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经典不是僵死和呆板的，经典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显示其创造性和常新性。鲁迅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动态过程。鲁迅笔下的形象，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出现，虽然时代不同，却仍有与当今社会对话的能力。经典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一般遇到了极大的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他们对应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努力值得我们借鉴。评估一下近几年有关鲁迅的争论，我们会看到，虽然有些争论有无聊炒作之嫌，但其中也不乏关乎中国文化前途的大问题。有些问题，因为鲁迅研究本身的薄弱，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开掘和阐发。例如，鲁迅改革和丰富中国语言的设想，其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弥补中国语文的不足的努力，关于主体性的思考，等等，都对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启发作用。

从鲁迅的作品来看他的经典性，是题中应有之义。鲁迅写作的出发点是为人生并要改良人生，他抱着启蒙主义思想，具有英雄主义情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的艺术修养具有多元性和前卫性。他对中国所处困境有极为深刻的认识，由此上升到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例如在描写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的《阿Q正传》中，阿Q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精神上十分无聊而且麻木，恰是中国人在20世纪初的绝望中普遍有的状态。经典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典型情景，这些情景是人类常常经历的感情和事件。鲁迅这部代表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表现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通过叙事角度的变换和反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主体意识。正如论者指出的：“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史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鲁迅这种深刻认识的能力，是一种高超的智慧，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在古代希腊这种智慧凝结在“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中，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则是“吾日三省吾身”。鲁迅首先是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他周围的人们，更进而认识他所在的社会，认识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他常常讽刺挖苦，显得十分尖刻，但他同时也不断深刻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严酷。他把这种认识能力和评判智慧运用到普遍的社会层面，而不是针对个人，也就是他所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这是智慧的最恰当的运用，这种被他的对手称为具有“刀笔吏”风的论辩文章，大大超越了他的同乡中比比皆是的舞文弄墨的师爷们，也超越了前辈乡贤如徐文长等作家。周作人曾说明绍兴（浙东）这种“师爷气”道：“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竭力向人民政府靠拢，以主流话语分析绍兴的师爷气道：“师爷虽是为世诟病，毕竟也是从人民中来的。他本身传受了师爷事业，其从父祖传下的土气息泥滋味还是存在，这也是可以注意的事。师爷笔法的成分从文的方面来的是法家的秋霜烈日的判断，腐化成为舞文弄墨的把戏，从人民方面来的是人生苦辛的经验，这近于道家的世故（特别是老子），为二者中的主要分子，可以成为人民的智慧。”

这种来自人民的高度成熟的智慧，正是经典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有一位外国批评者，从一些外围的材料入手，对鲁迅作品的经典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过于吹嘘鲁迅的作品，捧之为世界名著，甚至援引外国作家的评论甚至伪造外国名人的评论为鲁迅添彩，乃至虚荣心膨胀到竟想拿鲁迅的作品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准确，容或继续考证，这种批评的问题在于没有抓住实质，没有准确无误地指出鲁迅的作品本身的优长和缺点。文章所能明确说明的论点只是：外国作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作品的意义，鲁迅的经典价值并不需要外国名人甚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确定。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化的透彻理解、对民族劣根性的绝妙讽刺、对中国读者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对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外国作家难以完全欣赏和理解的，也是一个外国的批评者难以完全理解和准确评判的。

鲁迅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广泛试验，很多具有不可重复性。他既有吸取，又有创造。他反对林纾的古文译本小说，完成了从古文的规范向白话规范转化的任务，创造了新的小说体裁和语言。在学习西方手法的基础上，经过本土化内容和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了民族准则。例如，《阿Q正传》借鉴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两篇小说和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 《狂人日记》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及文风。李欧梵指出，鲁迅的小说十分独特，与同时代过分浪漫主义的、形式松散的作品相比，结构上是成熟和完美的，具有古典主义风范。他认为，“鲁迅的试验虽然并非每次都成功，但他的成功作品却深深证明了他的创造力，他能极具才华地把他的独创性的想法表现出来，能够极为巧妙地把他的思想或经验转化为创造性的艺术”：

仅仅把鲁迅各篇小说的试验开列出来，就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狂人日记》中，他将日记形式转变为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文本，后来的各篇又进行了各不相同的试验，如人物描写（《孔乙己》）、象征主义（《药》）、简短叙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风波》）、自传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Q正传》）。在后期更成熟的《彷徨》诸篇中，他又扩展了讽刺人物描写的反讽范围（《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离婚》），也扩展了在那些较抒情的篇章中感情和心理撞击的分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此外，他还试验了对日记形式的更具反讽意味的处理（《伤逝》）和一种完全没有情节的群众场面的电影镜头式的描绘（《示众》），还有对某种非正常心理的表现（《长明灯》《弟兄》）。

鲁迅的语言也具有成熟的品质，有丰富的包容性。我们说鲁迅的语言成熟，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而是要指明，鲁迅充分意识到中国语言的不严密和缺乏表达力，并一生致力于改造和丰富他的母语。他曾慨叹中国文字语法不精密，因此，连带思路不精密，他想通过学习古典文学，并通过翻译，甚至所谓“硬译”,“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可以说在探索语言方面，没有哪个现代作家像鲁迅这样用心尽力。

当然，衡量语言是否成熟，语言的复杂、句式的繁复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语言的目的首先是精确地表达思想感情的细微层次，其次才是更精细、更多样和更具有音乐性。鲁迅语言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而且表达法多样和繁复，使文本显出丰富的意义。例如，他善于用否定句式，文章中常出现“然而”“但”“虽然”“却”等转折词，往往在循环否定中使文章充满张力并达到意义的完足。他善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达思想，说明语言的成熟同思想的成熟和深刻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思想，多好的语言也是空谈，所谓流利也只不过是空洞的饶舌而已。

鲁迅的很多名篇佳作成为典范作品供青年学生学习，他的很多精彩论断成为人们不断引用的警句，乃至成为人们行为举止的座右铭。他以新的创造融入传统，为传统注入新的血液，从而增加了传统的丰富性和抵抗力。中国文学的传统接纳了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的鲁迅并不意味着成为历史，他有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他不但在中国读者中有号召力，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有认识价值。他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家品格，还在亚洲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韩国的思想界，就有民主革命的领袖把他看作精神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