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同样地自由、平等

康德与他们不同，就像他与一般启蒙哲学家不同一样。一般启蒙哲学家均带有盲目乐观主义的倾向，深信理性万能，康德则不然，他毅然着手探讨理性的本质，厘清理性的根源，确定其适用的范围、方式与界限，从而建立其批判哲学。康德在知识论领域完成理性批判后，随即将批判方法运用到伦理学、法权哲学与国家哲学的领域，以便探讨个人的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之所以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最后依据，即纯粹实践理性。它不能从经验中分析出来，因为人并不仅只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人也有超感的一面。就人是理性的载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所谓“尊严”（Wuerde）乃相对于“价格”（Preis）而言。康德认为，事物的价值可区别为相对的价值和绝对的价值。前者乃“价格”，是可以替换的，后者即“尊严”，具有绝对的价值，既不能替代，也不能让与。因此，道德律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每个人（无论自己或别人）视为“目的”，而不能只当做“工具”来利用。就社会是由作为“目的自身”（Zweck an sich selbst）的人所组成的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目的王国”（Reich der Zwecke）。在“目的王国”里，每个人既是道德律的制定者，同时自己又服从道德律，亦即每个人都是绝对的道德主体，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地自由，不因性别、出身、职业、财富等经验条件而有所差别。

把康德哲学用来处理劳资问题，则劳工与资本家是同样地平等、自由，资本家绝不可以只把劳工当作为其创造利润的工具而已。劳工为了争取合理的待遇，要求调整劳资关系，以便健全发展其人格，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载体所应享有的正当权利。难怪19世纪末有不少知名的康德学者，如福连德（Karl Vorlaender）、阿德勒（Max Adler），相继投入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行列，而杰出的社会主义领袖中也不难找到康德的信徒，譬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这些例子鲜明地突显出康德哲学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一面，康德不但完成了自由主义最核心的问题（人的自由、自律，人的尊严以及自由律）的理论架构，还为新兴劳工解放运动提供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