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禅宗的兴起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禅宗的发展与复兴在明清佛教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研究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文化与禅宗兴起的关系，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清时期禅宗的宏观了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一，从明朝初期对佛教和禅宗的政策，可以找出导致有明一代禅宗兴衰的政治因素。其二，明中期与明后期的嘉庆帝期间，佛教、禅宗遭到沙汰性质的打击。然而，在嘉庆后期禅宗也开始走向复苏。其三，对于禅宗的兴起，本文从明末清初社会政治角度介绍禅宗兴起的外在因素，以及禅宗内部的自我觉醒与探求实践。最后整体介绍禅宗法系与著述概况。
【关键词】明末清初 政策 禅宗 法系
【作者】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佛教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文化等外围环境对其的影响。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都对佛教的发展、衰落起到钳制与推动作用。研究明末清初禅宗的课题，首先要着眼于明末清初佛教、禅宗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格局。明末清初是社会政治跌宕起伏的时期，作为唐宋之后延续和维持佛教代表的禅宗，亦无不受这个时期的影响。
关于明末与清初的年代划分，学界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不做严格的年代界定与考察，只是以费隐通容禅师（1593 ～1661）所处时代，历经五个皇帝与两个朝代，可以说这是明末清初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依此做简单概要的介绍，以期交代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文化对佛教以及禅宗的影响，这里偏重于概述明末的社会政治文化，略带介绍清初社会政治状况。
一 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对整个明代佛教的长期影响
说到明末的社会政治文化，不得不谈有明一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禅宗的关系。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随元末的农民起义而建立明朝。洪武初期，出于对战士的安抚，为自己所建政权祈福，同时宣示明朝的合法地位，朱元璋在金陵经常诏请江南名僧大老举办祈福法会，并与高僧们谈禅论道，赐金斓袈裟，对佛教起到推动作用。然而好景不长，随后一系列的政策与运动，使整个佛教的发展受到钳制。这里只说三点与禅宗直接有关系的政策。
其一，征召儒僧的政策。为吸纳精通儒学的僧人，以服务于其政权，明太祖洪武初年颁发《拔儒僧入仕论》，开展一系列的征召措施。明太祖要求儒僧们先要蓄发还俗。很多被迫应诏的儒僧都是当时精通儒释之学，又深富文才。他们是当时佛教中最为优秀的代表，而且又都是江南地区的临济宗禅僧，但最后几乎无人能善终。禅宗自宋以后由临济一枝独秀，而临济杨岐派圆悟克勤禅师门下，出虎丘隆、此庵元、大慧杲三派。之后大慧一派繁衍隆盛，遍及东南沿海，高居江浙地区佛教丛林之首。明太祖拔儒僧入仕政策推行后，临济宗禅师几乎没有一人能逃脱拔诏儒僧的厄运，这对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发展与延续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其二，胡惟庸案件对佛教的牵扯影响。明洪武十三年整肃胡惟庸党人案件的风潮中，被牵扯的僧人多达64人，咸服上刑，其中很多是著名的禅师。胡惟庸案件的对佛教影响面积之广，对禅宗的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禅、讲、教”制度与僧官制度是决定明代佛教发展的根本政策。明代的“禅、讲、教”的政策，源自元代佛教政策的“禅、讲、律”三类，但是和元代又有很大的区别。明代的“禅”即指禅宗，把禅宗各家归为一类；“讲”是指重视教理的天台、华严诸宗；“教”则专指念诵真言密咒，做祈福、超度的佛事的僧伽队伍。明代把佛教划分为禅僧、讲僧、教僧三类，并且规定穿戴不同颜色的服饰；同时规定只有教寺、教僧才能接触民众，这就为明代佛教走向为死人服务的宗教，以及佛教走向衰落埋下长期的政策因素，造成禅宗的发展与延续缺乏社会根基。
明代开国初年虽然设立了僧官制度，但是政府对于佛教内务的干涉之严重可谓史无前例，这使佛教长期缺乏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
根据如上三点情况，在开国初年的佛教政策下，有明一代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就可想而知。明永乐帝在姚广孝（道衍）的支持下获得天下，对佛教也有扶持的政策，使佛教呈现出复苏的景象。但是明中期的政治环境也是多有变化，因诸帝王与佛教关系亲疏程度的变化，佛教的境遇自然也就随之起伏无常。
二 明中期诸帝和明后期嘉庆帝的喜好与宠道对佛教的影响
明仁、宣二帝执政时期，遵守“祖宗之制”，提倡朱子思想。这个时期虽有民气渐舒的景象，但思想文化的滞后还是没有太大改变；“对于佛教是较为温和，但没有松弛洪武、永乐一贯以来的整饬限制为基调态度与政策原则”，严格限制度僧给牒的名额。虽然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封西藏贵族、喇嘛等为法王、活佛等，但这个时期的汉传佛教没有出现特别的人物，帝王也没有推进佛教发展的作为。
明正统、景泰、天顺朝的帝王更替，使佛教的境遇变化无常。明英宗正统前期有“三杨”主持朝政，基本上是继续仁宣以来的政策，对佛教采取限制原则。正统中后期因宦官得权，借权势扶持佛教，使佛教卷入政治斗争中，加剧自身面貌的扭曲，给佛教的发展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景泰、天顺时期的政权更迭对佛教没有产生破坏性打击。明弘治前期出现沙汰佛教的议论，明孝宗严厉纠正、清理成化年间时所封的法王、活佛、国师、禅师等封号。弘治中后期，明孝宗沉湎于道教的丹术，对佛教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明正德即武宗执政时期，虽然崇奉藏传密教，但汉传佛教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发展之机。随之而来的明世宗嘉庆帝之宠道，使佛教受到极大排斥。同时因为嘉庆年间廷臣党争之盛，致使很多人为取悦于世宗，一同信奉、扶持道教。在上行下效的过程中，开始拆佛殿、毁佛像，严格禁止僧尼之间交流、游学，也禁止与信众接触。很多地方遭到沙汰性质的打击。整个嘉庆四十五年，不仅佛寺被破坏甚多，而且还不见有发放度牒的记录，实可谓“释氏不振极矣”。
周齐《明代佛教与社会政治》一书认为：“随着明朝中央政权的衰落，帝王个人的宗教好恶与统治意志以及具体施政政策之间，已经不像是明初帝王那里结合的十分紧密。”同时，明后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有着较为繁荣的发展，无论是陆王心学兴起，还是文学创造，主体意识等均有抬头而且渐成主流之势。嘉庆时期，佛教在民间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置身于充满变化的民间社会，这就为佛教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 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环境与禅宗
在明神宗万历期间，佛教呈现出在整个明代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明代的很多高僧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已经沉寂较久的佛教宗派也呈现出振兴之势，对佛教义理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活跃，很多士大夫、文人也以居士的身份参与研究，推动佛教的发展。
（一）明末清初禅宗兴起的三种外因
其一，万历前期，由于神宗年幼，诸事由仁寿皇太后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定夺，而此两宫皇太后皆崇信佛教。虽然神宗于万历中后期真正执政时，也颁发过限制佛教的政策，但是对佛教而言，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其境遇比此前明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宽松与优厚。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总体而言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佛教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影响直至清初的佛教。清初的顺治帝也崇奉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禅师的皈依与崇敬，是禅宗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其二，明代的宦官组织在历史上最为独特，最高为司礼监，其权力之大，有时会超出首辅大臣，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影响至为深远。而且宦官阶层几乎都信奉和扶持佛教。谈到明代佛教的延续与振兴，自然无法绕过宦官群体。整个明代佛教的延续与推动，宦官群体功为卓著。明末万历年间佛教的兴盛更是离不开宦官群体的扶持，为寺院乞请“赐寺额”、“赐敕护”和“赐领地”等事不胜枚举。很多中下层的官僚阶层为了能够接近权利的核心阶层，为自己的仕途开辟一条直通车道，自然也就热衷参与和支持宦官建寺与扶持佛教的行动。如此，佛教在明末的振兴也离不开地方官僚的支持与推动。
其三，由于明代长期实行高压政治，很多士大夫没有太多安全感，尤其是明后期，政权跌宕起伏，诸帝大多昏庸无道，从政便成为明代最为危险的道路，随着明后期中央集权的衰落，士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因明末清初出现大批的高僧大德，很多士人便转向佛教，接触佛教，进行信仰的探寻和思想研究，并以居士自居，形成了居士佛教团体。王红雷的《憨山德清与晚明士林》依据清代彭际清《居士传》中的记载，历史上的居士人物共304位，明万历至明亡时就有居士104位，可见晚明居士团体之多，影响之大，为明末清初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士人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同时也因为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出现了一大批儒生士人逃禅的现象，这使禅宗的发展获得新鲜的人才队伍。
虽然明末佛教因为政治环境有所改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长期的政治环境因素对佛教的影响也导致佛教积累太多的问题，如僧人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戒律道风的松弛，教理基础的缺失，以及法脉传承的断层，僧才的缺乏，师徒伦理的错位，等等，致使佛教复兴志业尤为艰难。如明末曹洞宗湛然在《慨故录》中说：“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佛日将沉，僧宝殆灭，吾惧三武之祸，且起于今日也。能无叹乎？”《慨故录》全面检讨了丛林的弊端并探讨了对治之道，同时以此倡导佛教界有志之士共同承担明末清初佛教的振兴伟业。
（二）明末清初的佛教以及禅学兴盛的内因
首先，明末清初佛教的振兴，其中关键是佛教界普遍重视对儒学经典的学习。研究表明，明末清初佛教的发展和僧人儒学修养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如明末四大高僧，无一不精通儒学。憨山大师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初出家时，师父为他聘请私塾先生教儒学典籍，后来自己不断注释儒学、道教经典，以佛教的立场解读儒学、道学经典，博得了儒家士人的好感，争取到了佛教的话语空间。费隐禅师当年在参学时，也曾往各大道场学习过儒家的各种经典。
其次，明末清初，佛教开始注意研究教理，而律学的恢复、净土的流行以及禅净合一、禅教合一的倡导，推动了佛教的多元发展。明末佛教的复兴之象，表现为很多沉寂已久的宗派开始出现复兴之态势，如：对律学的重视与弘扬，为佛教僧团的信仰建设起到扶正与补救的作用；而对华严学、天台学的重视与研讲，使佛教的发展有了义理的支撑；净土法门的流行使得佛教的发展拥有了最广泛的信仰基础；禅净思想的倡导，使禅宗具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禅教合一的思想，使禅宗的发展获得了义学基础。重视教理，成就了禅师的思想厚度。对唯识学的理解与阐释不再是以纯唯识学的立场，而是用来辅助禅观的修证，这为明末清初如来禅禅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如费隐禅师在开悟前对于华严、天台、般若、涅槃、唯识类经典的研习，丰富了其禅学的博大、圆融思想，也为其禅学的多元融合提供更为严谨的理论依据。纵观这些义学宗派的兴起主要是在江南地区，而明末清初禅学的盛行也主要在江南一带。
四 明末清初禅宗的崛起、法系与著述
明末清初禅学的兴盛，主要有两支力量。第一支是尊宿派，即以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不继承任何的法脉，而对禅学的发展与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四大高僧的出现，就是晚明禅学兴盛的一种体现。第二支是有明确传承的法系派，即曹洞宗与临济宗。明末清初禅学的兴起主要是靠洞、济两宗，其他云门、法眼、沩仰三宗早已断灭无闻。
明末清初的禅学主要是尊宿派与法系派的传承、延续与光大。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一书的研究发现，从晚明的1595年至1662年的68年里，出现禅宗高僧总共117位，其中临济宗禅师60人，曹洞宗禅师42人，尊宿15人，编写禅籍共60种386卷之多，由此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同时对于教典的研究注释、律学仪轨的整理编辑、传记的撰写等之多也甚为可观，总共有65种269卷，其中尊宿的著作39种171卷，曹洞宗有17种75卷，临济宗6种11卷。可见明末清初的禅门宗师，不是只有禅师的单纯身份，同时也是义学的创释与弘扬者，为禅学的兴盛奠定了义学基础。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曹洞宗的禅师普遍比临济宗的禅师更重视教典的阐释与弘扬，也因此被临济宗禅师批评其沦为“评唱”之流，导致明末清初的曹洞、临济两宗的不和。
明末清初的曹洞、临济两宗，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江南一带。曹洞宗是从小山宗书传幻休常润与蕴空常忠二人，幻休常润传慈舟方念、无言正道，此后慈舟方念一系独盛。慈舟方念传湛然圆澄，湛然圆澄传麦浪明怀、石雨明方、三宜明盂、尔密明澓、瑞白明雪，这其中又以石雨、三宜、瑞白三人的传承为盛，形成明末清初曹洞湛然圆澄的云门系。蕴空常宗传无明慧经，世称无明慧经禅师为寿山禅师，无明慧经禅师出即博山无异元来、东苑晦台元境与鼓山永觉圆贤三人，此三位都是曹洞宗了不起的大宗师，而且其法脉传承之广，影响之大，分别被后世称为明末清初曹洞宗的博山系、东苑系与鼓山系。临济宗的传承由笑岩德宝传幻有正传，幻有正传传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三人，天隐圆修传箬庵通问、玉林通琇、松际通授，又以玉林通琇一支影响较大。密云圆悟传汉月法藏、破山海明、费隐通容、木陈道忞、石奇通门、林野通奇等人，皆为当时临济大宗师，法嗣传承广，社会影响大。因为这些大宗师都出自密云圆悟的法嗣，且密云圆悟以住持天童影响最大，所以后世称该系为临济的天童系。明末清初的临济宗就是以密云圆悟与天隐圆修二系为中兴力量，其中又以密云圆悟天童一系的影响最为深远。
虽然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社会动乱，战火延及各地，禅宗也深受影响，但是在清初顺治帝时期，应该说临济宗比起曹洞宗更具有发展空间。因为顺治帝接触的禅师就是临济一系的，如性聪憨朴是费隐通容的法孙，而玉林通琇、木陈道忞，则是费隐的同门。因为顺治帝的诏见与皈依，并且敕封国师、禅师等号，对清初的临济禅的推广与弘扬，是曹洞宗所没有的待遇。
结语
明末清初处于社会动荡转型时期，禅宗亦随社会变化的有利因素而获得迅速发展。这段历史很好地证明了禅学的复兴，是佛教发展、复兴过程的集中呈现。离开律学、义学的佛学基础与社会根机的转变，禅宗的复兴将不复存在，也无从谈起。
因受整个明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仍然无法超越社会环境带来的历史局限。禅宗在法系传承和传播上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在禅学的理论建构和参禅的方法论上并无多大的创新，因此也就无法逃脱衰落的历史宿命。不过，若从清初乃至清中期禅宗的发展和维系整个佛教的命脉和形象而言，明末禅宗的兴盛是承前启后的历史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