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珠禅师·海云印简·明代建文帝——上金贝古墓墓主真相之检讨

邢东风

【内容提要】自福建宁德上金贝古墓被发现以来，围绕墓主的身份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或说墓主是海云印简法系的传人，或说该墓为明代建文帝陵墓，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种种谬说不一而足，如今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当地已将古墓定名为“建文帝陵墓”。为澄清事实、纠正误解，本文从佛教史的角度对墓主的真相做一检讨：首先，根据相关的佛教史料，对墓塔的铭文进行符合原意的读解；其次，根据佛教史上的实例，证明塔额上的“佛日圆明大师”并非海云印简；再次，结合其他佛教墓塔的实例，证明该墓并无“奇特”，墓主亦非身份特殊的建文帝；最后，根据当地的相关史料，对真正的墓主“沧海珠禅师”进行考察。

【关键词】沧海珠禅师 海云印简 建文帝 上金贝古墓

【作者】哲学博士，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引言

上金贝古墓，又称福建宁德古墓，位于福建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北山上，距宁德市区约五公里，1989年被文物保护部门发现并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规模较大，整体布局为三层六阔，主体建筑为圆顶舍利塔，塔后及左右两侧有墓圈形石壁环绕，墓圈中央顶部有火珠莲花形石雕，墓前原有拜亭，现仅存石柱，拜亭两侧有石壁，石壁顶端有云纹螭首石雕，构件略显精美，形制看似“奇特”。据专家调查，该墓曾多次被盗，墓室已空，除“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铭文以外，没有发现有关墓主身份的其他文字。

自上金贝古墓被发现以来，已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考察，大多认为是元末明初时期遗物，迄今已有大约六百年历史。但是，围绕着墓主身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如今已经吵得沸沸扬扬，特别是由于这个话题还牵涉两个历史名人，即金元时期的禅宗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和明代被推翻的建文帝朱允炆（1377～? , 1398～1402年在位），于是更成为广受关注的一大公案，参与争论的既有专家学者，也有非专业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尚无定论。

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各种各样，仅就笔者的了解，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根据“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的铭文，认为墓主就是“沧海珠禅师”，此人也叫“沧海弥珠”，他是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当初为宁德金邶寺住持。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福建省内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第二种是根据这座古墓的形制及其他线索，认为此墓具有明代皇家陵墓的某些特征，因而铭文里提到的“沧海珠禅师”并非普通僧人，而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再结合宁德当地有关明代建文帝的传说等，认为“沧海珠禅师”实际上就是明代建文帝。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南京的学者，包括明史专家及郑和的后人。第三种是对以上两种意见提出质疑，并举出相关的论据，而不急于得出结论。持这种观点的似乎大多是一些非专业学者，他们的考证也相当有力，举出的证据可供参考。目前的各种意见大致不超出以上范围。

尽管墓主的身份尚未确定，但是宁德当地已将古墓开发为旅游景区，古墓的名称被改为“明二陵”或“建文帝陵墓”。古墓侧旁立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建文帝陵墓”，并有说明如下：

古墓为舍利塔墓，既是墓形又为塔制。全墓按三进布局，内为僧人须弥座舍利塔，外间四柱亭式享堂，外围墓坪三丈六。整体内圆外方，内外结合处呈瓶颈状，圈椅状主陵，火龙珠罩顶，两边厢刻双鲤朝地，墓首雕螭吻龙头，墓刻落款“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隐晦深奥，处处彰显墓主非凡身份和玄妙布局。该墓葬形制奇特，僧俗结合，落款隐晦，为福建省最大的僧人墓塔和最神秘的古墓。据有关专家考证为明朝建文帝陵墓。

此外，古墓前面新架一座石桥，桥上建有凉亭，桥下蓄水成池。在古墓下方登山口处，建起一座牌坊，正面刻有“明二陵”三个大字，背面刻有“明建文帝陵”五字，在牌坊下面的空地广场，目前正在修建一座高大的建文帝立像。

由此可见，当地已经把这座古墓正式定名为“建文帝陵墓”，并试图将其打造成为以古代皇帝陵墓为中心的观光景区。上面转录的说明文字，前半部是对古墓形制的介绍，后半部在介绍的同时还渲染古墓的“奇特”与“神秘”，从而将读者引向对皇陵的想象，最后“据有关专家考证”断定其为建文帝的陵墓。毋庸置疑，宁德方面不可能不知道关于墓主的身份尚无定论，但是他们宁愿采取省外专家的说法，而对本省专家的意见弃置不顾。这种舍近求远的选择，显然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因为建文帝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沧海珠禅师”。将这座古墓宣布为“建文帝陵墓”，更容易吸引世人眼球，从而带来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过于急功近利，在争议未了的情况下，把尚不成熟的专家意见当作结论而加以宣传利用，既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又容易以讹传讹、误导视听，最终很可能闹成一场笑话。

当地的旅游开发，既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有对专家“权威”的轻信盲从。而就学术界对这座古墓的研究来说，显然还不够深入扎实，许多观点经不起推敲，有些结论下得过早，甚至还有武断、浮躁的成分。外行人不明真相，于是便被忽悠。专家的错误甚至还可能被将错就错地加以利用，为了忽悠大众而弄假成真。

显然，学术界越是迷茫，社会上也就越多混乱，对于上金贝古墓的问题，学术界应当尽可能提供深入细致、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各种观点各有欠缺，其中最主要的，一是认为“佛日圆明”就是海云印简，二是认为这座古墓形制奇特，三是对“沧海珠禅师”本身的情况既缺乏了解又不够重视。为了探究事实、澄清误解，本文试图从佛教史的角度对墓主的真相做一解析：首先，根据相关的佛教史资料，对墓塔的铭文进行考察，从而得出符合原意的读解；其次根据佛教史上的实例，证明“佛日圆明大师”并非海云印简；再次，结合其他佛教墓塔的实例，证明这座墓塔并不“奇特”；最后，根据当地的相关史料，对“沧海珠禅师”的情况进行考察。下面依次论之。

一 塔额的确认与读解

上面提到的铭文，是这座墓塔上有关墓主身份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字记载，因此首先必须把握铭文的内容。笔者注意到，这个铭文目前在网上有两种版本：一个是二十字版，即“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另一个是十九字版，即“御赐金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二者虽仅一字之差，但是影响到铭文的读解，如不加以澄清，就会使人无所适从。又据笔者所见，各种资料都没有说明这个铭文在墓塔上的具体位置，因而使人难以判断铭文的性质。那么，铭文到底是二十字还是十九字呢？这些铭文原来在墓塔的什么地方呢？为弄清这些问题，笔者到宁德做了调查。当时在古墓现场没有发现文字，只看到舍利塔正面的塔额处有铭文残迹，由于风化剥蚀，现已无法辨认，但从痕迹轮廓来看，似乎原有两行铭文，每行十字左右。假如笔者的判断不错，那么这些铭文原来应当就刻在这里，而这个位置刚好是塔额所在，因此，这个铭文很可能是这座墓塔的塔额，亦即墓塔的名称，其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塔主的名号与身份。至于这个塔额原来究竟是二十字还是十九字，由于塔额表面风化剥蚀，现已无法判断，但据古墓旁边标牌的介绍，该墓的“墓刻落款”是“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标牌中虽然也没有说明这个铭文原来刻在哪里，又故弄玄虚地把这些文字说成“隐晦深奥”，但铭文本身是当地人的转录，应非凭空捏造，而且应比网络资料上的二手转录更为可靠。因此，在读解这座古墓的塔额时，应以二十字版为准。

再看塔额铭文的含义。塔额的全文是“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其中“御赐”是说皇帝的恩赐，“金襕”是指金襕袈裟；“佛日”比喻佛法，意思是说佛法犹如太阳，这是佛教中常见的提法，如“佛日普照”“佛日增辉”“佛日出世”“佛日光明”等；“圆明”意为圆满光明，佛教中通常用来形容佛法或佛教中某种教法的卓越优胜。这里，“佛日圆明大师”是一个专有名称，它是皇帝赏赐给“第三代沧海珠禅师”的封号，表示这位禅师道行出众、法术高明。“第三代”是下文“沧海珠禅师”的定语，表明这位僧人在历代“沧海”禅师中的辈分，也就是说他在历来叫作“沧海”的禅师当中属于第三代，或者说他是第三代传人。根据这个辈分交代，可以知道以前还有两代号称“沧海”的禅师。有人把这个“第三代”与上文“佛日圆明大师”连读，于是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成了“佛日圆明大师的第三代”。但是，这样的读法既不符合原义，又违背佛教中僧人称呼的习惯。“佛日圆明大师”是一种封号，尽管它专属于某个僧人，但通常情况下不会只用这个封号来称呼那个僧人，而是在使用封号的同时，再加上他的法名或自号、寺名、山名之类，这样才能清楚地表明那个封号所指的是谁。以海云印简为例，他的封号也有“佛日圆明”四字，而他的塔额或作“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之灵塔”（今存北京潭柘寺），或作“佛日圆明海云祐圣国师舍利宝塔”（今存大同善化寺），都是封号和“海云”自号的组合，从而使人明白舍利塔的主人到底是谁。同理，假如上金贝古墓的塔额真的是要说明“第三代”是“佛日圆明大师”的传人，那就应当写成“佛日圆明大师某某（之）第三代”，不可能只提“佛日圆明大师”而不举出他的法名、自号等。这就好比现代有某位高僧被封为“伟大的爱国僧人”，当我们要说明某僧是他的徒孙时，一般会说“伟大的爱国僧人某某的徒孙”，而不说“伟大的爱国僧人的徒孙”一样，因为若非特殊语境，人们不一定清楚这个僧人究竟是哪位“伟大的爱国僧人”的徒孙。事实上，塔额原文并没有错，它在标榜“佛日圆明大师”封号的同时，还举出了这个封号所有者的法号，那就是下文的“沧海珠”，而且为了把这位“沧海珠禅师”与其他号称“沧海”的禅师区别开来，还特意在“沧海珠”的前面加上了“第三代”的定语。因此，这个“第三代”并不是“佛日圆明大师的第三代”，而是“第三代号称‘沧海’的珠禅师”。这里，“佛日圆明大师”和“第三代沧海珠禅师”既是同位语，所指也是同一人。“沧海”应是这位塔主的自号，“珠”很可能是塔主法名的简称，他的法名全称应为“某珠”，这里只取法名的下一字。关于僧人的称呼，佛教史上常有以自号或寺名、山名等等加上法名后一字作为僧人称呼的例子，比如海云印简就被称为“海云简”，他的弟子可庵智朗则被称为“可庵朗”，这里也是一样，在“沧海”的自号后面加上法名后一字的“珠”，名号合起来就叫作“沧海珠”。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二十字的铭文就应当读作“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意思是说：皇帝赏赐过金襕袈裟和“佛日圆明大师”封号的，第三代自号“沧海”、法名为“某珠”的禅师的舍利塔。因此，按照佛教的惯例来看这个塔额，其实并没有什么玄机，也谈不上“隐晦深奥”。要说有什么让人看不懂的，那就是由于铭文本身字数有限，在没有其他相关背景资料的情况下，无法了解究竟是哪朝哪代皇帝的赏赐，也不清楚“沧海珠禅师”是怎样的僧人；如果说这个塔额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建塔的人为了尽可能清楚地表明塔主的身份，塔额的字数比一般的舍利塔写得较多。然而这些都算不上奇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对于这段铭文，很多人采取另外的解释，认为“佛日圆明大师”是指金元之际的海云印简禅师，理由是海云印简去世（1257年）以后被追谥为“佛日圆明大宗师”，这两个“佛日圆明”是一回事，所以下文的“沧海珠禅师”就是海云印简的第三代弟子。按照这种解释，塔额就只能这样来读：“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意思变成了：皇帝赏赐过金襕袈裟和“佛日圆明大师”封号的海云和尚的第三代传人，叫做“沧海珠”的禅师的舍利塔。有的论者甚至对这个塔额的不同转录也未加辨析，轻率采用十九字版，从而把“佛日圆明”读为“金佛日圆明”。总之，这种解释的要点是把上金贝古墓或“沧海珠禅师”与海云印简扯在一起，进而利用海云的地位和影响为这座古墓提供更多的资源。据笔者所见，在关于墓主身份的争论中，无论持哪种意见的论者，似乎大多认可“佛日圆明”是指海云印简的说法，只有很少的人提出质疑。还有的论者站在建文帝陵墓说的立场，牵强附会地发掘铭文中“隐晦深奥”的微言大义，极力把它解释成是对墓主作为大明皇帝的身份表白。然而论者们忘了，幸亏这种解释是在600年后的今天，假如在建文帝的当时作如此表白，岂不是给东躲西藏都唯恐为人所知的建文帝帮倒忙，让他的真实身份暴露无遗？

二 “佛日圆明”与海云印简

把“佛日圆明大师”解释为海云印简，不仅使这段铭文的解释比起佛教常规的解释更加曲费周折，而且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首先，海云印简确实被封为“佛日圆明大宗师”，但佛教史上拥有“佛日圆明”称号的并非海云一人。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而且举出了五台山“佛日圆明塔”的实例。不过，关于五台山那座古塔的塔主，一直存在误解，所以这个例子反而容易被错误地当作“佛日圆明”是指海云的又一例证，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五台山灵峰寺附近现存一座僧人舍利塔，建造年代不详，从外观来看，属于辽金元时期流行的密檐式砖塔，因此可能是辽金元时代遗构，但这只是笔者的推测。关于它的塔主，大多说是海云印简。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塔额上有“佛日圆明”的铭文，所以容易使人联想到海云印简；二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海云晚年到了五台山，住在那里的华严寺，直到去世。既然有此一说，那就很容易让人相信五台山也建有海云的舍利塔。而且，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例如在清代乾隆版的《钦定清凉山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元佛日圆明，关西人。……暮年入清凉，居华严寺，旋命画师于丈室壁图海云蓊郁之状，约以即日就……至夕泊然而逝。

很显然，连经过“钦定”的《清凉山志》里都这么说，所以就更容易使人确信不疑。但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它把大同的华严寺当成了五台山的华严寺。实际上，海云晚年所住的华严寺并不在五台山，而是在大同。关于这个史实，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双塔寺地宫发现的《海云石墓志》，以及大同善化寺保存的《佛日圆明海云祐圣国师舍利宝塔》铭文，都有明确的记载，比“权威”的说法更加可信。

其实，所谓“佛日圆明塔”只是该塔的简称，塔额的全称叫作“佛日圆明古洲和尚舍利塔”。1940年前后，日本学者小野胜年曾到五台山调查，当时留下这样的记载：

我注意到（灵峰寺）旁有“佛日圆明古洲和尚舍利塔”，据《清凉山志》，元代有名僧叫作佛日圆明，这就是他的舍利塔吗？但是题记中可以读出明代正德二年的年号，另外还嵌入有铭文，可是位置太高，无法阅读。

根据这个记载，可知塔额的全称，还可知道塔上有明代正德二年（1507）的题记。假如这座古塔是辽金元时代建筑，那么正德二年的题记则表明经过明代重修；如果题记是古塔初建时所作，则表明此塔建于明代。无论如何，由于塔上有明代的题记，因而可以断定此塔的建立不会晚于明代。现在网上有该塔的照片，塔额上的“佛日圆明古洲和尚舍利塔”铭文依稀可见，只是刻度较浅，不太容易辨认。其中“佛日圆明”很可能也是封号，“古洲”应是塔主的自号，与上金贝古墓的“沧海”属于同类。关于古洲和尚，今已不得而详，但是该塔建在灵峰寺的附近，当初很可能是该寺的附属建筑。据乾隆版《钦定清凉山志》记载：“灵峰寺，在阳白峪，唐时建，明成化间义宾禅师在此重修。”灵峰寺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塔主古洲和尚则可能是该寺历史上的高僧，此僧的生活年代恐怕不超出辽金元明的范围。总之，古洲和尚也有“佛日圆明”的称号，但他并非海云。

再举一个例子。海云有位弟子，名叫华严慧明（1199～1270），生前住持大同华严寺，他的碑铭题额里也有“佛日圆明”的字样。该碑立于元代至元十年（1273），今存大同华严寺，题额全称为《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华严慧明的生平，作者是元初高僧祥迈。碑额中的“佛日圆照明公”是华严慧明的尊号，虽与其师海云印简的“佛日圆明”并非全等，但是毕竟非常近似。此例也可证明，拥有“佛日圆明”之类尊号的僧人并不限于海云。

另外，海云的谥号是“佛日圆明大宗师”，而上金贝古墓墓主的封号是“佛日圆明大师”，两个称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作为敕封的称号，一字之差也非同小可，不能因为二者都有“佛日圆明”便将“大宗师”和“大师”混为一谈。在皇帝至尊的时代，恐怕没有谁敢随意改动敕封的尊号，假如上金贝古墓的“佛日圆明”真的是指海云，那么修建墓塔的人只能毕恭毕敬地照原样写上“佛日圆明大宗师”，怎能随意去掉一个“宗”字？

至于有人按照错误的十九字版把这个塔额的前半部读为“金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那就更是荒唐。因为第一，“金佛日圆明”云云是对原版的误写，连基本的原文都搞错了，附加的解释也就更不靠谱。第二，退一步讲，即便按照十九字版的铭文来读，“金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也是于义不通。先说那个“金”字，如果是作为形容词，那就成了多余的累赘，因为“佛日圆明”的意思已经很十分清楚，“佛日”前面不需要再加“金”，而且“金佛日”也不符合佛教的表述习惯。假如说这个“金”字作为名词代指金朝，那只能表现对历史的无知，因为海云虽然经历过金代，但他的大部分生平是和蒙古帝国有关，追封“佛日圆明大宗师”的谥号是在他去世（1257年）以后，当时金朝早已灭亡，因此海云是蒙古帝国的大宗师，而不是金朝的大宗师。假如把海云当作“金朝的佛日圆明大师”，恐怕在元、明两代都不会得到认可。这样的说法，就如同把新中国时期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成“民国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荒唐。

其次，如果说“沧海珠禅师”是海云的第三代传人，那么从海云到他的第三代传人，一般来说需要多少时间呢？如考古专家所说，上金贝古墓为元末明初遗物，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墓主“沧海珠禅师”应当也是同一时期人物，其生活年代距海云的时代相差百年以上，而且他的祖师第一代“沧海某禅师”应在海云在世时已然成为海云的弟子，这样，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三代“沧海”禅师的传承经历了至少百年的时间，平均每代相隔30余年。三代跨越如此长的时间，一般来说不大可能，除非每一代的传人都很长寿，而且第一代或第二代“沧海”禅师的衣钵传授都在晚年。当然，佛教中并没有规定僧人之间到底要相隔多久才可以师徒传授，但事实上僧人师徒的年龄差距也和俗人差不多，一般来说师徒之间也就是相差10到20岁。僧人到了中老年以后，虽然还可以继续授徒，但是徒孙多于徒子的情况恐怕更多。因此，在大约百年的期间内，一般来说至少应有四五代相传，而仅有三代相传的情况则为少见。以海云住过的燕京（今北京）大庆寿寺的住持来说，据野口善敬的研究，在海云之后，第一代为颐庵某儇，第二代为西云某安，第三代为北溪智延（1257 ～1335），第四代为鲁云行兴（1274 ～1333），第五代为秋亭洪亨（生卒年不详，1350年在世），第六代为显仪某某。如果从海云晚年算起，到1350年前后，在大约百年期间，大庆寿寺的住持经历了六代更迭，假如再延长20年左右，则经历了七代。在这几代人中，北溪智延、鲁云行兴、秋亭洪亨三人为同辈，其他则为异辈，即便如此，在大约120年中也经历了六代更迭，平均一代为20年左右。因此，从师徒相传的时间来看，元朝建立之前的海云与元末明初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其间相隔了整整一个朝代，如此大的时间跨度令人难以置信，除非有证据表明它是极其特殊的历史偶然。

再进一步说，假如断定这个“沧海珠禅师”是海云的第三代传人，并进而认为“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实际上是朱允炆的化名，也就是说这座古墓的真正墓主就是建文帝的话，那么建文帝离海云的时代相隔更远，仅从海云去世（1257年）到建文帝倒台（1402年）就相距145年，在如此长的期间内只有三代相传，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就说建文帝逃亡以后出家为僧，归依海云法系，成为“第三代沧海珠禅师”，最后死在宁德，葬于上金贝古墓，这样的联想近乎天方夜谭。

再次，海云的确是一代高僧，弟子众多，影响甚广，但是关于其徒子徒孙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海云生前的活动主要是在华北地区，他的影响基本上也在北方，关于他对南方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具体的实例。关于海云弟子及法孙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史料，但是未见有叫作“沧海珠禅师”的人物。因此，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不能断定这座古墓的“沧海珠禅师”就是海云法系的传人。假如见到“佛日圆明”就轻易断定其为海云印简，这样的判断未免望文生义。

三 墓塔形制与明代建文帝

再说这座古墓是否“奇特”。上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上金贝古墓的墓主是明代建文帝，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这座古墓的形制比较特殊，亦即所谓“形制奇特，僧俗结合”。所谓“僧俗结合”实际上是指墓塔结合，因为它既有舍利塔的部分，又有环绕舍利塔的墓圈等附属建筑，其中舍利塔属于僧人墓塔的形制，而墓圈等附属建筑的结构造型近似于一般俗人的坟墓。人们根据这种既有塔又有墓的“奇特”形制，断定墓主不是一般的僧人，而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又根据墓圈上的火珠莲花形石雕、墓前的拜亭、拜亭两侧石壁上的云纹螭首石雕等附属部件的造型，认为它们属于明代皇家专用，于是断定墓主的真实身份就是建文帝。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僧人墓塔的形制理解为单一形态，以为僧人墓塔只有舍利塔的部分，而不会有类似于一般坟墓的部分，于是当看到这种所谓“僧俗结合”的古墓时，便以为它的形制非常特殊，进而联想到墓塔主人的身份也非同寻常。

其实，僧人墓塔的形制多种多样，并非只有一种。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一般是只有一座舍利塔，有的在舍利塔周围还有附属建筑，但通常不采取一般坟墓的形式。除了这种最常见的形制以外，也有一些僧人的墓塔看上去是由墓、塔两大部分组合而成，也就是说，其中既有舍利塔，也有看似一般坟墓的附属建筑，上金贝古墓即属此类。这种形制的僧人墓塔，虽然比上面提到的那种数量较少，但也并非稀奇罕见。仅就笔者所知，南岳衡山有南朝陈代慧思禅师的“三生塔”、唐代南岳怀让禅师的“最胜轮塔”、唐代石头希迁禅师的“见相塔”，江西宜丰有唐代黄檗断际禅师的“断际运祖塔”、宜黄有唐代曹山本寂禅师的“本寂禅师塔”，福州鼓山有明代永觉元贤禅师的“重兴鼓山永觉大师之塔”、永觉弟子为霖道霈禅师的“重兴鼓山为霖禅师之塔”、清代遍照兴隆禅师的“重兴鼓山遍照大和尚之塔”（与另外二僧合葬），等等，都是墓塔结合的形制。塔主的时代包括南北朝后期至清代，墓塔的分布涉及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可见这种形制的僧人墓塔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并无“奇特”可言。如果说上金贝古墓有什么特殊，无非是在同类墓塔中规模稍大，装饰略为精美，但那也只是附属建筑的特征，而其总体特征与上面列举的那些墓塔并无不同。再说，就算这座古墓在同类墓塔中勉强称得上“豪华”，但是若与“佛日圆明大宗师”海云印简的舍利塔相比，其档次相差几如霄壤。

另外，所谓墓塔结合的“墓”，其实并不等于一般的墓，而不过是从墓塔正面看去类似于墓的形状而已。因为此类墓塔并无坟冢，其主体部分或相当于一般俗人墓冢的部分，就是那座舍利塔。然而建塔时之所以采取看似墓塔结合的形制，主要是受地形的限制。由于墓塔建在山坡，为了开辟和保护塔周的平台，所以在塔后乃至两侧修建如同墓圈那样的墙壁。当人们从塔前观看时，就会觉得墙壁后面的山坡如同墓冢。无论上金贝古墓还是其他类似的墓塔，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它们之所以采取看似墓塔结合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因地制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的寓意。因此，这种形制本身并非“奇特”，采取这种形制也不是为了表示塔主身份的特殊。假如上金贝古墓的墓主真是建文帝的话，那么他皈依佛门削发为僧，无非是要隐姓埋名不露身份，当时在篡位登基的永乐皇帝的穷追不舍之下，仓皇逃命、东躲西藏尚且不暇，怎敢将死后的墓塔建得“形制奇特”，甚至采用所谓的明朝皇室专用的标志？那样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掘坟墓？再说，既然这座古墓修建的具体年代尚不能确定，甚至连到底是建于元末还是明初都说不清楚，焉知其为明代遗物？凭什么说那些所谓特殊的标志性部件只能明室专用？

根据以上分析，这座古墓的墓主显然不是明代建文帝。而且，所谓的“上金贝古墓”本来不是墓，而是僧人舍利塔，称为“上金贝古塔”才名副其实。

四 金邶寺与“沧海珠禅师”

如上文所说，有人认为上金贝古墓的墓主“沧海珠禅师”是海云印简的第三代弟子，金邶寺的住持，他的名号全称为“沧海弥珠”。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历史上的《宁德县志》以及宁德金邶寺的钟铭等。按“上金贝”的“贝”字原本作“鄁”，后来也写作“邶”，“金贝”的地名原来叫作“金鄁”或“金邶”。这里历史上曾有一座金邶寺（金鄁寺），距上金贝古墓不远，位于古墓的上方，废毁已久，如今尚有部分遗迹残存。由于上金贝古墓就在金邶寺遗址附近，因而可以断定，这座古墓原本属于金邶寺，而墓主的身份显然也是金邶寺历史上某位重要的僧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沧海珠禅师”是金邶寺住持的说法，显然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必须强调，这位禅师与海云印简无关，目前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他是海云法系的传人。

金邶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南宋梁克家的《三山志》中已有记载：“金鄁院，金溪里，八年置。广明元年赐额‘蒙泉’。”由此可知，金邶寺当时叫作“金鄁院”，始建于唐代大中八年（854），广明元年（880）唐僖宗赐额“蒙泉”，寺址所在地当时称为“金溪里”。到了明代，据说嘉靖、万历版的《宁德县志》里有这样的记载：“金邶寺，唐大中八年建，至和间圆轨居之，宋季圯废。元大德间，住持止云沧海重建。”其中除了沿袭以往的大中八年始建说以外，又说明该寺在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有僧人圆轨居住，后于南宋末期荒废。元代大德年间（1297 ～1307），有一位叫做“止云沧海”的僧人住持金邶寺，进行重修，从而使该寺规模具备。再后来，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的“寺观”里记载如下：

金鄁寺，在四都，唐大中八年建。初，僧居白至山中，遇异人告曰“此可居”，见夜祥光现，居白就视，获金□一，遂创寺。广明初赐额“洪善”。至元间，僧圆轨居之，拓其基，建殿堂堦，明末季圯。元大德间重建。国朝雍正元年重建左边静室三间，乾隆元年建正殿，佛座塑佛像，四十四年建头门弥勒佛佛殿一座五间。寺有盘陀石、灵响岩、乌马石、潜踏治双石屏、碧水帘、涌金石、蒙泉井、长老岩、祥云岩，号曰十奇。

按照这个记载，金邶寺的所在地在清代已改称“四都”，最初的创建人是一位叫作“居白”的僧人。唐僖宗广明年间为该寺赐额，名曰“洪善寺”。上面提到的圆轨，这里说是元代至元年间（1271 ～1294）的人物，当时他曾扩建寺宇，后该寺宇于明末荒废。该记载又提到元代大德年间的重建，而未说明主持重建的是谁。不过，参照明代的县志，当时主持重建的恐怕就是那位“止云沧海”。最后说明该寺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经过多次重建，并列举寺内的十大景观，其中的“蒙泉井”，好像是特别受到关注的一景。

上列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止云沧海”，因为这个称号中也有“沧海”二字，因此很可能和“沧海珠禅师”有关，而且此人是元代大德年间金邶寺的住持，加上他曾主持寺宇重建，无疑是金邶寺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僧人。由于他有“沧海”的名号，所以此人很可能是历代“沧海”禅师中的一位，只是史料记载过于简单，没有交代他是第几代“沧海”禅师。关于“止云沧海”的名号，笔者推测，“沧海”应当和“沧海珠禅师”的“沧海”一样，是这位僧人的自号，“止云”或是他的法名，或是他的别号。如果按照“沧海珠禅师”的称呼顺序，那么也可以把他称为“沧海止云禅师”。

还有一件史料，里面提到“佛日圆明大师住金邶寺沧海弥珠”，其中的“佛日圆明大师……沧海弥珠”，与上金贝古墓的“佛日圆明大师……沧海珠”只有一字之差，因此这两个称号的主人，更有可能为同一人物。据网络资料，金邶寺原有一口古钟，钟上的铭文记有“沧海弥珠”。此钟今已不存，但在1947年，宁德县一位教育界人士带领学生到金邶寺春游，而后写下游记一篇，题曰《游金邶寺记》，其中记录了那口古钟的铭文。下面根据网上的游记手稿照片，将相关部分抄录如下：

佛殿前左角悬古钟一口，径三尺许，有铸文九行，行六字，文曰：“大元至正三年癸未岁正月日，佛日圆明大师住金鄁寺沧海弥珠命工铸造。内施主黄道昭等共舍钞二十六两五分，祈求善利，各保平安。”□十四□，盖元顺帝时所铸造也。

这件手稿由某位收藏家提供，原件的照片在网上可以看到，应是可信的史料。按照游记中转录的铭文，元代至正三年（1343），施主黄道昭等人为了祈求福禄平安而捐献资金，于是当时的金邶寺住持“沧海弥珠”让工人铸造了一口梵钟。由此可见，“沧海弥珠”是元代至正年间人物，他既是当时金邶寺的住持，又拥有“佛日圆明大师”的封号。

如果把这些信息与上金贝古墓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结合起来，那就可以看到，“佛日圆明大师”是御赐的封号，它不能世袭，只能属于一人。此人在钟铭上被称为“沧海弥珠”，在塔额上被简称为“沧海珠”。“沧海”的自号在此前大德年间的“止云沧海”那里已经被使用，现在这位至正年间的“弥珠”也使用这个自号。从大德年间到至正年间相隔40年左右，按照通常情况，此期间刚好应有三代人的传承，因此大德年间的止云很可能是第一代“沧海”禅师，后来又有第二代“沧海”某禅师，到了至正年间，则有“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如上文所说，“沧海珠”的“珠”字应是这位禅师法名的后一字，而其法名的全称，刚好在这个钟铭里有记载，那就是“弥珠”。因此可以断定，钟铭里的“佛日圆明大师住金邶寺沧海弥珠”与上金贝古墓塔额上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就是同一人物：他活跃于元代末期，曾任金邶寺住持，得到元朝皇帝的嘉奖，很可能是“止云沧海”禅师的法孙。古墓中所说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意思就是“第三代自号‘沧海’的弥珠禅师”，古墓的墓主也是这位“沧海弥珠禅师”。尽管我们不清楚这位“沧海弥珠禅师”的生卒年，但是他在至元三年已经享有“佛日圆明大师”的封号，恐怕当时已非年轻。即便假设他后来还有大约五十年的寿命，卒年也不会晚于明代的洪武年间（1368 ～1398）。因此，这座古墓确如考古学家所言，应系元末明初遗物，但是更有可能建于元末至正年间。

尽管上金贝古墓的墓主可以确定，但是还有疑问。据网上资料，金邶寺原址周围有沧海禅师的“蒙泉”题字，而且还有一座经幢形的“金邶寺沧海珠禅师塔”。从网上照片来看，这座塔的规模形制与上金贝古墓明显不同。那么题写“蒙泉”的沧海禅师究竟是哪位“沧海”禅师呢？为什么金邶寺一带除了上金贝古墓之外，还有一座“沧海珠禅师塔”呢？事实上，佛教中也有不少为同一僧人修建多处舍利塔的例子，但通常是建在不同的地区。这两个“沧海珠禅师塔”都在金邶寺一带，那么究竟是金邶寺为同一位“沧海珠禅师”修建了两座塔，还是金邶寺有两位不同的“沧海珠禅师”呢？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待调查研究，这里姑且存疑。

结语

综上所述，“佛日圆明大师”不等于“佛日圆明大宗师”海云印简，“沧海珠禅师”也不是海云法系的传人，上金贝古墓的墓主与海云禅师无关，仅见“佛日圆明”便将墓主与海云印简扯到一起，这样的处理实属望文生义。这座古墓的样式在中国南方并不罕见，它的形制也算不上特殊，墓主的身份更不可能是明代建文帝，根据所谓的“形制奇特”断定墓主身份的特殊性，这样的推断纯系捕风捉影，它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

那么上金贝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已有现成的答案，因为墓主的称号已经在塔额上写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既然有塔额的记载，即便不了解“沧海珠禅师”的具体情况，也不至妨碍对墓塔主人的判断。何况我们还算万幸，可以看到金邶寺古钟铭文的录文等当地史料，从而可以知道，“沧海珠禅师”是元代末期金邶寺的住持，法名弥珠，号沧海，是前代“沧海”禅师的第三代传人，被元朝皇帝封为“佛日圆明大师”。这些就是塔主的基本情况。

总之，关于上金贝古墓的墓主身份，只要根据当地的史料，并结合相关的佛教史资料，即可得到大致清楚的解答。这里并不需要攀附历史名人，也没有必要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从而越说越玄，以至于不顾基本的史料，搞乱历史的真相。当初金邶寺为“沧海珠禅师”建塔，本来是为了永久地纪念这位大师，何曾想到，在600年后的今天，当年元朝皇帝封给他的“佛日圆明大师”尊号，竟被安到元朝成立前的海云印简头上！更有甚者，由于这座墓塔的形制被今人赋予了莫须有的特殊性，于是塔主的名目也被换成了身份非常特殊，而实际上与原来的塔主毫不相干的明代建文帝。沧海珠禅师作为塔主的身份竟被取消！专家学者的误导，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连宁德当地也更喜欢那个更容易忽悠人的“建文帝”，谁还记得这座古墓的真正主人——沧海珠禅师？这样的闹剧越是喧嚣，就越是暴露了专家学者的荒谬，以及当地对自身历史文化缺乏自信。设使古人有知，能不悲叹痛心？谬说喧嚣泛滥，岂不贻笑世人、贻误子孙？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还应当继续，但是浮躁的闹剧早该收场了。

2014年11月13日截稿，于日本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