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千百年来，韩愈所受赞扬和攻击，起伏消长，从未停歇。虽然韩愈常被认为是开宋代新儒学先河的人物，但宋人却并不一味赞颂他。王安石嘲笑韩愈的诗很有名：“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程颐讥讽他道：“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学倒了。”朱熹在韩愈文章解说和考证方面很下过功夫，著有《昌黎先生集考异》，但对韩愈也不无微词，如说“退之所原之道，未见探讨服行之效也”，是“无头学问”。还说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对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明代大儒王阳明说：“退之，文人之雄耳。”只称许他的文，并不赞佩他的学问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攻击韩愈最有力者当推章士钊。他的《柳文指要》是一本尊柳抑韩的著作，其第六卷《第韩》集中火力攻击韩愈。

章士钊诋韩，有时代氛围的影响，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产生的背景略有相似之处。郭沫若不满于杜甫崇拜而为李白辩护，章士钊不满韩愈取得的地位，起而为柳宗元鸣不平。他指出：“韩为千年来文统偶像，道路以目，无敢谁何？中间复出眉山大苏，自进为护身韦陀。为韩辩护，遮掩丑迹。”

章士钊著作中着力批判韩愈的专制思想，本是那个时代的主导话语，不足为奇。他在《辟韩余论》一节中述说自己的著书本旨和现实意义道：“看到传统思想之惰力，犹未消散以尽，从来轩韩轾柳尊君抑民之复辟意向，恍若蠢蠢思动，遏制新机……解放十六年来，陆续发行之杂志论文，及专题著述，吾略略加以浏览，即发见为韩回护之文不少。窃思吾人于韩，并无先天仇恨，且有关文学上之成就，亦无意加以抹杀，惟吾民国也，彻底革命后人民协商共同创立之民国也。夫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旨在自卫卫国，而不在单独事上……倘不如上意则受诛，如退之言，民亦为上之俎上肉耳，退之直仇民耳，将古来历代相传或成或败之农民革命，以及近代中国源源不绝之工人罢工，吾人应予以何种历史价值也乎？由此看来，退之所谓道，不能不加以严格批判，退之之文与学，亦断不能无差别而滥予接受，此固非为柳子厚与韩退之争一日之短长也已。”他是不是有感于当时政治上已经火热的个人崇拜而发这样的议论？内情现已无可探究。章士钊著作的优点之一是能举出实例，证明韩文的不足之处。但其中也颇有诛心之论，如说韩愈的赠序中大多怀有阴谋，《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千古第一恶札，显示其恶劣人品，等等，虽然苛刻，但总算是很扎实细致的研究成果，是细读柳文并参较韩文发现的问题。

对韩愈评价最低的时期是批儒评法时期，自封继承道统的韩愈正好被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20世纪30年代该书初版中对韩愈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在1973—1976年出版的第三次修改本里（篇幅大为扩充），每论一个作家，总要先论定是儒家还是法家。而韩愈这位“大儒”在书中却只占了一小节，还附属于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法家柳宗元一章（第七章“柳宗元与古文运动”）之末。其评价多为贬低之词，虽然也貌似一分为二地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如：“（韩愈）思想内部，还存在一些非儒家的矛盾，同时在其仕途中，也遭受到一些压制和挫折，所以某些时期，他也能够写出少数较好的作品。”但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又特别从人品上立论，把韩愈说成趣味恶俗、令人厌恶的人，如：“韩愈不但爱官如命，也爱钱如命……不但自己爱官爱钱，对他的两个儿子，他也大力灌输富贵功名和读书做官的腐朽思想。”

直到现在，褒韩贬韩的争论还在继续。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的思想家评传丛书《韩愈评传》，就出现了几位著者在韩愈评价上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最后贬韩的一方占了上风。稿件被删改了的一方又将自己的原稿出版，并在后记中大发怨气。道德人品在作家研究中显得相当重要，有时竟成了一切问题的关捩点。贬韩者几乎无例外地牵涉到韩愈的人品。韩愈的教子以利禄、上书求官乞怜等，屡屡被批评者翻旧账，描成丑态加以讥嘲。

与此类似，攻击鲁迅的人也不断尝试从道德人品上做文章。例如鲁迅逝世后不久，苏雪林就这样评价道：“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不但如此，鲁迅还有通谋敌国的嫌疑：“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鲁迅）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状，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

直到今天，此类论调仍时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