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陶瓷考古资料看晚唐、五代时期的海外贸易

无论是我国的港口扬州、宁波、广州，还是东南亚、南亚各地，以及西亚的希拉夫、萨马拉等地，所出土陶瓷的风貌都非常相似，其品种组合同样出现在“黑石号”沉船中。“黑石号”沉船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数量最多的长沙窑瓷器，明确了长沙窑产品是专门用以外销的，从造型到装饰，都具有浓郁的西亚和阿拉伯风格。与其说这一时期的长沙窑产品是随着越窑青瓷器一起销售到海外的，不如说越窑青瓷及北方窑口的白瓷产品是随着长沙窑瓷器一起外销的。长沙窑瓷器多依靠长江水道到达扬州，然后再发往南北各地，还有一部分通过湘桂水路到达广西再转运至广州。长沙窑产品向南经南海、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的故临，再往西运到波斯湾沿岸港口，转输各地。在成书于贞元年间的《皇华四达记》中，贾耽记载了自广州南下经印度洋直达波斯湾的航线。贾耽所记载的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到波斯湾的航线和苏莱曼等所记载的自希拉夫往中国的航线，正处于长沙窑瓷器外销线路的航程之中。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又说“……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希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口岸的货物都先运到希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对于文中的“中国船”，有学者认为其实际所指应该是航向东南亚、中国的伊斯兰船只，贾耽所记载的航线反映的并不是中国船而是阿拉伯船的航海水平。

事实上，在沿线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组合中，除了9～10世纪中国陶瓷器外还有部分伊斯兰陶器。它们分布的范围相当广泛，北达日本，南下我国的扬州、福州、广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再到菲律宾八打雁遗址、斯里兰卡西北部的曼泰遗址，甚至中亚波斯的希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Bambhor）遗址等均有出土。特别是在斯里兰卡的曼泰遗址中，发现的数量非常多，和同时期的中国陶瓷器几乎等量，说明当时这里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转地。历年来在扬州城考古遗址中常常见到伊斯兰翡翠蓝釉标本，并且时常与唐青花瓷共存。广州、福州的墓葬中也都发掘出土过完整的伊斯兰陶器。这些资料成为探索当时阿拉伯商人活动范围的重要线索。伊斯兰陶器向东方大规模的输出是在10世纪前后，11世纪以后就中断了，这与中国外销瓷的第一个兴盛期在时间段上大体一致，也正是长沙窑产品和唐青花产品迅速兴起及衰落的时期。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体现了9～10世纪阿拉伯商人主导南海贸易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使我们明确了阿拉伯商人在晚唐时期海洋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长沙窑产品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关系。但这种繁荣的商贸活动终因一些特殊的事件而发生变化。公元758年，广州曾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掠夺中国货物、焚毁本地人居所等事件发生，朝廷因此颁布禁令。随后于公元878年发生屠杀活动，迫使大批阿拉伯商人退出广州。阿拉伯的文献资料证实878年大屠杀后外国商人离广州而去，改以较安全的东南亚为基地，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州港口接收中国船只从广州运来的陶瓷器和其他商品，继而转运印度尼西亚、印度洋沿岸地区和波斯湾。至此，中国人接手了南中国至东南亚的贸易航线。罗马帝国的马苏迪在其著作Maraj al-Dhahab中也证实了这点。加上公元977年，作为当时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转口港希拉夫发生大地震，很多商人因此离去，其地位逐渐被霍尔木兹及吉达（Jeddah）等港口城市所取代，阿拉伯人不再直接参与中国的瓷器贸易。原本阿拉伯商人主导控制的印度洋—南海贸易活动也受到巨大的影响。

晚唐、五代时期海外贸易的这些变化，也可以从稍后的沉船资料中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

另两艘稍晚时期的沉船分别为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被发现，根据考古资料推测，其年代当在公元10世纪中期前后，也就是南汉王朝覆灭之前。从这艘沉船中出水的中国陶瓷大多为广东生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其余的器物中越窑青瓷器的数量大大增加，占到了20%～30%。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青白瓷、白瓷以及东南亚、中东等地的陶器。学者们认为印坦沉船的主要货物是在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2003年2月，在爪哇井里汶岛向北约100海里处的海域，发现一艘曾航行于印度尼西亚海域间的贸易沉船遗址，出水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器物造型多样，装饰纹样丰富多彩，所属时代应为五代至北宋早期。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包括安徽繁昌窑、河南中西部窑场以及定窑的产品。人们将其时代定为10世纪后半期。类似的沉船资料在中国东南沿海也有发现。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在福州平潭海域调查，发掘了一艘沉船遗址，遗址表面未发现船体遗存，但集中采集了一批越窑瓷器，包括花口碗、碟、盏托、执壶等，经过与出土纪年遗物的比对研究，其年代被定为五代时期。这也是中国近海海域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沉船遗址。

在这几艘沉船资料所反映的信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越窑青瓷产品所占比重大增。从“黑石号”沉船到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以及分流尾屿沉船瓷器品种组合的变化，人们试图去探寻一些变迁的规律。秦大树先生对这几条9～10世纪的沉船瓷器资料的比较得出：10世纪中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广东所产青瓷、青白瓷和越窑青瓷产品为主的组合取代了之前以长沙窑器为主加北方白釉瓷器等品种和广东青瓷的组合，长沙窑产品退出了外销瓷的舞台，越窑青瓷器则成为陶瓷外销最主要的品种。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在宁波开展城市考古所获得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遗迹单位内集中出土了以越窑青瓷为主兼有少量唇口大圈足青白瓷碗的遗物。

与此同时，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的船体结构及船内装货的方式显示它们所承担的是东南亚岛际贸易，属于东南亚商船，表明东南亚商人可能参与了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越窑产品的大量出现还与越窑在吴越国统治下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吴越钱氏王朝为巩固其统治，保持与中原的五个王朝及后来的北宋王朝的良好关系，常常进贡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同时还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积极开拓与南海地区的贸易往来。越窑青瓷的产量在1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峰并持续向外输出，在环印度洋的许多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

从这几艘沉船资料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中国东南港口变迁的历程。早期海上贸易活动以扬州最为繁盛，广州也大量参与。唐末，扬州由于五代战乱造成“江淮不通”而衰落，海上贸易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五代时，最活跃的港口变为被吴越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