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略述

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历史很悠久也很吸引人的话题。鲁迅和周作人“五四”前后即得文名，文化界将两兄弟并称。后来两兄弟失睦，永不相见，不但并不减少，甚至还刺激了人们对两兄弟的比较研究。及至周作人投敌叛国，使两兄弟的历史地位有了极大的差异。虽然仍有许多比较研究文章，但天平却大大倾斜，也多是将周作人尽力贬低，以衬托鲁迅的高大和完美。周作人几乎丧失了同乃兄相比的资格。这种局面持续了很多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禁区的开放，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渐渐被研究界重视了。

因为研究鲁迅的需要，也因为有人曾试图为周作人翻案，而在研究周作人人生历程时又必然要涉及鲁迅，所以，两兄弟比较研究又趋繁盛起来。的确，两兄弟之间很有可比性：学识修养很近似，但结局迥异；名声都很高，但一个长期被誉为完美的圣人，一个则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被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之初，周作人研究在经过了长期沉寂以后，由于资料的缺乏，自然先有一个材料积累和梳理的阶段。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如李景彬的《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文章重点强调兄弟之间的差异，即便在幼年时代，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明显不同，更不要说留学时期至“五四”以后了。周作人逃避斗争，先是当了逃兵，后来做了叛将。李文的结论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其芳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周作人不认同革命事业，没有同广大人民一同前进，是时代的落伍者。

钱理群的文章《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稍稍改变了此前对周作人的评价的基调，注意到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性，体谅他本人在探索道路上的种种艰辛。作者比较说，鲁迅的道路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和深刻性，而周作人的道路则表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文章并没有突破长期以来主导学术界的政治理论框架。对于周作人的研究总有一种预设的尺度。1987年11月召开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从会议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可以略知当时学术话语的主调，如《潮汐有信 沉浮无情——论鲁迅、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独立擎天的红桧与摇摆弯腰的杨柳——鲁迅与周作人思想文学比较论》等等。

80年代出现的不少文章，除了比较鲁迅和周作人的不同道路外，对他们的散文等方面的成就也做了比较研究，虽然并没有脱离政治主宰思维模式的影响。例如李景彬的论文《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就把周作人的散文看成闲适和消极思想的载体，而较少注意周作人创作中的积极因素。

简单和武断还表现在对兄弟失和起因的研究上。周作人思想的落后，导致他同鲁迅分手，又导致他后来政治上的落后；或者说，他因为不听从长兄的帮助和劝告，最终导致失足落水。这是当时研究的基本思路。这当然也要归因于研究者还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但也不容讳言，研究者过于强调两兄弟的差异，而忽略了他们的共同点。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如周作人日记（及现代其他作家的日记书信）的出版，当时人、当事者回忆录的发表等，研究者有了更为充分的材料作为依据。舒芜的几篇叙述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关系的文章，是对这些资料较为全面的整理，可以视为比较研究的基础材料。即便是周作人攻击鲁迅的言论，系统整理出来，对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此外，这方面还应该一提的是祝肖因的《周作人早期日记与鲁迅研究》和赵英的《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始末》，两篇文章在时间上都早于舒芜的系列文章，前者以大量的材料，证明周作人为鲁迅研究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在其旧日记里保存了相当丰富的鲁迅青年时代活动的记录和鲁迅早期的诗文；后者试图对两兄弟关系做全面的考察。

有关鲁迅和周作人比较研究的专著，80年代已有李景彬的《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该书严格地说是一本论文集，分成几个专题，比较了两兄弟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两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比较了“五四”以来形成的鲁迅的战斗杂文与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这两种互相对峙的散文风格和流派，比较了两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和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论的演变。作者往往把两人置于对立的两极，从章节标题中可以分明看出，例如“‘莱谟斯’和‘罗谟鲁斯’”“伟大的叛逆与平庸的‘流氓’”“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等等，而缺少对两人的异中之同的细致分析。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当时的文化思想氛围，只允许强调两人的相异点。作者无法完全摆脱此种时代风尚。接下来是孙郁1997年出版的专著《鲁迅与周作人》，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两兄弟的思想、性格、文学成就和影响等，其中有很多独到的感悟，而且态度较为公允，更多同情体贴，避免了任意拔高和贬低。

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和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展开，比较研究也更加具体；而且研究者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不但在两兄弟比较方面更加深入，而且还把他们放在新文学的大背景下，同其他文学家进行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较有分量的论文：《论周氏兄弟的新诗》《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与日本文坛》《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观比较研究》《两种美学矛盾观的对立和互补——鲁迅、周作人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崇高与和谐：鲁迅、周作人迥异的审美选择》《周氏兄弟的象征观》《周氏兄弟的文学史》……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两兄弟文学思想发展道路的相同或不同轨迹。同时，也出现一些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两兄弟异同的论文，如《日本白桦派作家对鲁迅、周作人影响关系新辨》着重讨论两兄弟接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差异，以及他们的日本文化观的异同；《故乡之思：一种精神现象的文化解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比较》，探讨了两兄弟“故乡感”的异同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周作人、胡适比较》，探讨了两人（以及胡适）民俗观的异同。关于鲁迅、周作人翻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又很难措手的领域，单独的研究既不多，比较研究的论文更为少见。张铁荣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比较了两兄弟所走的不同的翻译道路，追踪他们翻译观变化的轨迹，其中一些观点颇能给人启发，如说周作人后期改变了翻译直接为现实服务的译学理论，转向对名著的翻译即“为书而翻译”；鲁迅因时代的影响，离开日本文学而转向俄苏文学，关心社会人生，吸纳新思潮等。文章还指出，他们的日本文学翻译虽然不同，却都能“让我们感受日本文化的同时，还能分别体会出那种强烈的鲁迅风和淡雅的知堂风”，因为翻译中“有一半是创作”。杨联芬的《〈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从清末民初文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在新文学发展中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的作用。这种翻译观念和文学史角度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我们更愿意看到具体的翻译作品的比较研究。

周氏兄弟比较研究给我们以下的启示：

第一，比较研究的进步表现在对周作人的客观评价上，研究者在渐渐增加同情理解。一味斥责他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论者越来越少了。周作人后来背上了大汉奸的罪名，被褫夺了公民权。应得的惩罚他自然必须领受，但不能把一切污水都泼到他身上。比较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足之处，多起因于对周作人的偏颇看法。这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和教训：论人一定要顾及全面，不能因为后期的错误就连带否定其前期业绩。因此，比较研究中应该特别注意因外在因素而产生的巨大反差。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完美形象对周作人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在鲁迅形象的参照下，周作人的一切都好像出了问题，使比较难以做到不偏不倚。这就要求研究者摆正心态，把研究对象做平视而不是仰视看待。应该把鲁迅看作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而不是唯一。现在，研究者加强了这种意识，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能给予适当的评价，其中自然也包括周作人。

第二，比较是为了更准确全面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比高下，特别是在文学研究中。过去周氏兄弟比较研究中的一些成果，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文学史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李杜、韩柳优劣论。文学史上，或者褒李贬杜，或者扬韩抑柳，各有一班人呐喊助威。在周氏兄弟比较研究中，过去有褒鲁贬周一边倒的现象，人们习以为常。但如果反过来，有人在某些方面褒周贬鲁，马上就会引起舆论喧哗，招致攻击。其实，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因为审美眼光的差异，偏爱自然难免，但只要有理有据，不妨各自发表意见。文学研究不是排座次、争高下、逞意气。何况在许多方面，肯定了周作人，并不意味着贬低鲁迅。

第三，应该完整地掌握资料。有些论断之所以有偏向，缺乏说服力，是因为在没有充分掌握资料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当然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归咎于研究者，目前还有很多资料如周作人的书信和日记没有出版。有一点值得注意，亲友的回忆文字虽然颇有参考价值，但也需要认真辨别。恩怨梗于胸中，又受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第四，比较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较少触及的领域。对他们之间的分别，或者说对他们各自的独特性，还缺乏足够的分析。作为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译文的异同和得失如何，作为语言大师，他们的文风有何差异，也是着墨不多的题目，比较研究正可大有作为。过去，因为兄弟文章署名问题引发的争论，研究者们颇费了一番阅读和校勘的功夫，在不知道周作人实际上早已指明了篇目的情况下，只好从语言和文风上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么一逼迫，倒是个提醒：周氏兄弟比较研究还需要努力向细微处开掘。

2004年10月于北京

（原载《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