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货币形态与购买力

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制度，加之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中国由之前的贸易顺差逐渐转变为贸易逆差，使得大量白银外流。清政府为维持市面上不变的货币储量，遂大量印发制钱，致使银钱比例失衡，银、钱的购买力也随之发生变化。钱由于面值小、易携带兑换，故其主要用于百姓的日常交易或者零售批发，其购买力的变化势必对百姓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也是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

一 道光时期货币概述

道光时期，山西地区流通多种货币，其中主要包括三种：制钱、白银以及纸币。本部分讨论的纸币主要是指由多个机构出具的，可以兑换成制钱或白银的符合规范的纸质票据。

铜钱又称为制钱，采用范制，以铜为主，配合铅、锌、锡等金属铸成。清代各个时期的铜钱重约为一钱，由于钱范粗糙，所以仿铸比较容易。也有民间以粗铜私自铸钱，伪造货币进入流通。

白银以纹银为单位，纹银并不是一种确切的大量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抽象化的货币，纯度为93.5374%。但是这个纯度在实际流通中比较少，以元宝（又称宝银）为主。白银的纯度分为足宝、二四宝至二七宝等。足宝为纹银，二四宝银相当于五十二两四钱纹银，其余则依此类推。

白银根据重量分为四种：重五十两的元宝（又称马蹄银）、重约十两的中锭（又称小元宝）、重一至五两的小锭（又称锞子）和重量在一两以下的散碎银子。道光年间各个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银元，其中最多的是西班牙银元，但是山西地区的银元比较少，主要以银锭为主，所以我们暂不讨论银元。白银因成色不同，所以在流通中需要相关的经验以及技能分辨其具体价值。

清代山西境内的粮食价格以银作为统计单位，各省每月都需要向中央汇报当地的粮价。但是实际上用银作为计量单位有很多的限制，一来银的价格较高不便于日常使用，二来流通中银的成色、重量各不相同，流通不便。故当时的白银主要用于国家税收、支付官吏经费以及大宗商品的贸易，而日常贸易中以制钱为主。

清代道光年间并没有官方认可的纸币，但是不可忽视当时“纸币”的影响。清朝仅在咸丰时期以及末期发行过官方的纸币。清代，在民间有6种左右的机构可以出具有一定信用且可以兑换成银钱的纸质票据，这些票据有广泛的认可度，同时有一部分进入了流通领域。虽然它们并非货币，但是实际上确实对经济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此处讨论货币流通时没有将这些“纸币”排除在外，而是会在本节第三部分进行讨论。

清代铸钱事宜主要由钱局统管。清朝初期山西省的钱局主要有两个——山西省局与大同府局。其中，山西省局与太原府同时监铸，大同府局由于“戊子之变”而迁到阳和改为阳和镇局，顺治十三年（1656）又迁回大同，中间多次停铸并再次启铸，直至康熙十年（1671）停铸并且至清末再未启铸。雍正元年（1723），山西省奉命改山西省局为“宝晋局”，之后的官方制钱均产自宝晋局。宝晋局以三十天为一卯，一年分为十二卯，每卯都有固定的产出，整体的铸造工艺均为范铸，并没有大的变动。

道光时期宝晋局的铸钱形势趋于艰难。由于中外贸易量的增加以及鸦片输入的增多，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由于山西省缺少铜矿，需要从云南运输滇铜或者由商人从河南或者陕西采办，故整个道光时期仅道光九年（1829）至道光十一年（1831）以及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咸丰六年（1856）运行铸炉，当时的铸炉仅四座。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铜料缺失，当时的钱法已经开始混乱。政府对于银钱的管控主要是通过管控制钱的数量来达到的。制钱由当地钱局铸造出来后，通过俸禄、兵饷和其他官方渠道，以钱搭银发放，并通过调整搭放的比例控制制钱的数量。钱局铸钱一方面为政府日常行政支付费用，另一方面常备铜钱以调控银钱比。但是这样的方式只能增加制钱的数量，难以自如地控制银钱两种货币的增减。

二 货币购买力变动情况

购买力是指单位货币在一定价格水平下能买到的商品数量。比如说清朝某一年某种粮食的价格是2两/石，且该价格是用银来衡量的。该价格意味着每石粮食可折算成2两白银，或可表述为2两白银能购买到1石粮食，即1两白银能购买0.5石粮食。那么此时白银的购买力就是0.5石，因此我们可以说粮食价格指数的倒数就是白银的购买力。如果知道某一年的银钱比以及粮价，就能计算出制钱的购买力。而白银主要用于大宗商品即批发交易，而制钱主要用于商业零售活动即百姓日常交易，如此通过制钱比和粮价变化就能明确制钱购买力变化。

现在有道光三十年间每一年的银钱比数据、山西省20个府五种粮食（小米、麦子、豌豆、高粱、荞麦）每一年最低价、最高价的粮价数据，其中用ppsi代表每一年的银钱比值，用pi代表每一年的价格指数，用qi表示制钱的购买力，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式为qi=1/pi× ppsi，可以通过上述银钱比、粮价、制钱购买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计算出每一年的制钱购买力。

在衡量粮食价格波动的情况中，可以通过计算“价格指数”来计算粮价整体的波动情况，即五种粮食在1821-1850年每一年的价格加权平均后得到的数值。但是在实际计算中，发现可以用五种粮食在某一年中各自的产量乘以粮食价格来推导权重。但是文史资料中难以找到山西省全面且连续的产量数据，所以，我们通过各种粮食的边际替代率来代表百姓对于各种粮食的需求，以这个需求来代替粮食的产量。这样的计算存在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在山西省内，由于道路运输不便，整个粮食贸易是相对封闭的，所以当时的粮食价格在长期来看是可以达到供需平衡的。粮食的价格水平指数就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A、B、C、D、E分别代表太原府、汾州府、大同府、解州、归绥道。1、2、3、4、5分别代表小米、麦子、荞麦、高粱、豌豆。以太原府为例，其中A11表示道光元年太原府小米价格的均价，取道光元年12个月的粮价数据求均值。下述各年粮食价格指数均采用这样的处理方法。相应的，A12表示道光元年太原府麦子价格的均价，A13表示道光元年太原府荞麦价格的均价，A14表示道光元年高粱价格的均价，A15表示道光元年豌豆价格的均价，并以上述A11、A12、A13、A14、A15作为权重计算的标准。同理其他州府也是以第一年作为权重的标准，在以后各期的计算不再更改。ai1、ai2、ai3、ai4、ai5分别代表第i期小米、麦子、荞麦、高粱、豌豆的价格，i=1, 2, 3, …, 30，代表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十年。因粮食的最低价存在政府调控、社会力量干预等因素，故使用粮食的最高价数据计算价格消费。

根据上述过程计算得到五州府道光元年到道光三十年每一年的价格指数，再对每一年粮价指数求均值得到每一年全省的粮价指数，由此得到变化的趋势（见图2-1）。

以道光元年为基期（100），可以发现整体的粮食价格水平在道光前十年是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道光中期十年，粮食价格有大幅度上升，在道光十七年达到顶峰，然后在道光二十一年左右回归到道光前十年的水平。这段时间中粮食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可能存在很多的原因，除了灾害等自然因素之外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关于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具体阐述，这里不展开讨论。

对于银钱比，指的是市面上银与钱的兑换比例，即一单位银可以兑换多少单位的钱，是总货币量下银与钱的比例问题，其本质上是银与钱本身价值的比值。其中银与钱的价值若以其他商品来衡量，就是银与钱的购买力，即单位货币在一定价格水平下所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或者支付劳动的能力。银钱比与银钱的购买力有这样的关系：银钱比=银的购买力/钱的购买力。

假定当期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不变，当白银外流，则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减少。设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仅有两种——白银和制钱，其中银的流通量为1，钱的流通量为2。如果总量不变，白银外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1减少，那么制钱的流通量2就会相应的增加。白银主要用于大宗贸易，如果人们对于白银的需求不变，而现在若白银的供给减少，就会导致白银的价格上升。制钱主要用于日常零售，如果对于制钱的需求也不变的话，若现在制钱的供给增加，则制钱的价格就会下降，银钱比就会上升。如果制钱的总量减少，且总量减少的幅度大于白银减少的幅度，则制钱的流通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阻断了山西省云南铜矿的来源，所以铜钱铸币缺少了原料，于是国家推行面值50文一枚的大钱，但是最终钱法大乱，银钱比大幅上涨，经济陷入混乱中。而之前的道光时期，货币流通整体继承了前期的弊端，铜材缺乏，白银不足，银钱比逐步提高。道光元年银钱比已经是1∶1200左右，整体的变动趋势如图2-2所示。

根据图2-2我们可以发现，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的三年内铜钱通胀上涨就已经超过了10%，道光晚期的铜钱相当于通胀了四成有余。道光二十年银钱比有缓和的趋势可能是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导致贸易暂停，所以整体的白银量有所回升。但是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鸦片战争战败之后，银钱比开始加速上升，并且居高不下。

在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个影响银钱比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古代金融体系中的当铺。清朝各个地区拥有众多的当铺，“楚北汉口一镇，共当铺三十九座。此外，仙桃、龙坪、武穴及各州县市镇，共当铺三百八十五座”。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当时当铺收益所需要交纳的税负很轻。“资数千金，课无十两”。所以当时的当铺利润极丰，甚至有巡抚奏请将官款贷给当铺换取利益。“山西巡抚明德奏，查晋商当铺颇多，亦善营运。司库现存闲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由此可见当时当铺行业的繁荣。尤其是人们面对灾害、战乱的时候，当铺更是“生意兴隆”，人们在当铺中多典当小东西，甚至是谷物。“一遇当铺人多，则钱市唯见银多钱少，故致长价”。所以每逢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艰苦的时候，银价可能出现下跌，而钱价可能会上升。

古代货币不同于现代的信用货币，古代货币本身存在价值，比如当铜料缺乏时，人们会通过熔毁铜钱提取铜料以制作铜制品。所以当时货币的购买力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的波动，同时还取决于政府制度以及货币质量。顺治入关之后，铜钱定为每枚重一钱两分，顺治八年（1651）增重为一钱两分五厘，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重为一钱四分，又设七钱重的轻钱，政府规定一钱重以上的制钱与银的兑换比例为一两可换1000文，七钱白银可换1000文轻钱。

道光时期山西地区相对封闭，直到民国时期，山西依旧在使用制钱，是当时全国唯一依旧使用制钱的省份。但是当时的中国，受制于国际贸易的出超，白银大量流出国门，购买力变化后，就进入了银贵钱贱的时代。

综上对于价格指数和银钱比的叙述情况，我们得到关于之前购买力的计算结果，见表2-14。

通过表2-14可以发现，整体的银钱比呈现升高的趋势。按照当时的钱法记载，每年宝晋局开局时对于铜钱发行量均有着明确的规定，每段时间的发行量是相对稳定的。

清代山西制钱的购买力有上升也有下降。其中在道光十三年到道光十七年之间有很明显的下降，较道光元年降幅在10%左右，同时在道光二十年有大幅度的上升，到道光三十年涨幅达到了最大，为99.7436%，几乎翻倍。而白银的购买力在道光前期（1821-1832年）有明显的下降，在道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833-1844年）白银购买力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上涨期，其中在1837年涨幅是最大的，达到了31.91%。而之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到三十年（1845-1850年）有升有降，但在道光朝末期白银的购买力是下降的。“清代白银的购买力，是承继明代以来的倾向，虽然比铜钱的购买力要稳定一些，但仍有逐渐减低的趋势。”虽然从整个清代来看白银的购买力是逐步下降的，但是具体到个别时期以及个别地方，比如道光年间的山西，白银的购买力是上升的。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在四年内赔偿2100万银元，逾期将按照5%的利息征收。从道光二十二年开始，银价就不断上涨，单年涨幅最高超过21%，而且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首次出现了下跌，这个不正常的波动与《南京条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光末年的白银购买力受到《南京条约》的影响，并且影响非常明显。

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自身研究的不足，这里的购买力是以粮食价格为核心数据进行计算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来说，存在非常多的非农产品，而且农业产品中也有很多像玉米等经济作物会影响这里的计算，比如当时山西地区将很多的土地种植鸦片，从而减少了粮食的产量。

三 纸币化及其影响

除了铜钱与白银外，清代开始出现了纸币。现在学术界对于钱票流通出现的时间依旧存在争议，但是道光年间山西地区确实已经出现了纸币，并且流通甚广。道光十八年（1838）曾有关于钱票使用的记载，“查嘉庆八、九年（1803-1804）间，每银一两易钱八九百文，彼时钱票流行已久”。在山西票号兴起之前就存在钱庄，而且钱票早为人们所接受。道光五年（1825）以及道光十年（1830），北京出现了钱票泛滥的情况，导致钱庄倒闭，人们的钱取不出来。当时道光皇帝认为“京城内外钱铺开写钱集，既为商民两相情愿，由来日久，自应仍听其便”。但是禁止“开写期票及注写外兑、换外票，并换某城察各等字样”。当时的道光皇帝面对这样的局面缺乏相对应的金融理论进行指导，而反对省际汇兑，但是清末赔偿英法等国的白银却需要晋商跨省汇兑，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

清代山西的商业比较发达，但是“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庄；现钱至十千以上，郎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盘运之烦……甚便于民”。所以在北方，钱票承担着很重要的货币功能，而在山西钱票在商铺之间与现金有着同样的效力。“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有钱铺上给当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在山西，钱票流通非常的广泛且频繁。

山西道光年间的纸币发展离不开晋商的贡献。清朝在顺治时期曾发行过官方的货币，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这种纸币的了解非常有限。对于这种纸币，彭信威先生记载道：“由于发行数目不多，而流通时期又短，所以重要性不大。”之后政府再次发行货币就已经到了咸丰年间，政府发行有官票宝钞。但是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并没有发行过官方的纸币。

总的来说，清代的纸币流通非常复杂。可以出具有效力的纸币的机构有钱庄、票号、银庄、当铺和账局等。而且，清政府曾发行过纸币，虽然严格说来，当时这些机构所发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但是却有一定的认可度，所以当时的流通货币量情况复杂，非常不好确定。所以我们对纸币的大量流通进行定性的分析。首先纸币的大量流通会降低白银的需求量，但是对于制钱的需求影响相对较小，因为纸币主要是进行大宗交易时的交易工具。纸币的流通将降低跨地区贸易的交易成本，缩短多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差价。结合实际来分析，当时的价格指数确实在票号大幅扩张的时候（道光后十年中）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尽管涉及的因素也包括灾害等自然因素，但是从货币的角度分析，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降低粮食价格，当时白银大量流出国门，使得当时的白银供给相当紧缺，而整个的货币范围内纸币有了大幅的扩张，所以我们推断票号的出现以及繁荣对粮食价格指数有着降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