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代中国国内学者研究的简要综述

在国内，伴随1980年代初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缺少经济自主权的农户逐渐从集体经济的制度约束中摆脱出来，日渐成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过程同步，农户的家庭经济行为也逐渐走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改革初期，人们把视角投向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因为改革中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既能揭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进展，又能显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足；人们研究的角度也主要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则主要是为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建议（宋洪远，1994）。

（一）农户的经济行为目标及合理性判断

农户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差别，首先就是有其特殊的利益目标。因此，农户行为目标的确定是农户行为研究的首先而又重要的内容（宋洪远，1995）。在此基础上必然要求对其行为做出是否符合理性的判断。事实上，对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合理性的判断也跟此一时期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引进有密切关系，特别是1987年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之后，重新审视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原则便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主题。

卢迈、戴小京（1987）属于国内最早开展此类研究的人员，他们认为，农户的决策目标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是收入增长，二是收入稳定。但在不同的内外条件下，这双重目标有不同的体现。在系统考察了农村改革以来农户经济行为的特点之后，他们认为改革以来农户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李成贵（1992）接受了卢迈、戴小京关于农户决策目标二重性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户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农户在收入稳定和收入增长双重目标的支配下，对其所受到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环境刺激做出理性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宋洪远利用统计资料对改革以来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的二重性特征进行了检验，认为未来农户的经济行为目标具有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倾向，并且在经济行为目标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兼业化倾向。他据此推断，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特点，使农民家庭无法在一个经营项目或一个职业选择上同时满足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稳定的双重目标，农户的基本经营方针只能是将稳定的低收入项目同不稳定的高收入项目结合，形成农户所谓的“稳一块”与“活一块”的双重决策。范建刚（1994）则直接指出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的二重性是动态的，而农户拥有资源条件的变化是决定农户经济行为动态性的内部原因，工业化进程为外部原因，并且外部原因是深层原因。孔祥智（1998）以农业和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为依据，按照流行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目标分为三类，在对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跟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也因此，此一意义上的农户经济行为合理化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

由于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受体制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作为对改革之后农户经济行为认识的深化，研究农村改革之前的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就具有重要的比较价值。张江华（2004）对中国集体经济时期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程度上，农民劳动与消费的关系符合恰亚诺夫的判断。农民的这一行为特征，既与当时国家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又为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与人观所限制、构成和调节。常庆欣、刘明松（2006）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目的最终都是追求家庭在一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同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压力造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农户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对基本需求的满足。在对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考察后他们认为，民国时期农户面临着大量来自自然的、市场的和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农户的经济行为目标是一种风险规避基础上的基本需求最大化。

（二）农户经济行为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农户的家庭经济行为可以归结为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研究的焦点则在于生产和消费是否可分。或许改革之后中国农村中可资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过于丰富，抑或在众多国内研究人员看来诸如生产、消费这样的基本问题过于简单，即便在新家庭经济学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循此思路对农户经济行为加以探讨的成果依然甚少。作为少数的例外，都阳（2001）参考Feder（1980）分析农民进行新技术选择行为时使用的模型，在分析非农收入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时引入了资产组合模型，将效用函数中的收入变量加入了风险因素的影响以区别普遍的收入均等化理论。但他在模型中假定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中生产收入和消费的效用是可分的，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在完全市场的前提下展开的分析，生产和消费是可分的。同时他忽略了农户家庭农业投入的劳动力配置与非农工作中的劳动力配置的相互关系，因此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本这一典型的资产资本没有被纳入模型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讨论证明，只有在单一模型下农户家庭出现整体一致性的偏好时，才能适用有价证券组合投资模型的基本前提假定。

在国内众多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成果中，人们更热衷于在生产和消费的大框架中对农户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微观探讨，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农户行为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投资、新技术应用、借贷、雇工、土地流转、外出务工等方面，以及日常消费中的教育、医疗、饮食、耐用品消费等方面。然而，受制于研究工具的束缚，在改革初期，大部分研究多限于逻辑推演和统计性的描述分析，如周其仁等（1983）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农村中开始出现的土地转包行为进行了分析；赵洪、陈讯（1987）和韩俊（1988）对日趋普遍的农户兼业化进行了探讨；宋洪远（1995）将经济体制纳入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中，并试图建立“经济体制—农户行为—运行绩效”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姚梅（1995）对农户劳动力素质和农户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柯炳生（1996）在现有统计资料和中国农业大学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户的粮食储备及其对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随着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推广和应用，晚近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模型和定量分析。如杨涛、蔡昉（1991）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建构了一个农户兼业模型，并对我国农户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兼业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探讨；Park和任常青（1995）针对中国贫困地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面临价格和生产双重风险、既生产又消费粮食的农户的生产决定模型，并运用陕西黄土高原、秦岭山区255个农户的资料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消费考虑在生产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随人口密度提高，玉米播种面积会越来越多，且对相关作物的利润没有反应，但对消费风险反应十分明显；韩洪云、赵连阁（2000）对农户选择灌溉技术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史清华（2004）从农户的家庭组织演变入手，对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配置所引发的经济结构变迁及根源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浙江农户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的深层根源；谭淑豪等（2001）从生产规模、收入水平和兼业行为方面对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对不同类型农户对经济政策刺激的反应及其可能采取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退化（保护）的作用进行了探讨；陈传波、丁士军（2005）对经济转型和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小规模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李桦等（2006）系统分析了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种植业生产、种植业农用物资投入、畜牧业饲养和生活消费支出等经济行为的影响；岳跃（2006）通过建立一个农户经济行为的二元博弈均衡模型，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中，除了黄宗智强调的人地资源紧张这个基本前提条件外，温铁军（2000）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制度约束更是研究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以上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户经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如果从理论流派的源头重新审视这些研究，可以说，当代中国学术界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大多仍旧隶属于恰亚诺夫和舒尔茨这两个假说体系，或尽管区别于这两个假说体系但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基本都是针对个别片段进行的实证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