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考古发现晚唐、五代贸易陶瓷的特点

前面提到目前所发现的我国9～10世纪的陶瓷器中，长沙窑产品是最大宗的，而长沙窑瓷器无论纹饰还是器型，均具有浓郁的伊斯兰因素。长沙窑产品彩绘图案的大量流行在当时很有特色，应与其外销性质有关，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伊朗等地陶器彩绘工艺的影响，特别是彩绘图案上的点线花纹，似乎与伊朗常用的连点图案、连星图案密切相关。三上次男先生认为伊朗所出的长沙铜官窑彩绘纹钵上的鸟形图案与9～10世纪波斯陶器上的鸟形图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不禁令我们想到了唐青花产品，它在唐代出现的背景及其点线图案的装饰风格也使人们想到它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密联系。唐青花产品应该也是在唐代与早期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和商贸中产生的，很快又随着这种商贸活动的中断而消失。

事实上，谈到晚唐、五代陶瓷器，另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大量出现模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无论是北方名窑定窑、邢窑产品，还是南方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以及盛唐时期的唐三彩，都具有这种共同的时代特征。多曲长杯、带把杯、凤首壶等特殊造型以及器型上的瓜棱腹、花口、高圈足外撇、器口卷边等特征非常明显，有些器物上甚至还出现了和唐代金银器上一样的蝴蝶、鹿、鱼等简单的模印图案。众所周知，唐代金银器是在波斯-萨珊等外来文化因素及工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论晚唐、五代陶瓷器上的这种特征是模仿唐代金银器的结果，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直接受到西亚、中东等地金属工艺以及制陶工艺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其出现的一个大背景必然是唐代和西亚、中东等地广泛进行的密切互动。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瓷化了的金银器”，并认为这类器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阿拉伯世界热爱金银器的传统与阿拔斯统治者和伊斯兰教教义限制对金银器使用的强烈反差中，作为金银器以及昂贵的玻璃器的替代品热销西亚。

除了明显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外，长沙窑陶瓷器上的装饰手法还有汉字书法、佛教题材等，这与古代中国汉字使用范围内周边国家长沙窑器物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地区佛教、印度教遗址中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出土相对应。三上次男先生曾经指出，西亚诸国出土的长沙窑器以碗盘居多，而东亚的朝鲜、日本出土的长沙窑器则以壶罐类最为常见，东南亚的情况则居两者之间。东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虽出土了不少南方越窑器及北方白瓷等唐代陶瓷产品，长沙窑产品却非常少见。越南、泰国等去往近东贸易航路上东南亚国家常见的晚唐时期广东生产的外销青瓷器，于日本几乎未见出土。上述情况说明不同消费地区对于中国陶瓷的种类是有所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