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平改革代替暴力革命

总而言之，康德认为，每个人基于“始原契约”都有服从国家的义务，任何一个事实上的统治者，不得由其被统治者经由暴力予以废除。除非国家滥用权力，致使其国民不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即道德的主体，则原来对现实存在的国家的服从义务马上中止，并转化成为不服从的义务。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康德还是反对使用暴力，而是主张，每个人均负有义务——纵使对自身有危险——去散播废除这种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见解，以促成现存的国家失去一切自愿的支持。亦即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代替暴力革命，鼓励每个人独立思考，公开运用理性，来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康德说：“经由革命，个人的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固然可以一扫而空，但绝不会出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是新的成见将和旧的一样，成为驾驭没有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助行带（按：助行带原文为Leitband，即指提携幼童学步之布条。引自《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本来也希望为中国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然而，救亡图存的激情未能同理性的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终使“五四”运动成为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对康德来说，激情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界限的破坏”。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指导激情，启蒙才有可能，改革才能成功。当今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属于康德所倡导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康德所反对的一夕变天的革命。那种一夕变天的革命或使用暴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到头来，只能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动乱的深渊。从事改革还必须对现状充分了解和适度尊重，才不会犯下唯心论的错误，以为依照自己凭空想像的蓝图就能改造社会。从事改革也必须对理想有所坚持，才能抵挡同时来自保守与激进势力的夹击，才不致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康德所提倡的，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代替暴力革命，亦即以理性批判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改革，对中国此刻正进行的改革事业无疑地具有重大的启发。

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引进市场经济，使资源的配置更为合理有效，而这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一套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并为其子女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中国的改革不能仅止于此，还应包括政治改革，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政治改革重要的一环。邓小平曾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康德晚年关于法权哲学及国家哲学的论著正为中国当前从事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最弥足珍贵的参考材料。这包括《论俗语：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却不适用》（1793年），《论永久和平》（1795年），及其最后的巨著《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