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恰当地处理传统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坚守传统和锐意创新之间达到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平衡，是创造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鲁迅生活在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表面上，他是反传统的，但他的创新并没有离开传统。传统的蕴涵非常广，其中包含一些互相排斥的成分，这些成分又能在通常情况下相处并且融合。我们常说某位中国作家身上既有儒家的成分，又有佛家的成分，还可能有道家的成分，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不仅仅是民族精神的代表——这样说我们可能是在贬低鲁迅——毋宁说他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标尺，他是后世人们仰攀的高峰。他表面上显得是一个“异类”，然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异类，因为他代表了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恰如外来文化这个异类对我们的固有文化产生推动作用一样。他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庸众，却神奇地获得了大多数人的爱戴和敬佩，这看似矛盾，却透露出我们民族尚有卓识，尚能认识我们之中的这个少数的价值，尚能接受尖刻的批判，还不是一个彻底无可救药的民族。鲁迅的价值就在这里，这也从反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异类，他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他的心和广大读者的心产生了共鸣。

鲁迅像古代经典作家一样，写出中国人恒常的感情和思想。说鲁迅的作品有经典性，首先就因为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没有传统的滋养，个人的天才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的契机。个人的革命性和杰出才能不可能完全突破传统，切断传统。说一个作家平地拔起，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空前绝后，要么是夸张之言，要么是欺人之谈。后代作家可能在传统的重压下一时感到无能为力，丧失创造力和对进步的信心。为了摆脱困境，取得进步，切断传统也许是某个阶段的念头。但这压力和痛苦都是作家进步道路上必须经受的考验。伟大诗人杜甫的成就来自“转益多师”和“熟精《文选》理”，他的“下笔如有神”来自“读书破万卷”。恩格斯称欧洲文学史上开创新纪元的人物但丁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新世纪第一个诗人”，也是从他高度凝练地总结了基督教传统而言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吸收了前辈甚至同时代许多剧作家的成果；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划时代人物，但也有人指出他“集八代之成”的一面。

鲁迅的创作，取法中国古代传统处甚多，早有论者指出，不再重述。他的小说学习古典小说的讽刺艺术，他的杂文学习古代文体，他的诗歌取法古代诗人如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这个广泛吸收、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从他的读书生涯中，从他的文章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鲁迅的境遇与上述几位作家的境遇之不同点在于，但丁、莎士比亚和韩愈都在传统中找到了契合自己的东西。但丁在宗教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成就了自己的“新生”；莎士比亚在欧洲戏剧传统中成长，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氛围中浸润；韩愈倡导复古运动，其实质正是向古文传统的归依。鲁迅则在一个革命呼声很高的时代登上了文坛，他接受了来自与中国传统有巨大差异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我们说鲁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作品，其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作品同世界各国文学取得了共同的思想和语言，换言之，就是融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潮。

不过，在衡量本国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我们还要做细致的研究，必须同时注意各种因素，而不是过分强调一个方面。以往的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例如普实克指出，鲁迅早年的文言（小说）习作中也透露出他的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和杰出的创作才能，《怀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体现出淡化情节、加强抒情性等现代性；而且更进一步，他特别强调了鲁迅的个人素养和中国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位中国作家就已运用欧洲散文很晚才发现的写作手法。我想，由此可见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是一个逐渐吸收各种外国成分，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根本上是一个突变，是在外力激发下一个新结构的突然出现。这个结构完全不必与激发它产生的那种结构相类似，因为无法估量的个性和当地传统会起主要作用。”

鲁迅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杰出代表，在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异域文化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其实，这种创造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例如中华文化接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吸取了有益的营养，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因此丧失，反而出现了新的面貌，产生了新的经典作品。

如前所述，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他首先熟悉中国的文化典籍，后来才涉猎西方文化。这个前后顺序以往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鲁迅较少讲述自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但传统是生长在他的血脉里的。人们经常提及他的几种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以及大量的古籍整理成果。鲁迅在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中，表明他对优秀的古典作品是相当熟悉的，例如《诗经》中的优秀篇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时代离他较近的前辈作家，也就是研究者称之为他的“前驱者”的清末作家，为他提供了很多养分。这些前辈中有些虽然被他批判过，而批判本身正是一种学习过程。无论是用何种方式来对待传统，接受也好，反对也好，首先必须有一个学习过程。熟悉乃至精通传统，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批判。中国历史上有些貌似诋毁传统的人，也只是诋毁了所谓的“正统”，并非全盘否定。

鲁迅在用白话文写作之前曾大力实践复古主张，用很古的文言翻译外国作品，走了一段弯路。而反对学习古文，现在看来，是“五四”那个时代的偏颇。无论是骈文、古文还是白话文都可以用来表现新的和正确的思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用文言文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即全部用文言写成，说明鲁迅精通传统文化。在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中，他常常显得比对手更熟悉古典，很多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鲁迅并非不重视古典文化教育，他给友人的孩子开列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目，显示了他的视野之开阔、见识之雅正。

鲁迅青年时代就提出过健全的文化理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他一生的实践，总体上说，没有偏离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