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与现代国家的互动

15世纪后现代经济逐步形成。从1500年到1700年，欧洲的贸易总量增长了五倍。18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开始，约在1840年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洲。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频度技术创新、生产发展的阶段，它把现代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但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根源都在于欧洲长期激烈的军事竞争。因为有现代经济的支持，现代国家才能完善自己的机构、制度，才能推动军事科技的变革，才能满足由军队规模、战争规模日益增大所引发的财政需求。肯尼迪（Kennedy）在对欧洲17世纪以后的军事竞争的研究中指出，当时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费仍要用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来维持，而到了战时则高达80%—90%。反过来，现代国家应对军事竞争的策略、措施则决定和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上一节谈到，军事竞争迫使国家强化国内统治，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统一国内市场，而统一国内市场为现代经济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国家还主动支持和推动对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尝试。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可以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满足战争需要；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与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崛起的资本集团（一般由商人和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贵族组成）联合，使其更大程度地摆脱教士与大部分贵族组成的保守集团的束缚。

很明显，国家与资本集团的联合是互利的。后者为前者通过税收提供稳定的财政来源，而前者为后者提供安全保护、财产保护，并且以法规的形式保障私有产权。对产权的保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指出，国家与资本集团之所以能够达成一个平衡是与军事竞争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国家完全可以采取掠夺的方式从社会搜刮财富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当时许多政治实体就是这样做的，当今的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是如此。但在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的环境里，稳定的财政来源是必须的，而对社会的掠夺只能维持一时的需求，后果只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资本集团或者转而支持国内反对势力，或者转移资本离国他求。赫希曼（Hirschman）指出，在17、18世纪的欧洲以资本为基础的流动财富（相对于以土地等固定资产为基础的财富）越来越重要，财富拥有者面对国家的经济强制会选择“退出”（exit），即转移资本离国他求，或者“呼吁”（voice），即创造和发展保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结果，为了应付长期军事竞争的需要，国家与社会，特别是与资本集团必须达成妥协，这就是前面所讲的“有机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靠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平衡来实现的。

除了开辟国内市场、推动新的生产方式的尝试、保护产权，现代国家还促进了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国家虽然是与资本集团相妥协，但并不是对所有掌握资本的人都一视同仁，掌握资本越多的人越会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因为他们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这样，掌握资本多的人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就会更有利，财富变得相对集中，资本积累就更有可能实现。

现代经济不仅是现代国家在内部推动出来的，也是它们从外面学习来的。上一节谈到欧洲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使各种政治实体趋同化。在这样的竞争中，不进则退，要想生存，国家就必须不断地、迅速地学习先进的组织形式，现代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当时学习的重点之一。例如，19世纪初法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拿破仑用来征服欧洲腹地的军队都是以自由民为主，并以民族主义作为激励他们的工具，而战败的普鲁士仍然用农奴作战，于是普鲁士痛定思痛，经过1807年、1811年和1818年连续三次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可见，军事竞争下的示范效应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15世纪后随着现代经济的逐步形成，欧洲也在经历着宗教与政治的变化。宗教首当其冲。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科学、理性等现代社会的基础概念，它们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一起从思想、观念上对传统宗教提出了强烈挑战，而现代国家的崛起则从政治上对传统宗教势力提出了挑战，欧洲的经济、政治重心逐渐转向传统宗教势力相对薄弱的西北欧。随着旧宗教的衰落，新教在西北欧崛起。一方面，新教的崛起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点韦伯（Weber）早就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论述。斯图兹（Stulz）与威廉姆森（Williamson）也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天主教国家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要比新教国家弱得多。另一方面，新教由于历史较短、物质基础较弱，它更多的是依附于现代国家，因此宗教势力已基本难以对国家构成直接挑战，这有利于现代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5世纪后政治的变化也是跌宕起伏，现代国家随着现代经济的形成而逐步形成。经济的支持使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也使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日趋激烈的军事竞争又反过来对国家财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对当时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以17世纪中叶的法国为代表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或专制主义统治就是当时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问题的一条途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扬的“君权神授”就是为了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使国家最大限度地不受社会束缚，以便能够更多更快地搜集财富、应付外部挑战。其他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还有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和瑞典。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则走上了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道路。英国17世纪中叶的克伦威尔革命曾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家的力量膨胀，但随后的保守派复辟又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拉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地步，之后的政治妥协与政治运作使英国逐渐通过宪政把这个平衡制度化。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国家的最大不同是前者的立法和行政权皆由统治者掌握，而后者立法权则由统治者和代议机构共享。后来的历史表明，以宪政主义为代表的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平衡虽然在短期内不一定会使国家的实力剧增，但从长期看会对国家实力的发展有持续的经济支持，而国家强势的绝对主义道路只能满足一时之需，不利于长远的发展，这也许是绝对主义国家在17世纪后的政经发展不很成功的原因（下面两章会进一步讨论此点）。

无论是绝对主义国家还是宪政主义国家，都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一个战略是海外扩张。很多国家限于国内社会的力量，无法采取掠夺的方式来满足军事竞争的需要，于是就把矛头转向海外，通过对海外的掠夺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曾是名噪一时的海上强权。但是根据前面讨论的逻辑可以推出，海外掠夺来的财富只能解一时之需或只能做国内财政的补充，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财政系统，一旦海上权威受到挑战，国家就很难应对了。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也许就源于此（下一章有较详细的分析）。

另一个重要战略就是著名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是英、法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运用的主要强国战略。重商主义对内强调国内市场的统一，对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国内财富积累。重商主义战略是典型的军事竞争的产物，从统一国内市场可以看出对加强政府权力以及国内凝聚力的考虑，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则是为了通过贸易加强国力（鼓励出口部分），但又不使竞争者得利（限制进口部分）。

从这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15世纪以后在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国家在现代经济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财政问题对现代国家的政体影响重大；无论是海外扩张，还是重商主义，都既是政治战略又是经济战略。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不仅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而且它们还一起使欧洲的传统社会走向衰落。波拉尼指出，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被置于社会之下，而后者则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在传统社会里，生产的组织与产品的分配是以血缘、社会等级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经济完全掌控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之下。而市场经济却是按照自己的市场供求机制独立运作，它会把它所发现的所有物品价格化，放到市场上买卖，包括劳动力。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在市场经济中都以价格为基础，血缘、社会等级则很难对抗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因此市场经济对传统的社会关系破坏极大。民族国家对传统社会同样起了破坏作用。国家强迫它的民众树立民族意识和对国家忠诚，这也和传统社会的家庭、家族观念格格不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上统治力度最强的政治实体可以运用国家机器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把国家的命运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传统社会里的国王无法做到的。

本章到此为止一直在讨论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是怎样在欧洲通过互动形成并发展的。下一节（也是本章的最后一节）将简单讨论欧洲以外的几个主要地区，中心问题是：为什么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没有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通过内部机制崛起？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不同地区政经关系的比较，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欧洲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