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渊源流变
卫礼贤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纽带性人物，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他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在德国出生，成长，接受良好的德文教育，深受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他又在中国浸淫20余年，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译介和研究，深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精髓。他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为学但求有补于世，面对纷繁复杂的“一战”后世界残局，与德国知识精英一道反思当时的西方文化，冀求弘扬东方的精神，以消弭西方因物欲膨胀而生的征战和杀戮。正是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他与荣格相知，易与心理学结缘共生。
（一）卫礼贤与清代宋易
宋易尤其是其中的程朱一派，自明代以来一直都是官方正解、易学主流，也是早期西方学人接触到的主要易学流派。自利玛窦以来的西方传教士，所研易学几不出其樊篱。而这其中，《周易折中》及同期编订成书的《日讲易经解义》是西方传教士研习《易经》的教科书。
卫礼贤前前后后花了11年的时间翻译《易经》。由于受到劳乃宣[26]的悉心指导，颇得《易经》精髓。准确来说，颇得宋明理学思想的精髓，因为劳乃宣所信奉的即是理学思想。卫礼贤在翻译时采用的底本同样是《周易折中》，因此，要理解卫礼贤的易学思想，《周易折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周易折中》虽然是卫礼贤的主要参考书，但《周易折中》是一部汇编性质的书，摘录了宋明以来著名易家的注疏，语言并不是特别通俗易懂，因此作为一个翻译底本并不是最佳的选择。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除了《周易折中》之外，成书于同时代的《日讲易经解义》应该是卫礼贤参照得较多的另一部易学著作，虽然卫礼贤在他的前言中并没有提及。与《周易折中》的引经据典不同，作为一部讲疏，《日讲易经解义》语言更为通俗，易理的阐发也更为浅显。我们可将卫礼贤的译本与《日讲易经解义》作一个比照阅读，就会发现卫礼贤译本中的易理阐释，不少部分与《日讲易经解义》如出一辙。也许如郝爱礼（Erich Hauer，1878-1936）所批评的，卫礼贤并没有将满语本《日讲易经解义》作为他的翻译底本，但卫礼贤应该使用了汉语版《日讲易经解义》。据此而言，郝爱礼的批评显然是有求全责备之嫌。
由于卫礼贤译本在西方学界的广为传播，清代宋易一度成为西文易学界的主要流派。即便今日出版的不少西文易学译本乃至易论仍然遵循这一传统。这也成为后来西方易学研究者攻讦的缘由，尤其是在周易经传的著者归属和成书年代的考据上。对这些问题的考诘一度成为西方易学的研究重心。
尽管西方汉学界对卫礼贤的译本越来越持存疑态度，但其经典地位却难以撼动。直至1994年理查德·约翰逊·林恩（Richard John Laynn）的《变化的经典：王弼注易经新译》的问世，这一局面才被打破。其意义正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 Rutt）所指出的，它“很好地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因为在易经研究方面，那儿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不是简单的‘看周易在它自己的年代’”[27]。《易经》的研究也渐从经传本身拓展到历代易家和易论乃至以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二）卫礼贤与歌德
歌德曾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28]，他景仰和推崇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29]。他具有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时代已快来临了”[30]。歌德对卫礼贤的影响是巨大的。歌德在1830年逝世，而卫礼贤出生于1873年，相去并不远。实际上，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歌德不只是一位知名作家，更是精神领袖。卫礼贤在大学期间就已开始接触和研究歌德的作品。他在其易学著作中，更是多次引用歌德的作品来表达易学思想。在卫礼贤看来，歌德的思想与古老的《易经》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三）卫礼贤与荣格
卫礼贤在回到德国之后与荣格过从甚密。荣格不通中文，但在阅读卫礼贤的译作后，对《易经》一见钟情，因为这印证了他苦思冥想的无意识、原型和共时性理论。卫礼贤在对易理的阐发上，对荣格的无意识、意识等心理学思想也多有借用。二人一道开启了心理学入易或易入心理学的先河。
卫礼贤的译本后来之所以能风靡西方世界，除了译者本身的深厚学养外，也与荣格的热心推广密不可分。这不仅体现在荣格为译本所作的“绪论”上。实际上，正是荣格的学生贝恩斯夫人优雅的英文转译，英语世界才得以认识卫礼贤及其精妙的易经译本。西方世界的许多读者正是阅读了贝恩斯的转译本后，才开始易道探秘的旅程。置于卷首的荣格“绪论”，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入门指南。
荣格与卫礼贤的相知，心理学与易学的交融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按易学家史蒂夫·穆尔（Steve Moore）所言，“不仅易经变成了西方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变成西方人看待心理学的方式的一部分。”[31]事实上，二者的交融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易雍学派。这一学派新近代表性著作有1994年里多尔夫·里策马和史蒂夫·卡彻（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的《易经：中国变化神谕的经典》（The Classic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32]，以及就职于华南师大心理学系的域外教授申荷永博士的《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
（四）卫礼贤与魏玛共和国
易道与时消息，相机而动，并不消极，而是积极进取。当然这种进取是合乎时宜，中行为上。按卫礼贤的话来说，《易经》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可以预测未来，更在于个体可以在《易经》的启发下，通过选择正确的道路影响未来。面对处于困顿中的魏玛共和国，卫礼贤相信可以通过贯彻《易经》精神，让德国和世界重归泰宁，个体亦受此启发独立不惧，遁世不闷。卫礼贤的许多易学论著实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建议。因此只有把卫礼贤的易学思想置于魏玛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它，才能评判它的现实意义。卫礼贤因易道而发的担心——西方人心不古，物欲横流，走向冲突和没落，不幸在其逝世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印证。
西人在舶来现代文明的同时，将《易经》带向世界，将其发扬成与《圣经》同等重要的圣书。[33]而在它的发祥地中国，缘于近代的种种误读，《易经》已经远离大众，仅是专业学者的研究对象，令人不胜唏嘘。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逢盛世，国学重昌，援引西儒，重扬易道，冀或可以无大过矣。
[1] Richard Wilhelm，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retrans. by Cary F. Bayne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5.
[2] Richard Wilhelm，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trans. by Irene Eb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0.
[3] 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页。
[4] 〔德〕W.F.奥托（W.F.Otto）：《卫礼贤——人格肖像》，蒋锐译，孙立新校，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10页。
[5] 张君劢：《卫礼贤——世界公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26～29页。
[6] 〔德〕吴素乐（Ursula Ballin）：《卫礼贤（1873～1930）传略》，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30～53页。
[7] 〔德〕阿尔布莱希特·埃舍（Albrecht Esche）：《卫礼贤与巴特·鲍尔（Bad Boll）》，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54～65页。
[8] 鲁海：《卫礼贤在青岛》，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6～77页。
[9] 〔德〕格斯特·格林德（Horst Gruender）：《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84～97页。
[10] 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11] 马庚存：《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2] 郑天星：《传教士与中学西渐——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为中心》，《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3] 刘天路：《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的中国观》，《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4] 蒋锐：《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德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5] 宋姣：《试论卫礼贤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期。
[16] 孙立新：《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7] 〔德〕威廉·许勒（Wilhelm Schueler）：《卫礼贤的科学著作》，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1～25页。
[18] 蒋锐：《卫礼贤的汉学生涯》，《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
[19] 〔德〕罗君梅（Mechthild Leutner）：《汉学界的论争：魏玛共和国时期卫礼贤的文化批评立场和学术地位》，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13～158页。
[20] 黄涛：《论卫礼贤的汉学成就与地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1] 王学典、孙红：《卫礼贤〈中国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读后》，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211～215页。
[22] 郑连根：《卫礼贤和他的“中国心灵”》，《书屋》2006年第8期。
[23] 〔德〕托马斯·海伯乐（Thomas Heberer）：《卫礼贤的社会学观——评〈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及其对当代的意义》，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59～183页。
[24] 孙保峰：《卫礼贤的〈易经〉翻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77～83页。
[25] 郑和明：《理雅各、贝恩斯英译〈周易〉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
[26]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河北永年人。中国近代音韵学家。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治十年进士，曾任直隶知县，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江宁提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内阁学部副大臣。
[27] Richard Rutt，European Translations：The Book of Changes，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2.
[28]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第25页。
[29]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2页。
[30]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3页。
[31] Steve Moore，“The I Ching in Time and Space，” in Edward Hacker，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eds.，I Ching：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02.
[32] 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trans. I Ching：The Classic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Shaftsbury，Dorset，England，Rockport，Mass.，Brisbane，Queensland，Australia：Element Books，1994.
[33] Steve Moore，“The I Ching in Time and Space，” in Edward Hacker，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eds.，I Ching：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