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个主要假说体系评述

国内外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在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与当代作为农村基本制度的家庭承包制浑然一体的特征。农业经济学理论对于小农经济问题尤为重视，以其作为研究客体的讨论几如汗牛充栋；但，大多数研究都立足于国外农业经济理论一直存在的貌似对立却都是基于理性的边际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分析的两个假说：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的加入了农民主观因素的依据产出和消费的边际效用均衡作为分析基础的农户“生产—消费均衡”假说；舒尔茨（Schultz, 1964）的农户依据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说。黄宗智（1990）将恰亚诺夫假说归为实体经济学派，将舒尔茨假说归类为形式主义经济学派。这里之所以提出两个主要假说体系而没有将黄宗智（1980）的“过密化”小农经济行为单独作为一个假说体系，是因为笔者认为该假说是主要依据恰亚诺夫假说的研究方法针对近代中国国情背景“量身定做”的研究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理论体系，但鉴于该假说对于研究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本书也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假说体系进行讨论。

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研究的历史和国情背景的区别造成了两个假说市场约束条件的不同，基于农村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判断的舒尔茨假说的市场假设是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而恰亚诺夫认为由于外部工业市场对农民来说也是环境恶劣的，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这样两个假说对于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的参照物产生了区别，舒尔茨假说的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是均衡劳动力市场价格，而恰亚诺夫假说的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则是农民主观的消费需求。

（一）恰亚诺夫小农假说

恰亚诺夫的基本理论认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农民决策是基于农户的消费与生产均衡模型做出的，并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假说。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土地的最优规模并不是由劳动力资本存量决定的，也因此农民的农业投入不是以利润最大化，即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农民是根据家庭的消费需求来决定产出的。这类似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经常提到的自给自足经营方式，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只是为了应对恶劣环境的维生行为，而并不产生积累。其独创性在于，他明确地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专有并以此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从而把前人关于“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秦晖，1996）。对于其家庭生命周期假说，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80）认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似乎还有一定道理，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农户分化的原因恐怕难以完全归于“家庭生命周期”说。

恰亚诺夫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证明了假说是适用于他所分析的1930年农村集体化之前的俄罗斯向苏联过渡时期的农村社会特征的。在这段时期市场不发达，农村劳动力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候除了进行农业耕作之外通常并没有其他综合风险及更好的收入等选择。恰亚诺夫意识到手工业和商业是农民在农闲时的赚钱手段，劳动者家庭在劳动力配置上也有资本家的考虑，但认为手工业和商业无法提供高于农业的收入，即手工业和商业的市场环境更加恶劣。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状态下，恰亚诺夫提炼出来的消费—生产均衡假说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恰亚诺夫式的农民的生产方式也是理性的。这样，恰亚诺夫假说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了劳动力价格取决于生产的产量上，由于假说中的产量与消费均衡，因而劳动力价格取决于其家庭消费，也因此劳动力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反映的是家庭消费量的变化。

他认为“在完全相同的水平上，有时被农民家庭认为是有利的，有时却被认为是不利的，这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之间的基本均衡情况。如果在家庭农场核算中尚未达到基本均衡，未被满足的需求依然相当突出，那么经营农场的家庭便有强烈的刺激去扩大其工作量，去寻求劳动力的出路，哪怕是接受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出于无奈’，农民去干初看起来最不利的工作”。这是从边际效用角度进行考虑的，通过寻求辛苦程度的边际效用和需求满足的边际效用的均衡来提出农民自身经济行为的指导方式，属于典型的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奥地利学派的概念、语言和逻辑充斥在恰亚诺夫的分析中，他赞同，“主观评估”“边际劳动消耗”乃至“工人边际收益的效用”。但是恰亚诺夫拒绝将微观经济中对效用的主观评估延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恰亚诺夫的学说也必须被看作对家庭经济的扩展研究，他提出了自然经济的概念，在这里单位产出也是单位消费，不存在工资和利润。他认为这是经济的第四种形式，非资本主义、非社会主义、非奴隶制的。在家庭生产中家庭劳动力是没有工资的，只有劳动者的时间花费。恰亚诺夫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不能适用于广大的俄罗斯人民生活的自然家庭农业。Roberts and Mutersbaugh（1996）总结认为恰亚诺夫的“基本论断是非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家庭生产的排他分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在家庭农场内部基本不存在”。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阶级，家庭农民会被毁灭，将来农业只能在大规模商业化农业或大规模社会主义农业中二选一。而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生产模式可以成功地进行自我开发，不是必然地转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小农不会消失。“农民家庭劳动力农场作为基本组织形式将会保持不变，只会发生有特定特征的改变并围绕着国民经济的情况进行调整。”恰亚诺夫也不认为集体农场会更加有效率，他认为“水平合作”的集体制将会摧毁地方乡村精英的治理并导致官僚习气（Shanin, 1974）。从一个农民家庭系统转向一个公共合作的农村经济系统，这其实是一个由农民控制的合作组织引导的农村经济的和平演变。

通过对恰亚诺夫假说的研究可以看出，恰亚诺夫假说是基于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要素不存在的背景的结论，在恰亚诺夫的模型中农场规模的大小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子价格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因此正如Sen（1966）指出的，要使这样的模型完全成立，那么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必须同时缺失。同样，在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里，“消费的满足”和“劳动辛苦程度”的效用难以测定，并排除了任何社会关系的作用。这些，都为很多学者所诟病。萨哈林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组织总是强迫家庭农场生产出超过满足其家庭所必需的产品数量。……税收与地租必须要支付，加上征集过程中的欺诈，不平等的交换率，使得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远远高出单纯家庭内部两者的比率”（Dufuberge, 1984）。因此恰亚诺夫假说忽略了生产关系的矛盾，并假定所研究的家庭农场与市场经济完全隔绝（侯建新，1999）。

在后期，斯科特（Scott, 1979）的“道德经济”小农理论和黄宗智（1980）的“过密化”小农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恰亚诺夫的极大影响。斯科特以南亚农民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农民以“生存和安全第一”为主要思想的“风险规避型”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决策，作为一个非系统化研究农户经济行为的理论，为农户家庭整体经济行为加入了新的，也是重要的约束条件，此观点是基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利他主义思想的。斯科特将农户家庭的关键问题——生存——作为研究的中心，很有说服力地用农户对粮食短缺的恐惧解释了农业社会中很多令人费解的技术、社会和道德的安排，比如对革新的态度保留，对拥有自己土地的渴望，与其他人的关系，及与国家和制度的关系等。当生存作为中心问题被确认后，它对经济和政治公正的概念的影响就可以被揭示出来了。斯科特通过研究缅甸南部和越南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历史揭示了殖民时代的变迁系统性地违背了农民的道德经济并形成了反抗和革命的潜在动机。斯科特视农民为政治和道德的行动者，如同保卫个人的安全一样来保卫他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农民政治学的范例。

道德经济依赖于一个中心原则，就是嵌入性。前现代经济是道德经济的原因在于它们是社会关系和非经济制度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斯科特受波兰尼（Polyani, 1957）的启发，反对把功利主义的理性世界化，接受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波兰尼“经济嵌入于社会之中”的观念。

（二）舒尔茨小农假说

舒尔茨则认为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是以收益最大化为考虑的，农民是能够将各种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并进行农业生产的。舒尔茨接受了塔克斯（1953，引自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观点，认为危地马拉的帕纳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的农民都是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倾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他们的活动具有“由一个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居民组成的货币经济的特征”，“十分贫穷而有效率”。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基本不变，因此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价格基本恒定，这样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同时，由于农民的劳动力之外的人力资本低下，因此对这些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基本恒定，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均衡使持久收入流——生产要素——的价格长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因此，农民收入低下是由于生产要素价格较高，而农民劳动力之外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这些造成了农业投资的资本收益率低下。因此，关键应是将农产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而不是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同时加大对农民人力资本的投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观点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理论。

舒尔茨认为配置效率在很多小农经济中是很高的，他根据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使农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证明了农业产量变化与劳动力人口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张五常（1969）在《佃农理论》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认为提出农业有大量零值劳动的剩余劳动力是不了解农业的生产特点。

舒尔茨认为制度对农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制度应该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改变，通过市场方式的经济刺激，调整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对农民形成激励，并认为大规模农场只能带来效率的损失，应该实行在地化（即土地所有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进行经营）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合一。

同时，舒尔茨认为在现代的许多高收入国家中，也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农业与对农产品的需求缓慢增长的高收入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当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减少时，由于离开农业的农民缺乏非农业工作的技术和教育，他们会出现大量失业，增加就业的困难，上述问题就更加尖锐了。但舒尔茨并未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对美国农业的分析与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分析无缝地衔接在一起，这种一致的方法与其同时代的认为农民与非农民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模式，特别是在与美国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不同。舒尔茨相信人们面对刺激有着的相同的反应态度，同时也能够认识到经济的机会性并对这些机会做出反应。他默认偏好的持续性，并寻求对不同的机遇和能力做出反应的预期和解释。这个视角使他的观点在政府扶持的农业和反贫困计划中备受争议。舒尔茨认为这些计划会扭曲个体的激励机制并最后可能失败，因为这些计划本身并没有消除个体参与市场和受到经济激励的障碍。

舒尔茨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完全寄托于西方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的输入，忽视了传统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和不同特征，忽视了小农经济和社会孕育现代因素的可能（其实西欧特别是英、荷的农业资本主义就是源生于传统农业的），这恐怕是有问题的。还有，舒尔茨对刘易斯“零值劳力”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非零值说”也不可过于绝对，如果发生人口超常增长等因素，在某些地区和在一定时期内，传统农业出现零值劳力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牛仁亮，1994）。也就是说，在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否认人口因素的作用。黄宗智等（2007）认为“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后来，同样针对小农经济行为进行研究的波普金（1979）的理论思路也主要来源于西奥多·舒尔茨对拉美小农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背后充满了利润的算计，这一点不比资本主义企业家逊色”，“越南农民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由他们组成的村落只是空间上的概念而并无利益上的认同纽带；各农户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尽管他们偶尔也会照顾村邻或全村的利益，但在一般情况下各家各户都是自行其是自谋其利的”。在后来的讨论中也有很多学者对波普金的理论持支持的态度，有人甚至称“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农民更自私”。

（三）黄宗智“过密化”假说

黄宗智（1980, 1990）通过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农户的研究认为，小农的行为和目标是基于统一的家庭的生产目标和消费目标形成的，中国江南地区在近代之所以“发展”出与英国工业革命类似的现代经济模式，其原因在于“‘内卷化’（Involution）的农业非最优化（non-optimization）”。与恰亚诺夫假说相同，黄宗智将农户的经济行为归结为“生产—消费”的均衡，而非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并同样认为在非农就业市场缺失的条件下，尽管存在纺织等轻工业的家庭经营，这些经营也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生计需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

黄宗智的假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特别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马若孟（Myers Ramon, 1991）以劳伦（Loren, 1989）、戴维（David, 1989）和托马斯（Thomas, 1989）等人的研究为依据指出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收入没有递减。黄宗智（1992）认为马若孟对自己的著作充满误解和歪曲，把他所说的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罗斯基的人均年产出的增长混同，甚至把他的“质变性发展”的定义等同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马若孟意图“重新挑起一场头脑简单的斯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争”。Wong（1992）通过对Loren、David、黄宗智等人研究的分析和对比，指出他们在商品化和贸易的观点上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黄宗智认为Loren等所强调的民国时期乡村经济的积极变迁是有限的。而Wong认为，黄宗智提出将“由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由追求利润推动的商品化”区别开来的主张并不令人信服，无论是英国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从事乡村工业的动机都是难以区分的。陈意新（2001）则认为双方的争论核心是人均收入问题，如果中国近代农民收入没有递减，黄宗智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整个看法便失去了基础。林刚（1999）认为，黄宗智的理论是将与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赵冈（1997）则指出，只有当边际产量低于维生费用时才会真正出现过剩人口，而一个地区是否富裕，由平均产量决定，平均产量越高，容纳剩余人口的能力就越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现象。一部分中国学者批驳了这样的说法，如夏明方（2002）对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华北农村曾经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程，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的成本和代价，以致混淆了“增长”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汪敬虞（2002）则认为“农业生产如果说有增长，那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如果说有发展，那也是不发展中的发展”。针对林刚的看法，张常勇（2004）提出，即便在劳动生产率这个几乎被公认是经济发展标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低生产率或过密化仍有其合理之处，有其与国情相适应的特点和优点。

所有这些针对黄宗智理论的反对声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伯重和彭慕兰的看法。李伯重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理论很难有效解释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发展，也很难应用于对明清时期江南的研究中。黄宗智的问题在于将斯密—马克思的增长与库兹涅茨增长这两种动力和条件不同因而结果不同的无必然联系的增长理论混合在一起，而产生了逻辑问题。同时葛剑雄（1991）、李中清等（2000）、王国斌（1998）等人的研究证明，清代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彭慕兰（Pomeranz, 2003）在其著名的《大分流》一书中认为在现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因此需要避免片面地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要看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不能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而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抛开这些关于发展的争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户家庭行为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人口压力对经济的制约（这一点也是与恰亚诺夫假说体系中的俄罗斯人少地多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并把人口压力的问题上升到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将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的，为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