题，另一个是贸易转型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问题。只有扩展了市场，把不同地方的市场统一成一个大市场，才更可能产生同类物品的贸易竞争，也就是竞争性贸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互补性贸易转型成竞争性贸易并不是必然的。第一，前面已经讨论了，互补性贸易可以与封建生产方式相容，所以自身并不一定具备转型的动力。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互补性贸易在欧洲以外的文明也很发达，但唯独欧洲这个相对形成较晚的文明通过内部机制完成了向竞争性贸易的转型。但是，如果这不是一个经济自然的转变过程，那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波拉尼认为，起决定因素的是国家。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使贸易由地方、远程这类互补性贸易转变成为国内贸易（internal trade），也就是竞争性贸易。从上一节所讨论的微观视角上看，也就是国王在欧洲做出了有利于商人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我们还要回到欧洲的政治大环境。

前面提到，中世纪欧洲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治割据和军事、经济力量分布不均。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政治实体间激烈的军事竞争。一方面，这是一场持续的竞争。从5世纪古罗马衰落到20世纪二战结束，欧洲形成了一个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系统，一直处在不断的战争当中，其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源于欧洲，即使二战结束后，苏、美两强的对峙也是以欧洲为主要竞争点；另一方面，这场持续的军事竞争也是残酷异常。在竞争中，公元990年的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1500年中世纪结束时只剩下了500个，到1780年还剩100个，到2000年仅剩27个左右。军事竞争的残酷性也反映在各个国家的财政上，如在英国，从1000年到1760年的七个世纪里，有大约70%—90%的国家财富都用于军事用途。

这样的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对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机器的影响是巨大的。与市场竞争的结果相似，军事竞争加强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程度。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国家机器必须要有运作效率，国家机构各部分必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与军事竞争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如军事、后勤、财政等各部门，组织要更严密，专业化程度要更高。与市场竞争不同的是，国家所面对的竞争更险恶，往往是与国家能否继续生存有关，这就要求国家机器的效率更高。在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中，行政人员和军人的职业化程度也变得更高，军队由战时临时组成或雇佣军变成了国家常设军队。军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汤普森（Thompson）与瑞斯勒（Rasler）通过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的逻辑，即：国家对欧洲区域霸权的竞争使战争的激烈程度增强，进一步引发军事科技、战略的巨变，而前者和后者都使军队的规模迅速扩展。

欧洲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不仅使原来存在的政治实体的数量急剧减少，也使这些政治实体的类型和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相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适应持续的军事竞争的政治实体及其组织形式生存下来了，不适应的就消亡了。这种政治实体的趋同性一方面表现在那些不适应竞争的实体被逐渐淘汰的过程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那些不同的实体向先进实体学习的过程上。不学习就只有被淘汰。一言以蔽之，就是梯利的著名论点，即：制造战争与制造国家（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是一个循环过程。国家在战争中学会怎样使自己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有效率的国家再反过来发动新的战争。梯利指出，在欧洲政治割据开始时有多种政治实体及其组织形式，特别是一种以强权（coercion）为中心的形式（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以武装、土地为中心的形式），另一种以资本（capital）为中心的形式（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以贸易为中心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通过持续的军事竞争都在欧洲消失了，前者人多钱少；后者人少钱多，都不适应长期的军事竞争，最后各种组织形式都归结于资本化的强权形式（capitalized coercion）。只有这种形式找到了强权与资本的平衡，有利于为持续的军事竞争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使其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斯普瑞特（Spruyt）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同政治实体的选择机制。他把最后获胜的政治实体叫做“主权领土国家”（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强调与城市联盟、城市国家相比，主权领土国家内部组织更严密、权力更集中、法规更健全，这些有利于财富积累和战争动员。更重要的是“主权领土”的概念。因为这些国家疆界分明，更有利于它们对内的统治（如有明确的征收税务的范围）和对外的承诺（如有比较确定的友邦受侵害的标志）。应该指出，明确领土主权是和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分不开的。领土往往是政治实体参与战争的直接目的，明确领土范围能够帮助在竞争中识别敌我、判定自己利益的得失，而且只有明确领土范围才能明确规划实体内的建设，为长期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梯利的资本化强权形式还是斯普瑞特的主权领土国家都指的是这一章的两个基本概念之一，即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对“国家”定义为：“在国内层面，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在国际层面，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受到其他国家承认”。现代国家是在持续的、残酷的军事竞争下形成的。所以，从国际层面上看，现代国家使“主权”这个概念更明确，可以说是“主权国家”的开端；而从国内层面上看，现代国家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如帝国）和其他政治实体内部分工更专业化、组织更严密、法规更明确、制度更健全。现代国家的定义虽然与国家的定义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些特点代表了它具有其他政治实体所没有的统治力度。14世纪的英国从面积上讲是古罗马的二十分之一，虽然有一千多年的科技、交通进步，英国国家却管辖着比古罗马小得多的领土，它的统治力度可想而知。

现代国家的统治力度同时是靠民族建设来加强的。国家问题研究专家米格达尔（Migdal）指出，现代国家的“现代”不仅体现在国家对大众的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深入影响上，而且也体现在一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也就是民族认同上。欧洲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与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是同步的，现代国家也叫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些学者指出，国家建设是为了解决政治体系融入社会的问题，而民族建设则是为了解决国民忠于这个体系并为之而付出的问题。很明显，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有利于增加国家凝聚力，对内便于国家统治，对外便于同仇敌忾，可以说，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是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的结果。

现代国家有时也被称作“有机国家”（organic state）。奥西安德尔（Osiander）在讨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关系时指出，在早期欧洲，国王是在社会的包围中的，而近代欧洲的社会则是在国家之中。这突出地反映出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在早期欧洲，国王统治下的行政机构、乃至军队专业化和人员职业化程度很低，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不明确，长期军事竞争使国家内部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加强，使其变成独立于社会，甚至统治社会的实体。但国家的有机性不仅指的是它对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也指它和社会有互相辅助的关系。梯利的资本化强权概念就是指的这个关系，国家、社会缺一不可，前者需要后者的财富、后者需要前者的保护。下一节会进一步讨论这点。

现代国家不仅因内部职能的完善与加强而独立于社会，它也在欧洲的长期军事竞争中变成了一支独立的国内政治力量。现代国家的主要组成人员是统治者（如一直所谈的国王）以及政府行政人员（即官僚），假如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叫做“政府统治集团”的话，政府统治集团的内部凝聚力高，现代国家就更是一支独立的国内政治力量；如果内部凝聚力低，现代国家就更容易变成社会中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欧洲的军事竞争系统不仅对国家形式来讲是一个选择机制，而且对国家内部的人员也是个选择机制。留在政府统治集团内更多的是那些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生存放在一起的人，因为对于他们，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无论是个人财富最大化还是政治权力最大化）。因此，现代国家不仅在欧洲国际层面是一支新生力量，它通过军事竞争淘汰了其他类型的政治实体，而且在欧洲国家内部也是一支新生力量，它具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从而能够独立于社会自主决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

现在我们可以把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概念连在一起来回答本节中间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国王选择支持商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或从波拉尼的视角，为什么国家统一了全国市场，以使互补性贸易转化为竞争性贸易？毋庸讳言，答案就在欧洲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中。在这样的竞争之下，国家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自己的领土、并在领土内促进民族建设以增强内部凝聚力，这都为统一国内市场提供了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说统一国内市场实际上是国家应付军事竞争的措施的副产品。但正是这个副产品进一步引发了现代经济的形成。因此，欧洲长期的军事竞争系统是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崛起的根源。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欧洲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是怎样在互动中形成与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