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教训：以苏联为例

吴恩远

摘要 正确总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经验教训，今天仍具现实意义。本文指出：不明白“两个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对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迷失前进方向；“两种制度”共处将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苏联体制并非一定导致苏联解体。如同世界上任何体制和制度，苏联体制存在不足很正常。但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更是如此。

关键词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百年对抗

苏联解体之初，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融合论”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似乎社会主义已然失去存在价值。20年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这种论调已经失去意义。但争论仍在继续，特别是应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经验教训。正确总结这些教训，相信对今天仍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不无裨益。

一 不明白“两个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对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迷失前进方向

1．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初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成立立即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说道，苏俄的成立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威胁”。他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重复了兰辛关于苏俄制度对美国具有威胁的意思。他说：“莫斯科政权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美国纠集一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为可以立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也极力推动世界革命，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提纲中，表达了“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愿望。列宁号召和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

这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主义”、两种制度最初的对抗。

2．冷战时期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的变化，1946年2月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兰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并咒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 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有关“铁幕”的演讲，认为苏联是“独裁政府”, “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危险”；继任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声称“反对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美国“必须采取积极的立场”，对苏联实行对抗政策，尤其要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勒斯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

这样，自从1946年3月4日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反苏联盟，开始推行冷战政策。美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1949年4月，在美国的倡导下，成立了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等八国于1955年5月成立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如何评价冷战时期“两个主义”的对抗？

一方面，美苏对抗具有两大阵营、两种体制、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所以苏联对外政策此时仍具有联合东欧各国对抗西方侵略、支援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面。如对古巴、朝鲜、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非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恶性发展。指出这一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另一方面，“两个主义”的对抗后来发展到美苏之间的争霸（邓小平曾经指出：美苏争霸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它们之间无限制、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引发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这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苏两霸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其在理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实践中否定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家发展方向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也就理所当然从其外交新思维——“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出发，彻底放弃了“两个主义”之间的对抗，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两个主义”近百年来对抗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总是力图挑起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包括武力的对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以“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为题发表演讲，重申他将坚持、继承和向全世界输出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在演说中，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作为美国始终不渝与之斗争的对象；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日本的讲话中说：“加强我们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是我们这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有清晰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是没有改变的。”在这里克里明确表明了西方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而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在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同样明确指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由于对人类发展的方向，对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思维等方面认识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思想上解除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抵抗，甚至以为“两个主义”终将融合，那就会丧失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在当前，要特别警惕以“民主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普世价值”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潮对社会主义的侵蚀和影响。

二 “两种制度”共处是将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

十月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曾经一度认为世界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后来由于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列宁也清楚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因此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和平共处。1920年2月，列宁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时明确指出：“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但列宁试图与美国建立关系的愿望遭到美国拒绝。

斯大林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他说：“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更是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斯大林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也表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强调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至于后来，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更是把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作为国家战略。

但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资本主义面临总危机，因而要推进世界革命的理论，立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列宁曾经宣布，再过10～20年的一代人“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以他强调，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它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力图在苏联军队能够达到的地方实行政权苏维埃化；赫鲁晓夫也曾经认为苏联将在一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不仅加剧了两大阵营的紧张对立、加大了军备竞赛投入，影响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必然进一步排斥所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追求“价值”“利润”等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僵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自守”，不能利用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而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丧失了发展机会。

当今还看不见一个主义取代另一个主义的前景。不明白这个态势，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陷入“超越发展阶段”的陷阱，造成社会发展的损失。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继承和学习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

三 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苏联模式”与苏联解体

总结“两个主义”百年对抗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联解体，它导致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出现。

研究苏联解体教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认为苏联模式是“保守的、僵化的”。

1．关于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

一些人引用小平同志的论述，证明苏联模式的僵化。其实这是片面解读小平的意思。小平一方面高度肯定苏联的社会发展成就，他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列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几十年建设，苏联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小平说道：“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是指“后来”，不是说一开始苏联模式就是僵化、保守的。小平明确说道：“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显然，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看待苏联模式。

其实最早对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提出改革的是苏联人自己，他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对传统模式加以改革。斯大林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认可的“商品经济”；马林科夫首次提出“用对重工业一样重视、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据此提出了“农、轻、重”的国民经济发展次序）; 1962年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可以利用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价格”“价值”“利润”，引发苏联经济学界一场大讨论，并由此奠定后来苏联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1965年苏联第一次使用“经济改革”一词，开始了全国范围内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的经济改革；1979年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开始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长达几十年对苏联模式进行探索性改革的那段时期，中国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把苏联的上述改革视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我们当时曾出版《利别尔曼批判》《苏修“经济改革”文集》等书，认为其经济理论是“修正主义”。

必须承认，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苏联上述改革成效不是很大，也没有根本突破僵化的苏联体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但我们不能否认苏联历次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判断历史事件的成败不是看它当时取得了多大的成果，而是看它是否为后来的社会发展预示了方向。此后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大都以苏联改革为借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中央计划指标，利用价格、价值、利润等市场经济规律等入手，然后逐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改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是在吸取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包括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加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建立的。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苏联“利别尔曼建议”“新经济体制”以及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经济运行模式理论和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经济与软预算约束理论……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这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对苏联模式扣上“僵化”“保守”等帽子的理由。

苏联模式这一事物本身包含着“创新”“僵化”等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的各种矛盾因素。孤立地把某一种因素看作事物本质，必然是“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从而歪曲事物本来面貌。

2．关于苏联模式实效的评价

一些人认为苏联模式“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所以主张“彻底否定苏联模式”，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早越好”。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近百年对抗的历史。

“早”到什么时候？列宁时期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仅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确定了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原则，而且在沙俄帝国因专制制度的腐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不能解决俄国民众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而陷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俄国。更为重大的意义是：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纠结一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之时，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军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终于击退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尔后，利用新经济政策治好了战争创伤，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为当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中国革命指引了一条出路。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面临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检验“斯大林模式”的唯一实践的标准。

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土西铁路、第聂伯列宁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在劳动中体现忘我精神的象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的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事实证明：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利用苏联模式，苏联就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的资源实现工业化，继而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如果不顾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非要把这说成是“死路一条”，岂不是颠倒黑白？

苏联解体近20年后，200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史》（2010年再版），这是重新解读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旧体制存在的弊端，也反对苏联时期刻意拔高苏联社会发展成就的做法。但该书坚决不同意把苏联体制说成是“失败的”，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书中写道：“苏联解体后，苏联经济史被看作一系列的失败、罪恶和错误，并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

而事实如何？该书以雄辩的数据证明：“1922～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1倍，工业产值增长24倍，农业产值增长2.1倍，铁路运输量增长23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倍，投资增长26倍；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总产值年均保持了6%～7%的增长率，其中工业增长7%～9%，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这是无可怀疑的成就。”

所以该书最后对此做出结论：“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之一。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体制和干部培养体制客观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苏联消除了失业，消除了对工资的拖欠，人口蓬勃发展（光是俄罗斯在1970年人口就达1.78亿），消除了各种疾病，建立了最好的预防保健体系，百分百保证了中等教育。将这些情况与当今的俄罗斯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模式的垮台绝非是必然的。”

2007年，经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审订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证明当时的苏联体制绝非必然导致苏联解体。该书写道：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您当初不搞改革，现在您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然还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苏联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

该书作者认为，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外可以百分之百地抵御外来危险：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排除了攻击苏联的可能性，即使军备竞赛方面的落后也不能改变这条原则；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到处渗透的克格勃机关排除了出现地下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当然，会有一些自发的动乱，但是，缺乏革命性组织，这些动乱并不危险。没有外部入侵的威胁，也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

所以，该书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苏联解体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那种断言苏联体制不能改革而必须被摧毁的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

3．什么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那些亲历苏联解体的权威人士是怎样说的。他们可能较之不了解内幕的人，特别是外国人更有发言权。

2010年3月27日，在纪念戈尔巴乔夫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解体并非不可避免，我曾作为最后的保护人为保留苏联而战……苏联是我们自己毁灭的。这已经是我们的失算和错误。是我们的改革者们自己犯了错误……”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原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承认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最终葬送了苏联。2011年3月31日他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采访中指出：“当时苏联领导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葬送苏联。”他具体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斗。

广大俄罗斯民众对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怎么看呢？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解体，是他们的亲历，是他们的亲身感受，这是外国人无法比拟的。至于把个人“一己之见”强加于广大俄罗斯民众，那就更不应当了。

首先，广大俄罗斯民众对苏联体制取得的成就是认可的，这就直接否认了“苏联体制或苏联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因素”的论点。

1992～2005年，《新俄罗斯晴雨表》研究中心就“改革前的苏联制度的评价”进行的14次民意调查表明：对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前的苏联制度持肯定评价的人一直保持在70%左右。

2011年，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俄罗斯最新民意调查证明：2/3的被调查者（67%）仍然肯定苏联社会。

其次，广大俄罗斯民众对“苏联体制导致苏联解体”这个结论是不同意的。据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1999年、2000年、2001年调查，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体制已经是“毫无出路”和“必然解体”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011年3月，俄罗斯又进行了关于苏联解体是否可以避免的调查。结果是58%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只有27.4%的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广大俄罗斯民众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所犯的错误。2001年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肯定了上述观点：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至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导致苏联解体，限于篇幅本文不做阐述。这里仅仅引用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改革为名的政变，完全出于另外的目的。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新思维，表面民主，实际上动摇了国家经济基础，最后加剧了党的领导与群众的背离。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的策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