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推进互利共赢战略的对策措施

（一）推进互利共赢战略的总体对策

赵英奎重点从对外贸易角度提出共赢战略的对策措施。他认为，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应采取以下措施：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外贸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例如要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为调整产业结构服务；实施“走出去”战略。

李安方提出了推进互利共赢战略的具体政策要点，他指出，应当突破传统开放理念与既定开放模式的约束，提升对外开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应当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理念，积极探索与建设经济强国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开放战略新模式；应当改革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以国内体制机制创新确保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应当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张松涛认为，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一方面必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切实发挥我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作用，提升我国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经济外交中的影响力和参与水平。与此同时，要深刻洞悉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大趋势，分析和把握自贸区的对外排他性，利用我国优势，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另一方面，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必须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包括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要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要拓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营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等等。

胡艺、陈继勇着重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等不同领域提出相应对策。他们认为，互利共赢战略实施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优化经济结构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储蓄和投资平衡；在对外贸易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收支基本平衡；在金融开放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在利用外资上，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对外投资上，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在国际技术合作上，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上，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创新国际经济合作机制。

于立新、陈万灵认为，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政府必须有支撑这一战略的对策措施，主要包括：突破传统开放理念和模式的束缚，完善国内经济体制，完善公平贸易政策和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于立新、陈万灵还指出了实施互利共赢战略的保障条件。这些保障条件从内容上看其实也是对策，主要包括：努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调整贸易政策向竞争力导向转变；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全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强同周边各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等等。

有的学者分析了互利共赢战略中的一些障碍因素，并针对障碍提出对策建议。例如，余丽认为主要障碍包括：不同的国家体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不利于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不利于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尽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使国家之间的信任度不够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合作。为此，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国家之间尝试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等等。

（二）推进互利共赢战略的国别区域策略

贺文萍指出，旨在互利共赢的中非能源合作与西方掠夺式的开采有着本质不同，中国参与非洲油气资源的开发有助于非洲产油国实现石油投资和开采技术的多元化，以及非洲国家在石油工业决策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建立在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基础之上的中非经贸关系在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则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并以其灵活和高效解决了许多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韩燕进一步研究了中非农业合作中的互利共赢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发展需求促进下，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正在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对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与蓬勃发展的总体经贸合作相比，中非农业合作规模仍然有限，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充分挖掘合作潜力，促进农业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何帆认为，中美经济合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因为中美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已形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首先，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大量产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了物价水平，并有助于美联储保持较低的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其次，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最后，中国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融资。今后，中美两国都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合作格局。

胡剑波、汤伟、安丹立足于中国-东盟区域，研究了两个区域经济互利共赢的条件。他们借鉴合作博弈模型提出3个命题，讨论分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充分条件；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测度中国-东盟的贸易互补性，从而获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必要条件；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考量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约束条件，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例如，从高层促进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落实和深化已经生效的《投资协议》，等等。同样立足于中国 -东盟互利共赢发展，2014年举办的“中国-东盟财税合作论坛”中，林江、黄瑞新、赵仁平、李顺明等不少专家探讨了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财税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从税制转型、构建政府主导的财税合作协调机制、提升区域税收竞争力等方面探讨中国与东盟财税合作的路径。

徐洪峰进一步深入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与互利共赢问题，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均为世界上重要的油气生产消费国和油气进出口国家。根据本国油气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中俄两国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油气资源供需的互补以及互为邻国的地理便利为中俄两个国家之间的油气合作提供了互利的可能，而俄罗斯面向东方的“亚太战略”以及中国深入欧亚大陆腹地的“西进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则为两国之间未来的能源合作提供了更多的互利潜力。

丁志杰、田园深入货币领域，研究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货币合作、互利共赢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和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关键是构建满足区域内国家共同需求、实现互利共赢的货币合作模式。应以稳定汇率和输出中国经验为切入点，以共识、自愿而非规则为原则，建立并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引领全面经济合作，逐步增强中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关联性，发挥人民币的汇率锚作用，推动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国际化，从而推动形成区域内商品流、投资流和货币流协调一致的良性、可持续循环格局。

杜受祜、杜珩比较了中美气候变化战略，以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为目标，主张以“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径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杜受祜、杜珩指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问题，因此也可以纳入互利共赢的国别策略领域。柳江、范俊、程锐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互利、共赢，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经济发展障碍、基础设施障碍、制度障碍、文化障碍、信息不对称障碍等。为消除这些障碍，他们提出：一方面，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需要寻求自身的强大，以保证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会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跨越国界的合作，为此必须得到各国政府宏观上的认可和允许，以及需要企业微观主体的积极配合。柳江、范俊、程锐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还要根据各省（区、市）、各国地理区位、经济区位和社会区位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省（区、市）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以达到互利和共赢。

类似地，李伟建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分析合作共赢问题，但其研究角度是国际话语体系。他指出，“一带一路”既是一项与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实践性规划，更是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提出的其他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共同构成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其将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一带一路”所遵循的“平等、合作、开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具有普适性价值和意义，它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平等的普遍意志及合作发展的共同诉求，“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则从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来说明“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三）推进互利共赢战略的具体领域策略

张艺博、周琪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开放进程指出，中国通过金融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加快了经济发展，而且引进了许多管理经验与技术，促进了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提高了金融效率，改善了金融服务。金融开放，不仅使中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缓解了开放初期“资本短缺”与“外汇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实现了自身跨越式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世界金融运行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推动了全球金融体系逐渐形成新的格局，为实现互利共赢创造了积极条件。

肖光恩、周淙从外商直接投资角度研究互利共赢理论的应用。他们认为，互利共赢的本质就是让国内外的经济主体能共享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然而生产国际分割方式的出现，使国内外经济主体对经济开放利益分享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并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生产直接投资和生产外包决策及其地理区位选择的改变。为了适应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和国内生产环境的变化，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战略调整的重点应该由过去的“优惠政策”转移到“参与生产国际分割”的过程中来，要重视当地国际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宋勇超、朱延福研究互利共赢问题，他们虽然本质上是研究国内区域之间的问题，但因为是以FDI为研究对象，所以也关系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共赢问题。他们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强。基于上述研究，宋勇超、朱延福还提出了我国加强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戴翔、张二震从国际贸易摩擦角度研究互利共赢理论的应用。他们认为，从本质上看，贸易摩擦是国家间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和表现。当前互利共赢的内涵已经从传统意义上依托比较优势获取贸易利益，演变为国家间利益呈现彼此相依的“共生性”和“包容性”特征，因此从互利共赢的思路探寻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他们指出，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思路指导开放型经济发展，通过加强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以及“走出去”融入全球价值链等途径，深度建立与全球各国的互利共赢竞合关系，是新形势下我国化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王立进一步把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应用到化解TPP带来的挑战。他指出，TPP的形成与发展涉及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外交战略安全、区域经济合作、对外经贸关系以及国内企业深化改革发展等诸多方面，将对中国新时期的开放战略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他提出应当充分发挥和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等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