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边疆学派的“安全活塞”理论

引言

边疆学派是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和经济史学解释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流派。这个学派所提出的“安全活塞”理论，对美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有过重要影响，它的主要论点是：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曾经是调节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使美国社会保持谐调的“安全活塞”，它“滋育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帮助了民主的传播，经常培育着拓荒者的自信心和个人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机会，它对于东部许多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它发展了发明才能和活动力——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土地”。

作为一种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理论，“边疆—安全活塞”理论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即一国国内广阔的待开发土地的存在将如何影响本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这一理论迄今仍在继续扩大其影响。目前，它已经不仅仅被用来解释美国历史，而且还被广泛用于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阐述，因为据说所有这些地区的特征都是“永久性的大城市加上永久性的内地”，也就是说，这些地区都存在着辽阔广大的“边疆”。例如有的著作中就这样写道：“有代表性的美国的边疆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其他地区也有相同之处。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中看到其中若干表现；另一些表现则可发现于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区”；“澳大利亚边疆的影响毫无疑问地证明着”这种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理论的“正确”。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准备对美国资产阶级边疆学派中的“安全活塞”理论进行评论，即着重评论它的三个基本的论点：

一、“边疆是穷人的天堂”，“边疆”为每一个受压迫的人开放了“经济平等”的机会；

二、“边疆”使美国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它保障了美国工人的“高”工资水平；

三、“边疆”使美国社会“和谐地”、“无冲突地”发展。

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边疆—安全活塞”论者提出的“直接安全活塞作用”、“间接安全活塞作用”和“心理安全活塞作用”。

一、“边疆—安全活塞”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边疆学派的形成和“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出现是和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烈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名字分不开的。尽管在特纳以前，在资产阶级政治界和学术界人士中已经有一些人提到过“边疆”问题，“安全活塞”这个名词在19世纪中叶就被使用过，尽管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劳里亚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边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表述过看法，但特纳却把它提到一种历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概括，予以系统化，并由此得出美国社会发展例外性的结论。特纳，作为边疆学派的奠基人，他的下面这段话表明了他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迄至我们此时为止，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拓殖大西方的历史。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它的不断后退，以及美国居民地区的西进，说明了美国的发展。”所谓边疆，实际上也就是指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一片自由土地而言。既然广大自由土地的长期存在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特征，那么按照特纳的看法，美国的发展道路自然应当是一条特殊的道路，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然应当是一种特殊的、例外的结构了。所以特纳写道：“美国民主制度并非产生自理论家的梦想；它并不是被萨拉·康士坦特号带到弗吉尼亚来的，也不是被五月花号带到普里茅斯来的。它来自美洲的森林，每当它接触到一个新的边疆就获得了新的力量。不是宪法，而是自由土地以及向有能力的民族敞开的丰富自然资源，在这个民族占据这个国土的三世纪内造成了美国的民主社会形式。”至于自由土地在长时期的经济生活中，则起着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经济发展的“安全活塞”作用，因为在特纳看来，“在这个广大地区的几乎免费的土地不仅仅吸引移民，而且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开辟自己谋生之道的机会。旷野一直为穷人、不满现状的人、受压迫的人敞开逃生之路。如果东部的社会状况趋于固定，阿利根尼山脉的那一边却有自由”。特纳正是这样表述了他的“边疆—安全活塞”理论。

特纳的这一套看法最初是在1889年发表的。他在评论西奥多·罗斯福的《西部的占领》时就已肯定指出向西扩张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接着，他在1892年11月发表的《美国史上的问题》一文中，不仅重复了向西扩张的重要性的见解，并且还第一次提出美国社会结构因边疆而例外发展的论点。但更重要的是他在1893年7月于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提出的报告《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性》。他在这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边疆理论，扩大了影响，使他的观点受到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们的重视，并被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所同意和采纳。通过一批赞同他的看法的人，再加上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时所教出来的一批学生，从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的边疆学派。这个边疆学派是作为在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占正统地位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历史学家观点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当时在东部历史学家中，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海尔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他（同其他许多东部历史学家一样）在留学德国时显然受了德国历史学界的影响，他在研究中竭力寻找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相似性，并认为美国社会的一切因素和制度均可溯源于欧洲和英国，甚至溯源于中世纪德国。而在解释美国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时，东部历史学家们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英格兰的政治组织和工厂制度。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史学，虽然它对东部工业资产阶级的作用竭尽夸大之能事，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还不至于全盘抹煞，对于美国的发展并未予以例外的解释，而特纳和边疆学派却认为直到自由土地存在时为止，美国社会是和谐的，对抗是潜在的，个人利益是得到保障的，从而美国社会是不同于西欧的例外的社会。

就特纳本人的学术活动而言，也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前面已经提到，特纳曾经受到意大利经济学家劳里亚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边疆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劳里亚的启发。要知道，劳里亚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之列的，他用“移民开发”来解释欧洲社会的发展，并且强调历史上的阶级调和，并以个人意志作为社会的推动力。历史学派的这些观点也反映于特纳的著作中。当然，特纳所受的历史学派影响不是形式上的，特纳既不是历史叙述者，也不是历史编纂家。“他的一切发表的论著中，如果说有五页直截了当的记事，谁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著作基本上全是描述性的、阐释性的、解说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特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史学的领域，边疆学派的影响也就大大超过了东部历史学家们曾经有过的影响。聚集在边疆学派之下的，不仅有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而且有经济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地理学家。在论证“安全活塞”这个问题上，自由土地的作用也往往同工资水平、就业人数、资本集约程度、劳动生产率、利润率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安全活塞”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安全活塞”问题还同政府的政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边疆理论成了直接论证某一具体政策或反对另一具体政策的依据，“边疆”、“安全活塞”也变成了美国资产阶级政界人士的时髦词汇。这一切正如美国学者比林顿所说，特纳的文章“产生了历史学的‘边疆学派’……他的假说不是转变为对美国史的某一种解释，而是转变为唯一的一种解释。在一个世代之内，美国人曾这样受到边疆理论的教导，因而后者支配了历史学界，改变了对文献的研究，并被政府政策的每一次改变的建议者用来证明自己的革新的正确性”。于是特纳在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受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推崇。

问题是：为什么特纳及其边疆学派竟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为什么“安全活塞”理论会如此风靡一时呢?为什么特纳的边疆理论一发表竟如此受到重视，以至于能使“全部美国历史根据它重新改写”，并且美国历史学会竟被称作唱出同一个调调的“大特纳联盟”呢?答案是清楚的：边疆学派的“安全活塞”理论适合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特纳的主要著作《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性》发表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80—90年代正是加速向帝国主义过渡、垄断日益形成的时代。美国工农业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上原来就存在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进入了高潮。恩格斯在1886年写道：美国“稳定”的幻想已经破灭，“世界上这个最后的‘资产阶级乐园’正在迅速变成一个‘炼狱’……”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特纳对这种新的形势并不讳言。他的边疆理论就是针对这种新形势而制定的。什么是美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呢?他认为就是“曾经年复一年地增强美国民主影响”的边疆，即“自由土地的供给耗竭了，作为美国发展的有利因素的西进运动结束了”。换句话说，“在我们面前，以前那种向有志者敞开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安全活塞已不再存在”。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现在美国各个政党日益在涉及社会主义问题的各个争论点对峙起来”。把社会主义看做一种“严重的不幸”，这不是特纳一人的看法，而是反映了当时美国统治阶级对形势的焦虑。

面对着这些新的形势，在美国统治阶级看来，特纳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已不符合需要了，因为随着国内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强调美国和西欧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和相似性，而是要论证美国不同于西欧发展的特殊性和例外性，需要的不是叙述美国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而是要提出“纠正”当前“社会灾祸”的方案。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特纳的“边疆—安全活塞”理论正是在这一方面被看中了，因为它作为一种史学理论，对过去，它用“安全活塞”的存在解释了美国历史的和谐发展；对目前，它把严重的美国社会问题推给了自然资源，推给了自由土地，推给了“安全活塞”的作用程度；对未来，边疆的消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西部的影响所标志的时代的结束，带来新的社会调整问题，带来斟酌我们往日的理想和今日的需要的新要求”。这就是特纳学说产生和流行的背景。

二、“边疆—安全活塞”论的怀疑派及其根本缺点

在特纳的边疆学派形成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安全活塞”理论基本上不曾受到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批评。异议是在30年代内开始出现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它使美国社会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工厂、银行纷纷倒闭，农场破产，大批失业者被抛在街头，高涨的阶级斗争，以及危机以后多年的特种萧条，这些都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于“边疆—安全活塞”理论所论述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谐调和稳定状态感到困惑不解。难道美国的资本主义当真是例外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吗?如果是例外的，为什么危机使美国遭受的振荡不但不轻于西欧，反而重于西欧呢?为什么美国在危机期间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问题呢?他们认为美国发展的例外性被夸大了，或者认为美国的例外发展并不取决于自由土地的存在与否。他们怀疑把边疆当做所谓“安全活塞”来解释美国社会发展能否自圆其说，怀疑这种“安全活塞”的作用是否大到足以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局面。总之，他们认为“安全活塞”理论与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不相符合，他们要求对“边疆神话重新作一番估价”。

怀疑派从30年代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安全活塞”理论提出批评意见。其中，影响较大并且出现较早的有戴维逊和古德里治、香侬、凯恩、丹贺夫等人的著作。怀疑派的各个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到西部去并不容易。据估算，19世纪50年代在西部建立一个农场大约要1000美元。这笔费用是很昂贵的，大部分东部工人难以靠工资收入积蓄下建立农场的费用。并且即使他积蓄了这笔钱，他也缺乏必要的农业知识。何况，对城市生活的留恋和习惯力量使他难以离开东部前往西部务农。

第二，移居西部的主要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据统计，移入西部的工人人数很少，大多数是农民，而在农民中，连佃农和农业工人都不多，多半是农场主。并且这种迁移是逐渐的、较短距离的、相邻各州间移动的，从东部直接地、长距离地进入边疆的人只是例外。既然如此，边疆就不可能作为东部城市的“安全活塞”而起作用。

第三，向西部的迁徙主要是在繁荣时期，而不是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只是在繁荣时期，想移居西部的人才能弄到一大笔钱，并且事实上，公地的出售数额和边疆线的推进在繁荣时期要比萧条时期大得多。所以边疆不曾，而且也不可能有助于缓和东部的危机。

怀疑派的一系列论点基本上是从专门经济史（农业史、土地政策史、移民史、地方经济史等）的研究中提出来的，并且都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统计资料作为佐证，因此他们的批评意见并不是不可信的。但“安全活塞”论是否因此就被他们粉碎了呢?或者如怀疑派主要人物香侬所说，这种学说已被击毙，而只剩下一具尸体了呢?这样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安全活塞”论怀疑派本身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史学的狭隘范围，他们所争论的只是一些次要的、枝节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论断，“安全活塞”理论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它存在着若干漏洞，因此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一般说来，他们所怀疑的只是：由“安全活塞”论能否导引出美国例外性的结论，而不是“安全活塞”论借以立足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原则能否成立。他们所指摘的只是“安全活塞”论的片面性，是把边疆或自由土地的作用“过分理想化”而已。无怪乎有的批评者在反驳“安全活塞”论的同时，仍未离开特纳的美国例外论的前提，有的批评者在指出特纳的错误的自然环境论之后，自己也陷入同样的谬误之中，有的批评者被非本质的问题纠缠住了，自己也陷于矛盾的境地，还有的批评者由于不了解“安全活塞”论的实质，而把一切注意到自由土地并主张加以利用的人都归入“边疆—安全活塞”论一派，与特纳相提并论。

怀疑派的这种根本缺点阻碍了他们对“安全活塞”理论进行有效的反驳，并且也削弱了他们提出的论点中所包含的某些正确成分的说服力。

三、“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性质

特纳考察美国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就是强调所谓“开拓者精神”：“这个国家是在开拓者精神之下形成的。”“开拓者精神”也就是他所鼓吹的“发现理想”。他写道：“构成美国精神和美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的”，“首先，是发现理想，是开辟新道路的有胆量的决心，是对于这样一种教条的漠视，即认为一种制度或一种情况既已存在，它就必须继续保持下来”。至于“开拓者精神"或“发现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特纳毫不掩饰地说：“开拓者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征服的理想。”要征服和已被征服的对象除了高山密林而外，“还有一个凶恶的野蛮人种，这一切都必然会被遭遇到，必须击败它们”。这些引文清楚说明了特纳是以这样一种思想来建立他分析美国历史的基本原则的。

在特纳的理论中，美国西部和向西扩张过程被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美国人民同西部打交道的经验的产物”。并且，“西部就是机会的另一个名称。这里有矿藏可以被夺取，有肥沃的河谷可以被占据，一切自然资源都向最机灵的人、最勇敢的人敞开着”。换句话说，西部是一个“不受旧社会秩序或政府的科学管理的限制所阻碍的旷野”。于是，在“开拓者精神”或“发现理想”的支配下，西部迁入了移民，西部被开发出来，而由于“开拓者需要沿岸的商品，所以开始了一系列对全国范围发生有力影响的国内改进措施和铁路立法。对于国内改进措施展开了大辩论，重大的宪制问题在这时得到了讨论”。特纳的所谓边疆重要性的学说正是以此为根据的。

那么，向西扩张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在特纳的笔下，向西扩张过程，即“开拓者精神”和“发现理想”的具体实现过程，被描写成平静的迁移过程。他说：“……西部的占领是在一系列波浪形中推进的：皮毛商人寻找印第安人；随着皮毛商人而来的是边疆居民，他们的家畜靠着天然的牧草和树林里的橡实饲养；依次而来的是原始农业的潮流，再接着就是较为集约的农业经营和城市生活。当旅行者从边疆来到东部的时候，他所目击的就是所有这些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批又一批去占领西部的人，“知道自己社会的机动性，并以此自豪。他们同过去决裂，想去创造比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更完美的、更适合人类生活的、更有益于普通人的东西”。通过特纳的描述，向西扩张和占领西部变成一种“富于理想的”、单纯开发土地的过程了。对印第安人的野蛮屠杀、驱逐和掠夺的历史，被抛在一边，代替这一切的，是“创造性的”开拓精神，是决定美国例外发展的“革新性”，而历史上存在的这种“发现理想”，如今“正生气勃然，不会被压抑下去”。边疆学派所维护的和要求保持的，不是别的，正是这样一种传统。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纳对于占领西部过程的暴力事件不能完全不提。但即使在提到这些场合时，他不但称赞美国政府的军事征讨在“决定移民线位置方面的作用”，称赞军事要塞对于打开印第安人区域的大门所具有的意义，认为军事要塞是“移民区的核心”，而且他还这样写道：“印第安人是一种普遍的危险，因此需要一致行动……就这方面来说，可以提到边疆从那时迄至今日作为军事训练学校的重要性，它使对于侵略的抵抗力量保持下来，并发扬着边疆居民的顽强不屈和刚毅的品质。”

既然“开拓者精神”和“发现理想”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那么按照特纳的看法，在美国当时已经建立的大资本的统治，也无非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而已。特纳论证的步骤是：由于“发现理想”的精神支配力量，推动了向西迁移；由于西部的开放，人人获得了平等的机会；由于机会的平等，个人的“开拓精神”又可以进一步施展，从而导致大资本的形成。因此他写道：“当西进初期如此显著的边疆个人主义被当做一种理想的时候，这些彼此竞争的个人，这些同越来越辽阔的地区、同越来越广泛的问题发生纠葛的个人，日益发现有必要在最强者领导之下联合起来。这就是杰出的工业首领兴起的原因，他们的天才集中了控制国内基本资源的资本。”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糖业大王克劳斯·斯普列克尔斯、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按照特纳的解释，都是这样兴起的，都是“发现理想”的体现，都是“在民主社会中间受过陶冶”的“民主条件的产物”。边疆学派这种论点之所以受到美国统治阶级欢迎，其道理正在于此。

在了解了特纳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以后，“边疆—安全活塞”这种理论的本质也就不言自明了。把“边疆”，即广大的自由土地视作美国社会的“安全活塞”，把西部看成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谐调”的主要因素，其出发点同样是所谓“开拓者精神”和“发现理想”。特纳的看法是：“开拓者精神”引起了向西部自由土地的迁移，而“这些自由土地促进了个人主义、经济平等、自由进取心、民主政治”。“开拓者精神”和自由土地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由于在“开拓者精神”支配下所开发的自由土地是为“人人敞开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社会流动性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所以“自由土地的意义就是自由的机会”。特纳由此进一步推论道：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可供人们自由取得，“只要一个人稍许努力就能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在那里可以参加按自己理想建立自由城市和自由州的工作，那么谁还情愿留在受法律压制的环境内呢?”一切受压迫的人都尽可能离开受压迫的地方，成为不受压迫的人了。在原先存在压迫的地方，社会关系“缓和”下来了。这种“安定”的局面是谁赐给的呢?“安全活塞”论归结为：这是“边疆”的恩赐，这是“开拓者精神”的恩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西部的开拓，没有“边疆”，没有“安全活塞”，也就没有美国社会和谐的发展。

四、“边疆—安全活塞”论的基本论点

（一）关于“边疆是穷人的天堂”的论点

现在我们进而剖析特纳的最重要的一个论点：“边疆”为每一个受压迫的穷人提供了自由平等的机会，它是“穷人的天堂”。特纳的这个论点在整个边疆学派看来是“经典性的”、不可动摇的。帕克森在特纳的启示下，对这个论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写道：“当边疆仍然存在时，它是阻止社会压迫或阶级对抗达到危险点的社会安全活塞。农场土地不仅在美国西部边缘，而且在每一个州都是免费的或廉价的。土地的丰裕使一代又一代扩大移居地区和建造新房屋。对社会不满的人不可能变得人数众多或成为不祥的分子。任何神智健全并有运气的青年都有希望在30岁以前变成独立的农场主，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形成受压迫的下层阶级。”屈林布尔甚至把这个论点发挥到如此程度：“也许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公地时代的美国的普通人民那样容易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论点进行剖析。

问题应当从正确理解自由土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发展最初只限于东海岸十三州，后来才逐步西移，直达太平洋沿岸。广大的、未确立土地私有权的自由土地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考察美国历史时，如果忽略了自由土地使劳动供求规律被破坏的情况，那是不正确的。但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考察自由土地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时，并没有由此得出这将给劳动人民带来普遍幸福，将消除人对人的剥削的结论。因此，当侨居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克利盖提出平分美国自由土地（即把工资雇佣劳动者全部转化为小农）的计划时，马克思着重指出：“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在平分土地和普遍转化的条件下尚且如此，那么在转化的现实性远远小于转化的可能性的美国实际情况下，则更不必说了。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时这样问道：固然在美国比较容易得到土地，“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随之而起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在美国却比任何其他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美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表明，尽管自由土地长时期存在，但工资雇佣劳动者转化为独立生产者的可能性并非始终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究竟有多大比重的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转化为独立生产者，绝不仅仅取决于自由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社会性的条件。首先，这取决于作为资产阶级意志执行者的国家机器的土地政策。尽管自由土地存在着，但这些土地为哪一个阶级开放呢?它可能成为哪一个阶级的财产呢?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劳动者，那么即使在自由土地存在的条件下，工资雇佣劳动者向独立生产者的转化仍是受到限制的。关于这一点，“边疆—安全活塞”论的怀疑派通过对美国土地政策史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可信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在1862年宅地法公布前，政府收取的地价太高了，超过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从政府手中购买大块土地的只是商人和投机家。而从1862年的宅地法和以后公布的另一些专门法令中得到好处的仍然是大资本家及其公司，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其次，工资雇佣劳动者向独立生产者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资本统治的强度。当大多数移入美国的人口一上岸后，就因为种种原因受到资本的束缚，事实上不可能自由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19世纪前，资本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劳动力，往往利用强制性的契约使工资雇佣劳动者不能任意摆脱剥削。19世纪以后，契约劳动制度虽然逐渐被废止，但在移民不断流入的情形下，注6资本通过经济关系对在业工人的统治加强起来。在业工人为了保持现有的劳动位置，不得不屈从资本的压力，而不愿轻易地放弃现有的职业，到西部去加入冒险者的行列。第三，随着“边疆”的逐渐向西移动，即使仍然存在着工资雇佣劳动者向独立生产者转化的可能性，转化的条件必然变得日益困难。“边疆—安全活塞”论怀疑派关于从东部到“边疆”所需旅费数额越来越大的论述，关于“边疆”越来越西移，从而西部边区生活方式与东部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断言，就这个意义而言，是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的。因此，越到后来，即使那些想离开东部的人也只好放弃这种打算，甘愿留在东部寻找工作，或者只到“并不太远”的较西地区去碰碰运气。可见，正因为由工资雇佣者向独立生产者的转化实际上因上述三个条件而日益受到阻碍，所以美国西部不是向任何劳动者开放的区域。

注6： 欧洲移往美国的人数增加的速度及其总额是惊人的：

参看汤玛斯（B.Thomas）：《移民和经济增长》（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12页。

西部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到1890年6月30日止，只有372659户得到了48225736英亩的宅地权，其面积只占密西西比河以西全部土地的3.5%。即使有些小农户幸而成为独立的农户，但他们也并非幸运者。农产品销售问题、运输农产品问题、工农业产品差价问题、土壤侵蚀问题等等都相继出现，使他们难以应付。更严重的是他们往往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债务剥削的罗网中，高达15%—20%的利息率使其中不少人很快就丢掉了土地，或者被迫返回东部，或者沦为佃户。而为数更多的不曾得到土地的劳动者，也只好在西部充当佃户。19世纪末美国佃户在全部农户中比重的激增，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边疆—安全活塞”论者的说法相反，“边疆”不是穷人的天堂，而仅仅是资本家的天堂——不仅是美国资本家的天堂，而且是欧洲资本家的天堂。“边疆”对他们的好处，绝不仅限于他们得到了大片土地。

必须指出，“边疆”给予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的机会，它是资本主义的“支柱”，是资本主义的“国内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和向广阔发展的统一。“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即现有的、一定的与闭关自守的领土内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内。”美国之占领西部以及美国经济之向西部扩张，必须这样来认识，才能了解它的全部意义。

在整个19世纪内（在某种意义上直到20世纪中叶），西部是作为“国内殖民地”而存在的。长时期内，农业的西部和工业的东部之间的关系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经济不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工业的东部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以及银行和运输等系统而对农业的西部进行剥削，从而这种经济关系保证了工业的东部的利益，壮大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势力，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大资本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地区把经济不发达的“边疆”当作廉价原料的产地以保证高利润率，当做巨大的商品销售地点以解决生产过剩时期的商品滞销问题，当做投资场所以便为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剩的商品和过剩的资本能找到一个较大的容纳范围而“排泄”出去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充血”现象可以缓和下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阔发展而暂时延搁起来”。这就是“边疆”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样的道理，正如美国西部作为农业区域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对美国东部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所起的“支柱”作用一样，美国本身作为当时相对于英国而言的经济上比较“不发达”地区，它也是欧洲资本家的天堂。

（二）关于“边疆维持高工资水平”的论点

与“边疆是穷人的天堂”这一论点密切结合的另一个论点是：自由土地保障了美国的在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特纳的论证方式是这样的：既然西部是穷人的天堂，一切受压迫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占有一个农场”，这就自然对东部发生有力的影响，使东部的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不会长久安于卑下的社会地位”。所以，不管穷人是否真的迁徙到西部去，自由土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肯定使得东部工业社会所受的经济压迫有相当程度的减轻”。在边疆学派看来，前一种情况（即穷人跑到西部去成为独立生产者）可以被称为“边疆”的“直接安全活塞”作用，而后一种情况（即东部的在业工人获得高工资收入）则可以被称作“边疆”的“间接安全活塞”作用，或“潜在的安全活塞”作用。

在论述这种“安全活塞”作用时，边疆学派的主要论据是美国的工资水平，认为“工资是安全活塞的现实性的证明”。而“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怀疑派在批评这种理论时，或者没有正面回答它，或者回避了它。

首先让我们对19世纪美国工资变动情况进行一些分析，看看自由土地的存在同工资水平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劳动生产物成为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金额就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的转化形式就是工资。在分析美国历史上工资水平的变动时，必须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比例来考察。

在19世纪美国非蓄奴制地区，欧洲迁入的移民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关于欧洲移民入境的数目及其增加速度，在前一节已经叙述。在解释移民入境的原因时，资产阶级经济史学界长时期曾存在一种不正确的概念，即认为移民系受美国工资水平的吸引而来。战后这个问题经过汤玛斯的研究，已基本上得到澄清。汤玛斯对美国历次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年代的移民入境趋势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移民前来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推”力，即工业化使欧洲的小生产者破产。美国内战前以及内战后大部分时期的移民入境情况表明，大量移民入境的年份不是在美国经济繁荣阶段，而是在这一阶段以前，因此他认为“一般所持的所谓移民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拉力’的看法需要修正”。不仅欧洲移民入境的动力与美国的一般经济情况之间的关系、与美国工资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是主要的，而且移民入境的动力与自由土地面积大小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明显的。从绝对人数上看，入境人数最多的时期是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而这个时候，自由土地已经接近于消失或已经全部消失了。从欧洲外移人数的移入地区来看，移往美国的居民所占总外移人数的比例在历史上呈现下述趋势：1815—1832年间，除1816、1828两年外，移往美国的人数只占欧洲外移总数的一小部分，即一般每年只占20%—40%。1833—1848年间，每年移往美国的人数一般只略多于移往他国的人数。从1849年起（除个别年份外），特别是从1880年起，移往美国的人数才在外移总人数中占多数。而从1900年起，移往美国的人数才占欧洲外移总人数的稳定的多数。可见自由土地的大小与移民入境原因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因为1880年以后，自由土地已步入其最后阶段了。

但是，姑且不管欧洲移民入境的主要原因何在——是受美国工资水平和自由土地的“拉力”呢，还是受欧洲小生产者破产的“推力”，无论如何，大量移民入境的结果使美国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根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运动的规律，工资的变动取决于劳动后备军的伸缩，未就业者可能接受的工资额影响着已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在19世纪入境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特别是爱尔兰人）在运河工程中工作过。因此运河工程中的工资水平可以作为当时美国工资水平受劳动力供求比例影响的一个标志，尤其是运河工程中工资变动情况可以反映出当时美国工资变动的一般情况，因为如果工厂工资水平上升，而在运河劳动的带有临时工性质的移民工人的工资不变，移民工人将转向工业和城市；反之，如果运河工资下降，表明移民流入人数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增加的幅度大于需求增加的幅度。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最重要的一条运河——伊利运河的工资档案材料。对伊利运河历年工资变动加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普通工人的日工资在1851年以前是时升时降的，其中除1839年一年达到日工资1美元而外，其余各年多半在0.75—0.85美元。在这些年份内，也就是在自由土地大量存在的年份内，看不出工资受到西部影响而发生很大波动。从1852年到1862年，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仍是稳定的，即停留在1美元。总之，在所有这些年代内，向自由土地的迁徙也罢，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也罢，西部铁路建筑热潮也罢，在伊利运河的工资表上并无显著的反映。

把19世纪内美国一般的非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自由雇工的工资趋势同上述伊利运河的历年工资变动情况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其变动趋势大体上是相符的。最近，美国经济学者列伯哥特对19世纪的工资做了研究。尽管有人批评他的估计中有些数字偏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它来分析我们所要考察的问题，因为，假定他的估计的确偏高了，这更可以说明自由土地的存在对工资率的影响是不大的。

这些数字充分揭露了“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论据的弱点。从这些数字看来，19世纪30年代以前，正是自由土地最多的时候，工资趋势是下降的；30年代至50年代，自由土地依然大量存在，工资基本上稳定于19世纪初的水平；只是在60年代以后，自由土地越来越少，“边疆”接近消失了，工资趋势才是上升的，而且幅度非常有限。

其实，单凭这些数字还不能反映工人的收入情况，因为它们只是货币工资，必须根据零售价格的变动来考察实际工资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货币工资在自由土地存在的这段时期内的上升是一种假象，实际工资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注7“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说法哪里有事实根据呢?

注7：列伯哥特在编制上述零售价格变动百分比时，以W.C.密契尔的生活费指数和埃塞尔·D.胡佛的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依据。

［胡佛（Ethel D.Hoover）：“1850年后的零售价格”（Retail Prices after 1850），见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趋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42、153页。］

密契尔的这套指数是美国经济史上被应用得较广泛的指数。胡佛的指数是最近编制的，根据J.W.肯德里克的评论，它是比较可信的。当然，不管它们存在着何种缺陷，由于这里所要考察的是一段时间内的变动情况，只要每一套指数在编制不同年份时所采取的方法和包括的项目相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因此不妨用它们作为分析某一段时间内实际工资的依据。

不仅实际工资在西部自由土地存在的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同时“边疆—安全活塞”论者所谓自由土地提高在业工人工资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且还应当指出：“边疆—安全活塞”论者所谓“自由土地使美国保持高工资”，“使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的说法也同样不符合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作为劳动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高工资如果指的是工资的国民差异，那么在不同的国家中，货币的相对价值是不同的，从而用货币表现的劳动力的等价（即名义工资）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高工资指的不是工资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水平，而是指美国一国的绝对水平而言，那么从理论上说，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资的货币形式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占有。因此，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量有多大，工资量至多只能相当于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从美国历史上工资的实际内容来看，19世纪20年代的材料表明，当时一般工人都是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他们即使有幸而不夭亡的话，也无法为自己积蓄下养老的费用”；1833年一篇工人告全国人民书诉述道：“我们的工资是维持我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够的。我们没有能力储蓄下一块钱来以备有病或有其他困难之用，因为我们目前的生活需要，已耗尽了我们全部菲薄的收入。”1851年3月27日，《纽约论坛报》公布了一份生活费用预算表，估计一个五口之家一星期的预算最少需要10.57美元。表中除粮食、衣服、房租、燃料以外，唯一列入的其他杂项费用是“家具和器皿”损坏后的添置费0.25美元和报纸费0.12美元。然而根据前引列伯哥特的估算，1850年非农业劳动者平均日工资（男工）是0.90美元（见前引19世纪美国工资变动情况表），折成周工资最多只是6.3美元，远远不敷《纽约论坛报》所公布的生活费预算。这怎能算是高工资呢?

同时还应当指出，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级差是很大的。平均工资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男工和女工，以及不同民族的工人的工资差距掩盖了。根据朗格对19世纪后半期不同行业、年龄和性别的工人工资的研究，可以看出工资级差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如果把某些行业的工人、粗工、女工、童工的工资收入同上引生活费用预算表对比，更可以说明当时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状况。

当我们以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比例来说明工资运动规律，并且以19世纪美国工资变动情况来说明实际工资并未因自由土地的存在而有显著波动之后，“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自由土地使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的论点已清楚地暴露出它的弱点。但我们不准备停留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在这里进一步阐明自由土地与工资之间真正的联系。

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认识，是理解工资变动问题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问题在于这些自然资源归谁占有和使用。具体到美国的情况来说，问题在于西部的自由土地向哪一个阶级开放，成为哪一个阶级的财产。正如前一节已经指出，自由土地不是贫苦移民的乐土，而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天堂。因此在那里确立的不是独立生产者的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于是，美国西部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大处女地的丰度使资产阶级取得了更多的剩余劳动量，使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归资产阶级所占有。

被资本家占有的自由土地的丰富自然资源使19世纪内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注8

注8：据哥尔德斯密斯估算，美国的可再生产有形财富的每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按每人平均计算），在1805—1950年整个时期内是2%。而19世纪内的增长率大于这个平均数：1805—1850年为2.2%；1850—1900年为2.5%。见下表：

［哥尔德斯密斯（R.Goldsmith）：“美国可再生产财富的增长：1805—1950年”（The Growth of Reproducible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rom 1805 to 1950），见《美国的收入和财富》（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收入和财富丛书Ⅱ（Income & Wealth Series Ⅱ），剑桥，宝 & 宝（Bowes & Bowes），1952年，第247、269页。］

同时也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1839—1859年和1869—1899年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新增加的价值和付酬的工人人数如下：

根据这两栏数字可以计算出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中每个付酬的工人所增加的价值及其每10年的增长率，并按几何平均数计算出整个60年内平均每10年的增长率。

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工资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名义工资不变，但劳动生产率提高后能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所以工资同生产物总价值和剩余价值之比却降低了。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速了劳动力磨损，使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切都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

（三）关于“边疆保证阶级协调”的论点

与“边疆是穷人的天堂”和“自由土地使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的观点密切联系的另一个论点是：“西部的自由空间”对美国社会上的矛盾和冲突“天然地起着一种医疗作用”，它保证美国社会是一个“经济平等……并包含着政治平等”的社会。“边疆”的这种作用被称为“心理的安全活塞作用”。

特纳认为，正如“边疆”对制度的影响一样，它“对于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影响”早在最初的马塞诸塞边疆上就已表现无遗，首先是因为“安全感”要求有产阶级和开拓者“团结一致”。但更重要的是，随着边疆线的西移，移民的西进，这种心理影响也越来越大，因为“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理想”把不同阶级的人联合在一起。同时，由于西部土地是为每一个人敞开的，一切怀有不满情绪的人、社会上的“不祥分子”都可以“从这一片土地上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可以摆脱人烟稠密的社会里的大多数约束而在这里建立力所能及的个人生活和所向往的社会结构”，于是产生社会对抗的根源就会消失；此外，东部的在业工人可以用向西迁徙作为对雇主的要挟，雇主就不得不提高工资，对雇工进行让步，而雇工由于获得了高工资和生活保障，也就不必要进行斗争了。例如谢弗在反驳怀疑派古德里治和戴维逊时论述道：作为“安全活塞”的“边疆”，“它有助于阻止在美国发生如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欧洲大陆上工人和机匠深陷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革命；也阻止了如劳动者阶级在英国罹受的那种压迫”。更明显的是，有人进一步把美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同“边疆”的消失联系在一起，认为“边疆”消失之日正是美国阶级斗争展开之时：“边疆线的结束和移民不断流入造成了工人中间的忧虑，因为与土地相比，劳动力现在不是比较缺少的了。这一切因素使工人感到不安全。到19世纪晚期，他必须在很大范围内使自己服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厂生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会同自己的工具分离，而脱离工人阶级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在这些条件下，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他的中间阶级愿望，尝试着用强调工会运动和较紧密地控制这个工作的办法来维持他的工人地位。”美国社会的这种“和谐性”的变化甚至还同特纳发表他的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性》的年份（1893年）连接起来：“什么时候能够比1893年更有预兆呢?在这以前是边疆的鼎盛春秋，在这以后是一个朦胧破晓的时期，它的特征在于普通人一方面反对财富的剥削势力，另一方面反对甚至更为艰巨的自然力量的勉强维持生存的悲惨斗争。”可见“边疆—安全活塞”理论这种关于美国社会例外性的学说对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

有必要把下面两个问题分开来考察。这两个问题是：19世纪的美国社会是不是例外的、“阶级调和”的社会?“边疆”和美国阶级斗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19世纪的美国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因而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19世纪美国的历史同样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毫无例外可言。就是在白种工人中间，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的历史也贯穿着美国的全部历史，斗争始终存在着。

斗争最初是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之间展开的，但“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这样，就在1786年费城印刷工人罢工和1791年费城木匠罢工之后不久，1792年费城制鞋工人组织了美国第一个以保卫工资为目的的工会，存在时间达一年。1794年费城制鞋工人又重新组织了工会，同年纽约印刷工人也组成了工会。到19世纪初年，工会组织在东部城市中已相当普遍了。

这里是一份不完备的早期工人斗争的统计：

1786年——费城印刷工人罢工。

1791年——费城木匠罢工。

1795年——巴尔的摩成衣工人罢工。

1795年——纽约木工泥瓦工罢工。

1799年——费城制鞋工人长达9—10周的罢工。

1800年——纽约海员罢工。

1802年——纽约海员罢工。

1805年——巴尔的摩工人罢工。

1806年——费城制鞋工人罢工。

1807年——巴尔的摩工人罢工。

1809年——纽约制鞋工人罢工。

…………

19世纪最初10年以后，工人斗争次数之多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资产阶级也早就采用法律政治手段来对付工人的反剥削斗争。在1819年危机以前，单单是美国制鞋工人至少有六起被控告为图谋不轨的案件：1806年——费城（一起）；1809年——费城（两起）；1809——纽约（一起）；1814年——匹茨堡（一起）；1815年——匹茨堡（一起）。其中有四起案件，判处了工人的“罪行”。这一点清楚表明了所谓美国社会“无冲突”的说法是何等无稽。

1819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工人组织和工人的反剥削斗争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开，工会组织固定下来，一些从来不曾有过组织的工人（包括女工）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进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29年、1837年的经济危机继续推动了阶级斗争的开展。上面所引的谢弗的看法，即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工人不像欧洲工人那样积极进行斗争和未遭受英国工人那样的压迫等等，与历史是不符的。这个时期，尽管美国西部存在着大量自由土地，但美国工人所受的剥削却同样沉重：仅供糊口的工资、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职业的无保障、物价的昂贵和13小时的工作日，……在当时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格利雷和伊文思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这个时期，工人斗争的规模比前一阶段更大了。1854、1848年西宾夕法尼亚女工先后两次手执棍棒和铁斧冲进工厂，同警察搏斗的事实，只不过是许多次激烈阶级斗争事件中的个别例子而已。如果说在40年代内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稍许有所增加，如果说在50年代内美国工人基本上争取到了10小时工作日，那么这既不是资本家的善心，也不是自由土地的恩赐，而主要是工人阶级长期坚持斗争所获得的成果。

农业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自由土地大量存在，尽管“跑到阿利根尼山脉的那一边便有自由”，但只要阶级剥削存在着，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1786年西宾夕法尼亚境内薛司领导的农民起义，1794年著名的威士忌酒事件农民起义，以及19世纪40年代纽约州佃农的抗租运动，是早期美国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农民对1785、1820年土地法的抗议，对政府滥赠大块西部土地给投机商和大公司的抗议，以及他们自己的“非法占地”，则是早期进行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农民不仅反对政府的捐税和土地政策，反对土地投机者的活动，还反对工业资本家的剥削。农民在阶级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1858年，“大约已存在912个各个类型的组织：799个组织是农业的，43个是园艺的，另有70个是农业的和机械的组织。还有许多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了解到农业同生产过剩、关税率、通货和销售问题、运费率、剩余产品、土壤破坏、国外市场、新区竞争之类的问题的关系”。而1867年12月全国农业保护会的建立，以及1868—1869年间它积极在各地建立分会，标志着美国农民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见，自由土地的存在（这时距宅地法的颁布还不到六年）始终没有抑止农民的斗争。19世纪80年代美国农民运动的继续展开，农民反铁路垄断、反托拉斯、反银行、反捐税的斗争的激烈进行，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边疆”不是穷人获得“平等机会”的地方，证明了西部自由土地并未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说美国西部土地并未全部落入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手中，多多少少有一小部分也归小农所有，如果说移到西部去的小农户中，多多少少有一部分人侥幸未被军队所驱逐，从“非法占地者”变成了申请到宅地权的人，那么这既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好意，也不是“边疆”的慷慨无私，而主要是广大农民长期坚持斗争所获得的果实。

再考察第二个问题：究竟“边疆”和美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边疆—安全活塞”论在这里有原则的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自由土地对阶级斗争的作用是双重的：有加剧阶级斗争的一面，也有暂时妨碍阶级斗争开展的一面。而在暂时妨碍开展阶级斗争方面，其原因不是“边疆”给穷人带来了幸福，不是“边疆”保障了在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第二，“边疆”作为资本家的天堂，保障了资本家的高额利润，从而对阶级斗争发生的影响；第三，自由土地存在而引起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幻觉所发生的影响。

劳动力的流动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但在19世纪美国那样的存在着广大自由土地的国家内，劳动力流动不仅具有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移动的特征，而且还具有劳动力从国外向境内移动、从东部向西部移动的趋势。劳动力地区间的移动基本上不改变劳动的性质。“边疆—安全活塞”论怀疑派根据19世纪若干交通要道流动户口登记等资料对此已经做了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这种移动主要不是工资雇佣劳动者向独立生产者的转化，而是工资雇佣劳动者和独立生产者各自更换工作地点，即东部的工人仍然到西部去做工人，东部的农民仍然到西部去做农民。如果说有改变劳动性质的话，那多半是农业生产者向城市工人的转化。劳动力的流动表明：西部的生产关系不是独特的，而仅仅是东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广阔范围延伸的结果。列宁在论述工人迁徙时写道：“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农业中与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平行的发展，是由于一方面农业企业家与工业企业家阶级的形成，另一方面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迁徙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必须把雇佣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同雇佣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考察。要知道，当工资雇佣劳动者队伍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进来，当工资雇佣劳动者因工作的不固定性而经常变更其受雇地点和行业的时候，尽管其阶级成分未变（始终是工资雇佣劳动者），但这种流动性却妨碍了他们开展反对雇主的斗争。斗争经验不容易积累，工人间的相互了解有困难，新旧工人间不易团结，工人中的核心力量不容易成长，以及由于职业和地区变更而容易滋长的工作不安定情绪……，凡此种种都使雇佣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过程推延了，这就是直到“边疆”接近消失时美国雇佣工人阶级才逐渐定型的基本原因。但必须着重指出，这与“边疆—安全活塞”论者所说的由于工人转化为农场主而缓和阶级斗争的说法并无共同之处。

“边疆”妨碍阶级斗争展开的另一个方面是：“边疆”作为资本家的天堂，使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注9从而资本统治力量大大加剧了。在资本家的收买下，少数工人贵族把持了工人组织的领导机构，构成了工人运动中越来越严重的逆流。这种倾向正是在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占据显著地位的，它显然与这个时期资本统治力量的加强有关。同时，在资本家获得了大量利润的前提下，美国工人中间工资悬殊的现象也大为加剧起来。这也是妨碍工人阶级团结、不利于阶级斗争开展的因素。

注9：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获得的总利润的确实数字，是很难计算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数字则更难计算，因为根本得不到比较完整和可信的资料。下面我所引用的19世纪的历史统计资料是安娜·J.斯瓦兹根据很多调查报告汇编而成的，虽然她分析的是红利，并不是总利润，但多少可以反映公司利润上升这一情况。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她引的数字还是比较齐全的，因此可供参考。

［安娜·J.斯瓦兹（Anna J.Schwartz）：“十九世纪若干公司资料中的总利润和利息支付”（Gross Dividend and Interest Payments by Corporations at Selected Dates in the 19thCentury）,见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趋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417页。］

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由自由土地引起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对开展阶级斗争的阻碍作用。自由土地在美国当时条件下是资本家的天堂，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但却不是一般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并传播于美国以前，美国一般工人群众及其领袖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带着天真的幻想来看待西部自由土地，真的以为东部工人在西部“属于上帝的土地”上占有一所农场以后就会永远摆脱贫穷。19世纪前半期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格利雷、伊文思、约翰·费拉、布里斯培恩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由土地的平分或公共使用问题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都幻想在自由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当然，在争取通过有利于工人的土地立法方面，他们的行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不指出，正是这种对自由土地的幻想使美国的阶级斗争遭遇到真正的困难：工人阶级不是把他们斗争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带有逃避主义性质地把希望寄托在西部旷野上，把斗争的主要力量用在为小私有者制度的实现上。然而，“边疆”对开展阶级斗争的这种不利作用同“边疆—安全活塞”论者所说的作用有着根本的区别：不是工人已经从自由土地得到好处而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工人希望从自由土地得到好处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不是地位的真正变化而带采阶级利益的调和，而是工人对自由土地可以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幻觉妨碍着阶级斗争的顺利展开。幻想毕竟是幻想，幻想不能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淡薄了。

结束语

关于“边疆—安全活塞”理论，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它强调了“边疆”在美国经济与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个论断没有什么疑问。只要开发“边疆”，每一个有“边疆”的国家都会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并使本国的历史增添某种特色。

第二，它强调“边疆”在美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个论断也没有什么疑问。只要开发“边疆”，每一个有“边疆”的国家也都会发生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并使本国今后的社会意识增添某种特色。

但特纳的三个基本论点（“边疆”是穷人的天堂；“边疆”维持高工资水平；“边疆”保证阶级协调），即作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前提下，“边疆”是资本的天堂，“边疆”在当时条件下并未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特殊的利益，也未能维持阶级的协调。这些已在前面论述过了。

下面，准备谈一谈“边疆—安全活塞”理论是如何被用于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政策服务的。有人说“特纳是白宫中不出面的智囊”，这句话并不过分。按照特纳的论述，边疆是彼此竞争的个人为自己争取生存机会的场所。“……边疆产生个人主义。旷野使复杂的社会成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组织。这种趋势是反社会的。它造成对管理的憎恶，尤其是对任何直接管制的憎恶。”因而与边疆的存在相适应的政策应当是自由放任，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不干预。而随着边疆的消失，特纳认为自由放任政策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样，“西部的激进分子开始承认他必须牺牲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理想，以便保持他的民主理想，……一言以蔽之，资本、劳动和西部开拓者全都抛弃了竞争的个人主义理想，以便按更有效的组合形式来组织他们的利益”。于是，根据特纳的理论，美国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预是合乎国情的。

1929年危机爆发以后，“边疆—安全活塞”理论的这一方面被大为发展、引申。华莱士在《新边疆》一书中发挥了“边疆消逝”概念。他首先把危机的原因归之于“边疆”的消失。接着他写道：“美国的土地边疆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能用把失业者打发到西部去的办法来解决萧条了。我们必须学会相互共处。”从而他提出了他的所谓“新边疆”理论。他认为“新边疆”并非地图上的边疆，而是存在于“心灵”中，即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具体地说，他认为“新边疆”与“旧边疆”不同，它不应当是“个人竞争”的“边疆”，而应当是国家干预之下“阶级合作”的“边疆”。华莱士正是利用这种论调来为当时开始实施的罗斯福政府的“新政”寻找理论根据。

“边疆—安全活塞”理论还被用于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辩解。

特纳写道：“美国发展的一个周期已经完成，……我们发现美国之所以重新卷入世界政治之中，这是不足为奇的。”换句话说，特纳认为美国国内的“边疆”已经结束了，正如“旧边疆”曾经是美国的“安全活塞”一样，“新边疆”也将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对美国起着“安全活塞”的作用。对“新边疆”的开发意味着美国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有一个可以“排泄”的机会，借此可以使美国社会保持谐调和稳定状态。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严重的生产过剩使美国垄断资本加紧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新政”时期，“罗斯福在对外政策上，内心一直是一个特纳主义者，……他确信美国的边疆就是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美国，“特纳学派维持了它的生命力。杜鲁门主义看来是这一论题的几乎经典式的陈述，即美国的安全和福利倚靠着美国成功地执行它的独特的使命：在全世界保卫和推广民主的边疆”。这清楚地表明了“边疆—安全活塞”理论同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的关系。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