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

重建文化主体意识

思想再启蒙运动

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

经由批判审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争议

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

思维方式的革命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思辨理性逾越经验的界限即产生二律背反

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康德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康德哲学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

所有人都同样地自由、平等

康德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

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不同于放任自由主义

革命值得同情，但不值得鼓励

以和平改革代替暴力革命

康德是法治国家的理论先驱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基于救亡图存的悲愿，高喊“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希望在中国推动一场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种朴素的启蒙理想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危急情境下，并没有舒缓从容操作的空间。救亡的急切往往使得“五四”人物在理性思辨上只重视其效用，而忽略其本义。尤其在“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激情的冲动取代了理性的思考，“五四”终于成为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今年正值“五四”八十周年，笔者期盼出现一个理性的转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提法成为新一波的潮流之际，我们面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理应重新评估，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内涵也应该深入理解，亦即以更大的自信来赓续那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1990年，台湾大学学生会举办“五四”纪念会，笔者应邀就“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发表专题讲演，对“五四”以来普遍存在于我国当代精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提出纲领性的批判。近百年来，我国精英阶层的文化意识一直徘徊在“西化”与“虚无”之间。一方面将西方（欧美或苏联）过度美化与理想化，仿佛西方即是我们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则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割裂，茫然无根，文化主体意识荡然无存。去年的“五四”正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笔者撰写《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当代意义——从“五四”看台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再度强调“重建文化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就“五四”的口号——“科学”、“民主”的内涵详加探讨，赋予当代的、现实的意义。今年又逢“五四”八十周年，笔者想再次呼吁每一位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以“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为基础，推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把“五四”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