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了经典的时代，还不一定能够产生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必须有足够修养的人，与时代的需要相激发。鲁迅正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具备了必要修养的人物。历史也就选择了他创造新文化的经典作品。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鲁迅所具备的创造经典作品的条件：首先要强调的，不是鲁迅的作品超越了时代，而要强调其忠实于时代。他的作品是现代的，因为他本人是现代人，具有现代思想。他必须首先获得先进的思想，才能以文学形式将这些思想表现出来。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他在青年时代就痛感民族的压迫和列强的欺凌。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情绪上很容易愤怒，性格上特别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容易造成心灵上的缺陷，或者自卑，或者自大，时而狂妄，时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最需要一种新的品格，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说的那种品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从青年时代就感佩他的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赞扬过家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在去世前不久还引用明末绍兴人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他的品格既不是麻木的，也不是疯狂的；既充满了义愤，又满怀正义感和同情心；既激情澎湃，又深沉稳健。

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养成，在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大的作用。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从事的事业，个人经历和时代遭遇两方面的结合是创造杰作的条件。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生遭遇极为痛苦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是独特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经历的巨大痛苦主要来自精神，是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他在北京前期就主要是这种痛苦的体验，但这个时期，也是他观察和积累的重要时期，没有这个时期，就没有后期的文学业绩。古代先贤，那些创造了经典作品的杰出作家都有类似的遭遇。例如黄庭坚说“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讲的正是个人经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生活中的磨难使两位作家的诗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古代先贤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与屈原和杜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那种因不得宠而表现的不平，没有盲目的忠君思想；他同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卑躬屈膝的行为。封建思想，或者说“奴性”，是处在“王纲解纽”时代的鲁迅所没有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对中国文学中的“温柔敦厚”和“不撄”的诗教进行批判，《摩罗诗力说》将外国作家、诗人同中国文人对比，呼唤中国出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

这是鲁迅留给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一种以“民族魂”这个响亮的光荣称号来标示的精神，正是他的经典性的基础。

不幸的个人经历，促使鲁迅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做深刻的思考。人们耳熟能详他在日本留学时写下的慷慨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还有他就读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他所写的几篇文言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他的思考在同时代人中显得敏锐和深刻。他既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不足，又意识到一味模仿西方人的弊端。所以，他提出了以建立“人国”为中心的想法，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注重民族健全性格的养成。

鲁迅的文学理想是为人生的，他是为中国的进步、民族性的改良而写作的。因此，他的作品成为指引国民前进的明灯。他的品格和修养决定了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而一个作家的经典性表现之一就是，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和集大成者。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革命性当然是充分的，但更重要的是对革命活动的深入思考，对革命活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社会腐败和落后的更深刻原因的探索，他的教育经历和文化修养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一方面，他有机会接触革命先贤的思想，树立救国救民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师承前辈，这些前辈在很多方面，包括国民性改造方面都有积极的探索和卓越的成绩。

中国传统为鲁迅提供了创作源泉，这包括经书，以及史书——野史与正史同样重要。他后来的一些小说，特别是《故事新编》，往往取材于青年时代阅读和辑录的古代典籍和笔记小说。

这些修养使鲁迅的心智达到成熟，而语言和文学成熟正是心智成熟的产物。心智成熟需要历史材料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获得，不但要沉潜于本民族历史中，更要研究本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从而使自己的历史意识觉醒。鲁迅就是在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看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鲁迅在日本时期的广泛学习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参照。例如，鲁迅小说表现的“反礼教”思想，本身并不新奇，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人反对儒家思想，出现了李贽这样杰出的思想家。鲁迅吸取外国思想，融合了进化论、个人主义、“超人”等学说，揭露了家族制度的弊害和传统思想吃人的残酷性。这完全是现代思想观照的结果——外国的传统为他提供了思考中国传统的参照。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生不停地向外国文学学习，他的翻译文字几乎和创作文字一样多，他的很多译文序跋记录了他广采博取外国文学的过程。他紧紧跟踪当时世界文学的状况，直到晚年，他还有强烈的意愿购读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他在辞谢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此话虽然有谦虚的成分，但也可以视为他广泛取法的心态的表露。

正是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学的创造性学习，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