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现在韩愈的《原道》《送孟东野序》等文章和鲁迅的一些文章都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被学子们诵读。历史能不能用时间来纠正偏颇，或者把众多的偏颇合成一个正确，把多个片面的真理拼成一个完整的真理？更常见的情形是，我们仍然在根据个人的好恶承袭着、发展着某一种偏颇。鲁迅、周作人等人对韩愈的评价，在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这说明了，贬韩并不是在攻击传统，而是传统内部的争论，虽然在纠正偏颇的观点时又产生了新的偏颇。正如贬韩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一样，贬低鲁迅也是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将鲁迅和韩愈这样的大作家进行比较更显得必要。但此中似乎还有更值得探讨的所在。例如，中国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变化问题。语言是文学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因素。韩愈在语言上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的很多精警的句子周氏兄弟使用过，至今还被我们使用着。鲁迅和周作人晚年对汉语特点都有认真的思考，前者写了《门外文谈》，后者撰有《十山笔谈》，对丰富和发展汉语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实是一个比载道和言志问题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本文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是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陈寅恪把韩愈视为一个维护中华文化的英雄，与他本人晚年思想状态有关。他把自己的文化理想倾注在韩愈身上。而他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的执着精神，在全球化大潮涌动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人在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人格时，往往以郭沫若为反面典型，而以鲁迅与之相对。鲁迅既与郭沫若有恩怨，陈寅恪不满他的趋时，周作人对其行为也颇有微词，似乎郭沫若连韩愈也不如了。但我们必须注意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研究古代历史人物时有褒贬的自由，但对鲁迅的巨大声誉就不能有异议；他可以任意批判古人，但必须五体投地崇拜今人；不但要崇拜文学家，而且更要崇拜政治家。他在《李白与杜甫》中批评李白道：“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这论述是客观公正的，但他自己后来又免不了蹈此覆辙，也成了讥刺对象。

比较虽不能完全契合对应，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杰出人物之间进行比较。不但不同国家的作家，就是同一国家的、同时代的或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值得比较。作家之间相互赞许和批评，也能透露出一些文化史的深层问题。外国如托尔斯泰非难莎士比亚，中国古代如元微之的扬杜抑李、苏东坡的钦赞韩愈，现代的郭沫若对鲁迅态度的前后变化、鲁迅与茅盾的关系等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