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就像鸦片贸易一样，是被清政府严厉禁止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多在南洋和澳门的华人中布道，南洋地区的马六甲、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新加坡、曼谷成为对华传教的前哨基地。他们努力学习汉语、翻译《圣经》，为日后布道工作的全面展开做准备。

19世纪初，为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仿效在中国早已立足的英国，设立了基督教差会。最早成立的有1810年设立的美部会（后称公理会）, 1814年设立的浸礼会差会和1820年设立的圣公会、美以美会差会等。在美国传教士来华前，1820年，美部会已正式聘请1807年即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J. R. Morrison）任差会通信员，几经筹备，又选中了裨治文（E. C. Bridgman）为差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成了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与裨治文一道来华的是雅裨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随后美国又派出大量的来华传教士。1830～1844年在欧美国家派出的57名传教士中，由美国所属教会组织美部会、浸礼会、圣公会等教会组织派出的美国传教士就有42人，占了近3/4。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当中，不少人受过良好的知识训练，其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传教士持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来与中国文化接触。当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这个“异教徒”国家与他们的文化相差甚远，仅仅用传统的传教方式难以行得通，不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难以进行传教。因此，来华传教士想要实现其传教的目标，必须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传教士了解中国后，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在华传教；另一方面，传教士向美国国内介绍中国，可以促使其向来华传教士提供更多的支持。因此，早在19世纪20年代，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开始向美国的《教会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投稿介绍中国的情况。而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学名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则进一步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促进了早期的中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