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互利共赢理论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往往走在理论之前。互利共赢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和国外先进科技、先进管理经验，也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采取“引进为主”、“部分让利”的战略是必要的。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实力的增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必须承担起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强“走出去”，于是，“互利共赢”战略成为必然选择。因此，从“部分让利”到“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其说这是理论发展的过程，不如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先导的过程——先有中央文件顶层设计与理念的变化然后才有相应理论的研究。这种关系表现在互利共赢领域中，互利共赢实践战略的正式提出是在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互利共赢理论的研究也是起步于此时。

但是，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引进为主”、“部分让利”理念还是现在的“互利共赢”理论，这种理念与理论的变化均是适应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均为中国改革开放起到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互利共赢，源于中央的顶层设计，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为新时期中国开放确定了新的战略，必将全面体现在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互利共赢的理论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政治上，我们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经济上，我们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安全上，我们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如果聚焦于国际商务领域，那么，互利共赢理论将全面指导和渗透在我国的外贸、外资引进与“走出去”、区域经济合作、金融开放与货币合作等所有领域。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大意义，并且应当把这一战略应用到国际经贸各个领域，使我国的高铁、电力、能源、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内优势产业和优势技术与其他国家的需求对接起来，深入推进国际产业合作、国际产能合作。

本章前面三节的理论梳理表明，关于互利共赢，既有基于战略角度的研究，也有具体国别和具体领域的研究；既有互利共赢理论基础的研究，也有互利共赢目标内涵的研究，因此总体上看已经比较深入和系统。特别是于立新、陈万灵的专著《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理论与政策——中国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和陈继勇、胡艺的专著《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互利共赢领域的代表作，较好代表了我国互利共赢领域的研究成果。但隆国强先生早在2007年曾指出，互利共赢新战略提出后，需结合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确定战略内涵、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但很多方面还有缺失。现在看来，目前这些问题只是得到部分解决，互利共赢的战略重点还需要细化研究，互利共赢的战略步骤、战略手段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而且，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当前互利共赢理论的研究还存在着“四多四少”问题：一是理论研究多，案例研究少；二是在理论研究中，对策研究多，机制研究少；三是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四是对互利共赢的以往历史研究多，对十八大以后的新发展研究少。这也意味着，在互利共赢领域的研究中，未来应当加强案例研究、机制研究、定量研究、十八大以后的新发展研究。

一是应当加强互利共赢的案例研究。这里所说的“案例”，既可以国家为例，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案例，也可以具体的贸易、投资、经济合作、技术合作与货币合作等为例，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上述领域中的互利共赢案例；既可以研究双边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案例，也可以研究多边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案例；既应当研究成功的案例，也应当研究不成功或者不那么成功的案例。实际上，无论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国际投资中还是在新兴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均有大量互利共赢的案例可供研究。在互利共赢领域加强案例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案例研究概括互利共赢的一般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同时，通过案例研究，各国往往能发现在互利共赢的具体领域、具体国家中存在的不足或值得改进之处，为未来互利共赢提供经验和借鉴，从而完善互利共赢的政策措施，最终不仅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而且必然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是应当加强互利共赢的机制研究。机制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揭示某种机理把经验上的“熟知”转变为“真知”，从而可以展开学术积累、批评和对话。当前我国互利共赢理论的机制研究少，具体表现在：（1）从实践上看，我国以推动国际合作为目标，逐步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实现合作的国际机制，既有双边机制，也有地区性、全球性多边机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英财经会议等，但互利共赢的机理是什么？究竟需要怎样的机制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应当如何建立互利共赢的机制？这些问题尚缺乏足够深入、务实的研究。（2）从理论上看，虽然吴志成、袁婷（2014）提出“国际机制”理论是互利共赢的理论基础，但从其研究内容上看，确切地说应当是“国际合作机制”理论；而且，关键是这种“国际机制”理论或“国际合作机制”理论内容究竟是什么？尚未有丰富的阐述和确切的答案。笔者认为，基于各国各方共识的各种健全的、国际化的、便利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以及与互利共赢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互利共赢机制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国家之间通过合作产生互利共赢这一结果的整个过程中的“黑箱”，这对于促进互利共赢理论的发展、提升互利共赢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应当加强互利共赢的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是运用统计学和数学分析等方法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精确的研究，其作用是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国际商务领域的定量研究也比较普遍且非常重要，例如一国关税政策调整对相关国家进出口贸易、国民福利的影响等。然而，目前对互利共赢政策的定量研究比较稀缺，未能用比较精确的数据回答某项政策对有关国家是否互利共赢？互利多少？共赢多少？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定量研究。具体在国际商务领域，就应当定量研究具体的某项互利共赢政策的作用，例如应当具体研究某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或多方）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或多方）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双方（或多方）的国民福利？显然，只有加强上述定量研究，才能使我国提出的互利共赢战略更有说服力，更有可信度。只有通过对具体政策的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才能向世界各国充分证明，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战略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从而使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战略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和共同推进。

四是应当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互利共赢理论的新发展研究。因为，虽然互利共赢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来的一贯主张，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互利共赢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发展到新的高度。这种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度”：一是高度——把互利共赢上升到国与国之间关系“本质”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二是广度——将互利共赢适用于所有国家。习近平总书记的历次讲话表明，中美、中欧、中俄、中日、中英、中澳、中拉、中非、金砖国家之间、中国与东盟、中国与蒙古合作以及南南合作等都适用互利共赢战略。三是深度——不断深化和丰富互利共赢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领导人强调要从外交领域到经济领域，从经贸合作到人文交流，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到新兴的金融合作，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共赢格局。四是力度——提出并大力推进互利共赢的具体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成立亚投行等，在实践上全面推进了互利共赢战略。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开放发展确定为必须牢固树立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做出了顶层设计，这些都迫切需要理论界做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