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卫礼贤和他的汉学生涯
第一节 卫礼贤的生平
一 身世及教育
卫礼贤（1873～1930）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1]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市，父亲是一位替教堂绘制彩窗的手艺人，生意很好，孩提时期的家庭生活相对宽裕。卫礼贤小学毕业后进入实科中学读书，以便能日后继承家传的生意。1882年，卫礼贤9岁，父亲去世，家境急转直下，迫于生计，在母亲的安排下，他转入文科中学，以便于将来从事传教事业。1891年，卫礼贤18岁，通过入学补考，进入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在大学时代，斯宾诺莎的哲学、莎士比亚的戏剧、荷尔德林的诗歌、贝多芬的音乐，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歌德的作品和思想，陪伴他一生，影响他一生。
青年时代的卫礼贤并不笃信宗教，甚至认为他那虔诚的母亲也“不是真的虔诚”[2]，只不过是遵守了宗教的外在形式罢了。充满着艺术才情的他注定是要反对当时那种趋向凝固的宗教思想的。尽管如此，1895年，他还是通过了神学考试，11月被授予斯图加特修道院教堂牧师职位。
二 传教生涯
1897年1月，教监会将卫礼贤调到鲍尔村代理生病的台奥菲尔·布卢姆哈特牧师的职位。卫礼贤把家搬到了临近的巴特·鲍尔村。在那里卫礼贤幸遇牧师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他的上级。他的人生因此改写。布卢姆哈特，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反对等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反对把不同信仰的人分成教徒和异教徒，因而被正统教会斥为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最后甚至被逐出教门。正是在布卢姆哈特的影响下，卫礼贤萌生了去异域传教的念头。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民众，激起公愤，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占了胶州湾。1899年与布卢姆哈特来往甚密的同善会登报招纳传教士到胶州半岛传教。
同善会1884年成立于魏玛，由一群具有自由思想的新教徒所创立，其宗旨是派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传教士在非基督教国家宣传基督教文化和宗教，强调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3]。主张基督教——西方文明要充分结合当地的文化实际，试图在当地的文化中发现可以供传教士利用的文化亮点，“运用文学和教育手段，以便通过‘西学’意义上的教育和教学改革——不包括宗教教学，使基督教文化——当然首先是带有德国色彩的基督教文化——得以广泛的传播。”[4]
经过充分的准备，1899年5月12日，卫礼贤抵达青岛。刚到青岛，他就染上了疟疾，所幸在上海哈克曼牧师的家中得以康复。1898～1899年，鲁南发生教案及德国人被殴事件，德国士兵焚掠村庄，滥行屠杀，拘禁士绅，勒索赔款。此后，德国人为修筑铁路而侵夺田亩，拆毁庐墓，民众抗阻，被德军击毙20余人。1900年夏，在山东高密县城一带再次发生冲突，200多名中国人被德军打死，伤者无数。卫礼贤在当地一位李姓先生的协助下前往调停，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也因此获得了高密民众的信任。
1900年5月，卫礼贤创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学校得到了同善会的支持，次年春天建起独立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 Wilhelm-Schule）（现为青岛九中）。与一般神学教会学校不同的是，学生虽然也学习德语，一部分课程也用德语讲授，但同时他们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卫礼贤虽然也主持晨祷，但参加与否全凭学生自愿。显然，礼贤书院更多的是以世俗教育机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宗教机构出现，这与同善会的传教策略是一脉相承的。
处于变革期的中国，妇女教育同样具有现实意义。1905年，卫礼贤创办了三年制的女子小学。1911年12月，在企业主和商人的支持下，卫礼贤开办了一所高级女子学校。卫礼贤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与同善会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同其前辈耶稣会士一样，同善会也推崇柔性的传教策略，即通过文化的输出来带动基督教的传播。但即便如此，由于卫礼贤在传播福音上鲜有作为，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他与教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他试图离开同善会到别的机构工作，但均未能如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三 文化使者
1919年，德国失去了胶东半岛的殖民地。1920年夏，卫礼贤离开中国回到了德国。1921年秋，卫礼贤应邀在苏黎世心理俱乐部做了关于《易经》的专题报告。1921年末，卫礼贤被德国外交部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1922年夏，歌德逝世90周年，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卫礼贤做了一系列关于歌德和《浮士德》的报告，在报告中表达了他对五四运动的赞赏。他还与罗振玉、王国维、辜鸿铭等一起筹建了“东方学社”（Orient-Iinsitut）。他期待着这个学社能起到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倡导建立的柏林科学院相似的作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他发起了中国留德学生会后援会，并任主席，以促进中德青年交流。1923年，德国政府对外交服务人员做了精简，11月卫礼贤被解雇。同年，卫礼贤接受蔡元培校长的延请，担任北京大学德文教授，同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医学院兼课。
1922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卫礼贤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卫礼贤离开北京，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汉学教席。1925年，“中国学社”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该学会得到了中德两国政府的支持。学社出版期刊《中国科学与艺术报》［1927年后改名为《中国》（Sinica）和《中德年鉴》（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ach）］。1926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法兰克福大学举办了“音乐之夏”演出。5月上旬中国学社主办了“中国音乐周”。音乐周上，除了有卫礼贤关于中国音乐的学术报告和中国乐器展览外，还邀请了擅长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开了5天的音乐会。1927年，在“智慧学派”第二次会议上，卫礼贤结识了荣格。1928年当卫礼贤把他翻译的关于中国冥想的手稿拿给荣格时，荣格从中印证了自己从1913年以来就苦苦探求的“集体无意识”。这次相遇促成他们携手出版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
1930年3月1日，不到57岁的卫礼贤在图宾根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特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