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粮价调节机制：仓储

清代对市场物价的调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即调拨物资以求达到平价和官府限定价格。朝廷注重对粮食价格的调控，通过仓储体系的日常运作及调拨漕粮、鼓励流通等手段，力图把粮食价格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本节主要就清代调节市场粮食价格的主要手段——仓储做一简单的描述。其中常平仓是作为朝廷专门用于平抑粮价而设定的，它是粮价运行机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道光年间山西粮食仓储量的增减情况怎样，政府是否具有通过仓储调节市场粮价变动的能力，从常平仓粮食储存量与实际的存支情况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一 仓储制度

清代用于调节市场的仓储主要有两类：以常平仓为主体的官仓体系和以义仓、社仓为主体的民仓体系。历代常平仓都直接受制于中央，服从于中央，以坚持地方化为主，以近民便民为宗旨。清初除各直省普设常平仓外，边远地区也不例外，一直深入到旗民、军丁、屯户之中。义仓和社仓虽是由民间筹办，却也要接受官府的干预。清代义仓大多设于市镇，分商义仓和民义仓两种。商义仓由商人捐银购谷存贮，用来救济城市贫民和赈济灾民，起调剂粮食市价的作用，晋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民义仓是由一般民众捐资设立的，其性质和社仓相似，不过比社仓设立的更为分散，专为救济而用。

仓储体系除可用于备荒、赈灾外，亦可调节平常年份市场价格。遇到灾荒时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平时则加强对常平仓的日常维护，市场价高则平价卖出陈粮，价低则买进新粮，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击奸商囤积居奇。

清廷入关伊始，顺治元年（1644）七月即有人上奏：“开支廪讫，明朝旧制，每学各拔秀异者，官给廪善，所以施文艺劝进修典甚巨也……兹请一如明制，自本年七月为始照旧开粮。在京者户部支给，在外者州县官于现征粮中首给此项，不得已时方草创，藉口稽延。”这里虽未直接指明是什么仓，但已经透露出承袭明制并在明制基础上恢复、整饬仓储的含义。事实上，明末设置的常平仓虽因战乱有一定损坏，但仍有余存，因此顺治四年（1647）, “以江西水旱，发仓米三千余石减价平粜”，数量虽不算多，却已是在开常平仓赈济。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国家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加之国家战火不绝，决定了当时常平仓无论建仓规模，还是存储数量都极其有限。因而在清初的大部分地区，常平仓只零散存在着，有近乎无。

顺治十一年（1654），国家局势稍定，有关社会保障性措施才又被重新提上日程，“其直省常平、裕备等仓，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十二年（1655）下诏，“常平之法，米贱则增价以籴，米贵则减价以粜，官民俱便，历代行之，未常有改”。十七年（1660），制定常平仓具体办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务期便民。如遇凶荒年分，则按数给散灾户贫民。

至康熙朝，又进一步确定了常平仓管理职责，并建立起仓储体系。康熙十八年（1679），题准地方官整理常平仓，每岁秋收，劝谕乡绅士民捐输米谷；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推举本乡敦重善良者负责管理，春季青黄不接时借贷，秋收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年底时，州县将借还数目呈报上级。存储粮食多者，管仓人给予顶带。如有官吏克扣，依照侵欺钱粮例处分。强派抑勒，借端扰民者，亦治罪。十九年（1680），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这样，清朝常平仓的建设和发展，渐入正轨。三十年（1691），规定直隶各县捐输粮食的存储比例：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石，小县三千石。如果遇到荒歉，即从此项中散给，仓储内的余粮于每年三、四月，照市价平粜。次年（1692），又议定各省常平仓照直隶各州县额定标准贮藏米石，各州县有升迁事故离任者，照正项钱粮交代。总的来说，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全国形势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常平仓与其他政治经济措施一起，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道光朝，京通二仓仓储不能足额，岁岁告急，存谷仅够一年支取。常平仓的亏空也更加严重，由于平粜中的各种弊病日益严重以及仓谷缺乏，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更加有限，尤其是一遇灾歉，米价大涨。道光九年（1829），吉林三省，粮价昂贵，平粜仓谷。福建省福安县，米价增昂，发仓谷平粜。十七年（1837），陕西省葭县、榆林、怀远、肤施、甘泉、宜川、延川、延长、安定、安塞、保安、定边十二州县，平粜仓谷。二十七年（1847），山西省辽州、代州、绛州、解州、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曲沃、翼城、宁乡、长治、襄垣、灵丘、广灵、阳高、阳城、永济、猗氏、荣河、万泉、武乡、安邑、夏县、芮城、河津、闻喜、灵石二十九州县，平粜常平仓谷。二十九年（1849），湖南斗米须千文。咸同光三朝，仓制混乱不堪，积钱不积谷，渐成风气。清末期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仓储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二 储量问题

仓储是粮价运行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其中常平仓是政府官仓，故本节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道光年间山西粮食仓储量的增减情况怎样，政府是否具有通过仓储调节市场粮价变动的能力，从常平仓粮食储存量变化情况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本节只做简单的描述，具体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就表2-9来看，全国常平仓总额在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三十一年（1766）和嘉庆十年（1805）较乾隆十年（1745）均有所增加，道光十五年（1835）、咸丰十年（1860）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较乾隆十年均有所减少，尤其在咸丰十年和光绪三十四年减少幅度特别大，最大幅度由乾隆十年的将近3000万石下降到光绪三十四年的300多万石。大体可以说常平仓储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在嘉庆、道光时期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在咸丰、光绪时期是一个衰退的阶段。

额存与实存之间有出入，且乾隆十三年在制定额数时，多以雍正年间的数据为依据，且之后各朝又以此定额为准，故表面上的额存数字变化不大。而实存数字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存在，统计数字与实际数字也有一定的出入，故数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参考。

就表2-10来看，甘肃、陕西、山东、河南、山西的常平仓储总额均高于其他省份，尤其是甘肃省在各朝的常平仓储总额多高于其他省份。山东省仅次于甘肃省，山西省的常平仓储总额在全国范围内居中。同时，各省常平仓储总额在嘉庆十七年（1812）多较康熙六十年（1721）、乾隆十三年（1748）有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直隶、山东、河南的常平仓储总额在清各朝之间变化幅度不大，直隶基本稳定在200万石左右，山东省的常平仓储总额除在康熙六十年达到了470万石外，其他时候基本稳定在200万-300万石之间，河南省的常平仓储除在康熙六十年在100万石左右、光绪三十四年为25万石外，其他各朝基本稳定在200万-300万石之间。浙江、陕西、贵州的常平仓储在各朝之间的变化幅度明显很大，尤其在嘉庆十七年到光绪三十四年的变化幅度特别大，数量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例如，陕西的常平仓储额由嘉庆十七年的300万石降低到光绪三十四年的9万石，浙江的常平仓额由嘉庆十七年的290万石降低到光绪三十四年的3万石。

从地理位置看，东北、西北、西南几处为仓储紧要之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十五年（1686），时值沙俄疯狂扩张、侵犯中国之际，朝廷先后下令在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黑龙江墨尔根等地盖仓贮米。西北军事重地，更历来为关注重点，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下令陕甘积贮仓谷，四十三年（1704）令增储，雍正十年（1732）、乾隆二十六年（1761）地方与中央官员都多次上奏，议令多建、多储。西南地区地势险峻、舟楫不通，加之特殊的气候，都使其对仓储有着较强的需求。

从总体上看，清代常平仓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时期：顺治朝至康熙中期为恢复、创建时期，康熙朝后期经乾隆朝的发展高潮，到道光末年为发展时期，自咸丰至清末为衰落时期。从局部看，常平仓谷额在政治、文化中心与产谷地区比较稳定，如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江西等地。在谷少和边疆地区变化幅度较大，如浙江、贵州、陕西、甘肃。这些变化规律一方面显示仓储与国家全局的联系，一方面也正说明仓储功能在不同情况下的一定功效。其中，清代常平仓在分布上的特点是点面结合、广泛分布。作为一种地方仓储机构，清代常平仓大面积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小府州县内，比以前历朝历代都更具有普遍性，而各地区间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等诸多显著的差异，又使常平仓的分布重点突出。有点有面，便更利于相互协济，彼此响应。

山西全省一共有160个厅州县设置了常平仓。表2-11主要介绍了乾隆四年（1739）山西省各府的仓储情况。

太原府的常平仓储最多，达到30多万石。平阳府仅次于太原府，达到20多万石。汾州府达到18万多石，潞安府将近13万石，大同府是11万石。其他州府都在10万石以下或接近10万石。保德直隶州的常平仓储最少，仅有4万石。霍州直隶州略高于保德直隶州，达到4.6万石。归绥道和沁州直隶州均为5万石。综合来看，晋中地区常平仓储较为丰富，晋南地区仅次于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常平仓储最少，晋北地区高于晋东南地区，但远小于晋中和晋南地区。

进一步，我们假设道光朝的人口、土地以及田赋数据与光绪十三年（1887）没有太大出入，仓储制度沿用乾隆四年（1739）时的制度，可以探讨不同地区人均仓储量、地均缴纳仓储量的情况。

从表2-12可知，全省范围内，晋北地区人均仓储量较小，为5.73人/石，晋中地区的人均仓储量为7.83人/石，比较接近全省平均值，晋南地区人均仓储量最多，达到了9.15人/石，晋东南地区的人均仓储量为7.49人/石。可以看出，从需求方面而言，晋北地区的粮食储备能力较差，应对灾荒的能力较弱，晋南地区的粮食储备能力较强，应对灾荒的能力较强，晋中、晋东南地区居中。特别的，仓储能力较强的汾州府、蒲州府、解州、绛州和泽州府抗灾能力突出。

从表2-13可以看出，晋北地区地均缴纳仓储量最高，为32.85亩/石，其次是晋南地区的27.42亩/石和晋东南的27.34亩/石，这三个地区的地均缴纳仓储量超过全省均值，接下来是晋中地区的20.61亩/石。因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则是晋北地区、晋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粮食储备能力较强，应对灾荒的能力也较好，晋中地区的粮食储备较低，灾害抵御能力较差。特别的，汾州府、蒲州府、解州、绛州和泽州府在这一标准下同样呈现出较强的仓储能力和抗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