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国（西方）传教士的布道遭遇阻力从而催生印刷媒体

在那一时期，传教士在华的传教工作是很难进行的，难以开展传教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禁教政策。礼仪之争后，对耶稣会士颇有好感的康熙帝在其统治末年，态度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对传教士渐渐疏远；雍、乾二帝在位期间，对天主教仇视有加，不断发布禁教令，在乾隆时期，还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迫害天主教运动，致使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几乎绝迹；嘉庆帝即位后，对天主教同样采取禁止措施，多次颁布禁教诏令，因此，传教工作上的努力收效甚微。

外国传教士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而且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怀有敌意，很难进行直接宣传。传统的宣教策略不能施行，尽管这些传教士们在传教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阻力，但仍孜孜不倦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寻求能够传教的方式和方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求助东印度公司，但他们逐渐发现，避免传播信息的障碍必须另辟蹊径，探求其他传教方法，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印刷媒体进行。较早的传教士们已经用到这些廉价并且数量巨大的西方传播物，他们非常钟情于这些传播物的宣传价值。并且相当一部分人是精通文字工作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早些年的任务主要是语言学习、语言翻译、打印，在中国人中分发宗教短文。因此，他们的精力不仅仅放在布道上，他们也兼写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比如马礼逊来自教会，明白近代西方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在宣传上的功用，因而他自然地想到了使用印刷品来促进传教。他认为中国地方大、方言多，文字却是统一的，使用印刷品进行传教更易于为中国各地民众接受。于是，马礼逊开始尝试并使用印刷品来协助传教工作。他遵照伦敦会的指示进行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的工作。在学习、工作之余，他还编写了《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等。

在广州活动的有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伯驾（Peter Parker）、史蒂芬、罗孝全，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等。这些传教士除公开或秘密传教外，还从事一些文化教育和出版活动。他们开办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招收华人入学；设立印刷所，出版书籍；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这些活动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中益智书会的出版活动对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影响最大。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还经常向国内教会组织提供他们在广州、澳门等地发行的书刊，其中有《中国地志》《中文简续》《广东方言撮要》《中国商业指南》等，内容以介绍中国文字为主，反映中国政治、商业、文化和基本概貌，还记载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首次来广州的情况，雅裨理的东南亚之行，史蒂文森的中国沿海考察，卫三畏的日本旅行以及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活动的详细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