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并非每个时代都能有产生文学经典的幸运。那么，鲁迅文学创作鼎盛期的“五四”时代是不是一个产生经典的时代呢？

“五四”新文学为人们留下了经典性的问题、经典性的作品和经典性的情境，为现代中国提供了经典文本。其影响直到今天还在作用于中国的知识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其中的著名人物，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在当时和后来的建树值得而且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承认这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把鲁迅誉为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大师，或比其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或径称之为孔夫子一样的圣人。“五四”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时代，换言之，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流派纷呈，主义繁多，以至于有人大声疾呼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果拿它同古代某一个时期比附的话，略同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后者也正是一个出现了思想繁荣和文学多样局面的时代。明人章学诚曾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而在“五四”时代，随着白话文的兴起，新文学全面开花，也是在各种文体上都进行尝试，而且很多都取得了成功。其中尤以鲁迅的创作成就最为显著，他在多种体裁（特别是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上都有开拓性的业绩。

社会动荡的时代并不影响经典的产生，反而可能会促使经典的出现。孔夫子，一位经典的创造者和整理者，恰恰在动荡时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是在国破家亡的惨痛中创造出经典作品的。

所谓“五四”时代，本是针对一场文化运动而言的。这场文化运动后来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有了“五四时代文学”这个称呼。这场文化上的革命运动有着难免偏激的态度，在新旧斗争中，往往过于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负面的东西，从而吹响了全盘否定的号角。这种态度，虽然作为一种所谓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比古代产生经典的时代，“五四”时期在时间的长度和范围的广泛方面显然还不够，还不足以产生十分丰富的文学作品。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鲁迅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升上文学天空，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作品。按一般的规律，一种文学主张刚刚提出，一种文体刚刚出现，还需要打磨润饰，还会有很多幼稚的作品出现，在与旧文学争夺阵地的斗争中还会出现多次反复。鲁迅是一个反常的例证，他的小说一开始就有了经典文本价值，创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迹。研究者常常对于这个事实感到惊奇，并努力探讨其中的奥妙。实际上，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是，文化经典在发生着转移和变化，旧的经典受到批判，而新的经典还没有出现。鲁迅的创作填补了空白。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不但后世的研究者和作家，就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无论是作为《新青年》核心人物的陈独秀、胡适，作为兄弟的周作人，还是作为后辈的茅盾，更有广大的普通读者，异口同声地对鲁迅一出手就显示出成熟的形态和经典的性质表现了毫无疑义的赞誉和钦服。茅盾评论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上去试验。”鲁迅并不是一个偏激的、漫无目的的、急不择路的开拓者，其作品技巧相当高超，非当时许多幼稚的作品可比。

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呐喊》刚出版不久，就有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开列“青年必读书”时将其列入，使其与《论语》《孟子》《庄子》等古典名著并列。有的在附言中特别对这部“当代经典”做了说明，例如吴曙天在介绍其祖父的意见时说：“他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现在每天还戴起眼镜来看书，他也读鲁迅先生的《呐喊》，他曾说《呐喊》陈义很高，我们小孩怕看不懂。”对新文学的成就，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别是作为新文学元典的经典价值。例如，胡适就建议在大学开设“新文学”科目，并请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去主持其事。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所拟的国文课程阅读材料中，首先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革命前的不成功译本尚且要受如此礼遇，更不要说他们创造的新文学经典了。

他不但评价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还把中国新文学描述为对明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他要说明的是，新文学不是凭空而来，它有自己的渊源和师承。

鲁迅的作品究竟有没有经典性，后代人更有发言权。经典性是接受者赋予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有的人认为这些篇章是经典性的，有很高的价值，有的人则认为另外一些篇章具有经典性。关于鲁迅的作品，我们以上举出的是正面的评价，当然还有很多否定的言论。有人说他的文章不成熟，是因为现代有了更多的实践，文学手段更加丰富，有了更大的成绩。但这不能作为否定鲁迅文学成就的借口。鲁迅的功绩已经铭刻在文学史上，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和成熟的技巧，对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不可磨灭。

鲁迅本人也在一些场合对自己曾经亲历并“以创作显示了实绩”的那场运动做了总结性的论述。

1927年，他应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到香港做了两次演讲，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篇是《无声的中国》。演讲中他仍然坚持着“五四”时代的思想，他强调新文学的现代性和进步性，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时，态度仍然很激烈。他为“五四”时期一些激进观点辩护，提醒人们注意其中含有的策略性。反传统并不是要割断传统，例如钱玄同说要废除汉字，结果并没有废除，但至少白话文站住脚了。后来有的研究者把鲁迅描写成激烈反传统的所谓偶像破坏者，其实他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看法并非一味偏激，对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并非一概否定。这篇演讲在表现他对当时香港的文化现象的不满之外，对自己旧日的功绩怀有爱恋是分明可以感知的。在与革命文学家的论争中，他的自谦背后隐藏的自负，他对狂妄的新一代的不满甚至蔑视，在他的文字中间常能看到。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这情形和当代青年作家把他称作“反动性不证自明”的“一块老石头”真是一种巧合。但中国文学的进步是那么慢，直到现在，要把鲁迅一脚踢开，正如鲁迅七十多年前所断言的，还“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因而仍免不了产生焦躁的情绪。

任何一种经典的生成过程都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但也有共同规律，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传统，一是反对传统。鲁迅正好经历了这两个阶段。而且是按照自然顺序，即先继承后反对，或者说，在继承中反对。因为继承和反对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并非分为两截。20世纪中叶以后，我们之所以在文化建设中出了一些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颠倒了顺序，服膺反传统思想，在文化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断加大破坏的力度，甚至否定一切，在意识到偏向以后才补课式地继承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