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胡适
一 书法和标点
1998年北京大学百岁华诞庆祝活动多姿多彩，有一项是“北大人书画展览”。在显示北大师生文化素养的百余幅书法作品中，有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校长）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的墨宝，有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诸校长的珍贵手迹，还有一些著名教授、学者及书法家如沈尹默的书法作品，字字珠玑，琳琅满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胡适校长的一幅字了。这幅字与众不同之处是胡适加上了标点符号。
胡适的书法作品写的是：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恭三嘱 胡适
这段文字是从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一阕《西江月·遣兴》中摘录的。读来顺口，近似白话，比较通俗。是北大史学系教授邓广铭当年请胡适书写的。邓广铭字恭三。
早年文言文是没有现在这样的标点符号的。世纪之初，白话文开始在报刊中流行，才有了“句读”，也就是标点符号，并且一步步的规范化。五四前后，胡适在大力提倡白话文时，就很注意标点符号的推广与使用，在《新青年》及《科学》杂志上都曾刊登过有关标点符号的论述。有的刊物开始使用标点符号，他还称赞为“小小的革命”。然而尝试着把标点符号引进书法艺术领域，却是一件新鲜事。
在我国传统书法艺术中，无论写诗写词，还是写文，主要是欣赏作者手迹的线条美、结构美，看它的气韵和功力，原是不加句读的。胡适在这幅作品中别出心裁，加上了逗号、惊叹号，标点符号与手迹浑然一体，倒不显得多余，而且读来更省力些，颇具新意。
胡适这位学术大师，一生除学术研究外，他还有繁多的公务和社会活动，可以说是个大忙人，因而书法作品不多。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当时笔者在北大读书，兼做北平《新民报》记者，曾几次访问他，并请他为《新民报画刊》写过刊头。胡校长慨然应允，一挥而就，下款署上“胡适”二字。《新民报画刊》由张恨水主编，每一期请一位名人题写刊头。那时写了刊头的就有齐白石、马衡、李书华、张大千、徐悲鸿、贺麟、金禹民、张伯英等。刊头手迹风格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一位都在自己署名之后加盖上自己的印章。胡适的题字用在《新民报画刊》第五十五期上，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下款只署名，并未盖章。张恨水开始有些诧异，是不是请胡适补盖印章呢？没有。张恨水沉吟片刻说：“没盖印章并非胡先生的疏忽，他是从事新文化工作的，习惯了西方的签字，手边很少带图章，就用签字的方式吧。”
二 胡适打过白话电报
字如其人，胡适的字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虽说不上是书法大家，但仔细端详，却也清新明快，柔中有刚，与胡适的性格有相似之处。胡适博士学贯中西，一派学者风度，有时看似文质彬彬，实则正如他在文学改良与提倡白话文中那样，颇有革新精神。当年我在几次采访中，就对他的处世风格留有深刻印象。
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坚持不懈，似乎他总想把提倡白话文的精神推广到文学艺术领域中去。20世纪初，旧体诗还在统治着中国诗坛的时候，他就提倡白话诗，一方面与反对者激烈论战，一方面尝试着自己写，并且出版了《尝试集》，为新诗的发展开拓道路。五四以后，到30年代，我国大多数报纸依然充斥着文言文，他就给《大公报》“星期论文”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的评论文章。抗战胜利后，我还在一次采访中听他讲述过一个打白话电报的故事。
胡适打的这个白话电报与清华大学有关系。1947年4月27日，我去采访清华大学36周年纪念会。胡适当时也到会祝贺。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1909年成立“游美学务处”招收留美学生，当时设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胡适是1910年到“游美学务处”报考，被录取留美的。其后清政府把西郊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并于1911年成立了清华学校，后来演变成清华大学。1947年的36周年校庆就是从清华学校成立算起的。虽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这次校庆会上称胡适为“老校友”，胡适还是风趣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清华没考虑它的前身游美学务处那段历史，校龄从1911年算起，就无形中把我开除了！”梅贻琦又在会上跟胡适开玩笑说：“人家都说胡校长当清华校长才合适呢，为什么胡校长到北平后很少时间到清华来，是不是避嫌疑呢？”胡适立即针对这话作了解释，他说：“记得民国二十年（1931年），清华有点小风波，几位先生打电报叫我来当清华校长，那时我回了个白话电报：‘干不了，谢谢！’给辞了。”一个新鲜的白话电报又把与会者逗笑了。
“干不了，谢谢！”这个白话电报用字少，很生动，词意表达十分清楚，就是用文言也很难比它简练，令人叫绝。
胡博士创作这样的白话电报是极少见的。当时，打电报完全不用文言也是不易做到的。事后，有记者问胡适：“胡校长在美国当大使时，听说发回的电报全是文言的，这是为什么？”记者将一军，博士也难以否认。胡适似乎不得不承认，文言既可作为白话的缩写，又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处于特殊地位。最后胡校长这样回答了记者：“那是特殊情况，我在美国当大使时，光打电报就为政府省下很多美金啊！”
上面这些情况，我都在1947年的北平《新民报》上作了报道。
三 胡适博士与新闻记者
胡适由于推动文学改革，大力提倡白话文，名声大噪，早就成为新闻记者关注的人物。他能说会道，对趋之若鹜的记者总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他与记者谈话有时妙语连珠，有时语出惊人。在遇到记者咄咄逼人的发问他又不愿正面回答时，也能巧妙地化解尴尬局面。
1948年“九一”记者节，胡适应邀参加北平新闻界的纪念会，并发表演说。胡博士登台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来和大家谈话的。”一下子就把与会者吸引住了，大家静下来听他叙说原委。胡适说：“现在我还带着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证据：一把金属钥匙。这是1941年美国新闻记者公会开会，推举我为它的名誉会员时颁发给我的。况且我现在还在给报纸写时评，所以我够得上是一个记者。”接着他从新闻学的角度纵论新闻记者的职能和应负的社会责任，等等。
胡适的这段讲话并非耸人听闻。其实早在1906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创办了白话报《竞业旬报》；五四前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新青年》编辑部；几十年间创办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等多种报刊。他写的时论文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影响很大。到90年代，我国权威的新闻工作者甘惜芬、钱辛波等编纂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国新闻人物”栏里就列上了胡适的大名，称他为中国报人、政论家、哲学家。因而，说胡适是记者，有根有据。
由此回忆起抗战胜利后笔者以记者身份访问胡适的一段往事。那时我是北大学生，半工半读兼做北平《新民报》记者。学生采访校长，记者采访记者，有方便之处，也有它的难度。那是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前夕，带着报社交给的任务前往采访。在孑民纪念堂所在地的校本部会客室里，胡校长接见了我。他身着湖绉长袍，面带笑容，和蔼地让我在沙发上落座，便问长问短和我交谈起来。我请他谈谈五四的历史意义；28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看来胡校长不大愿意谈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像讲故事一样娓娓谈起“火烧赵家楼”的经过和细节，把访谈时间占去了。
我回到报社，感到在所提主要问题上一无所获，可是又必须交稿，无奈只能采取有闻必录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火烧赵家楼，胡适谈五四》的专访，分别刊登在北平《新民报》和上海《新民晚报》上。现在摘抄如下：
胡校长在办公室里忙着，又到会客室来见记者。记者提到“五四”快到了，胡校长笑着说：“我先考考你，‘五四’是怎么回事儿？你今年多大了？”记者报告了年龄，胡校长又笑着说：“那时还没有你呢。”于是便谈起“五四”的经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强占青岛、胶济铁路，谈到二十一条；从美国对日本软弱，谈到北京政府无能；从各地学生罢课游行、街头演说，谈到各地商人罢市……记者听胡校长讲历史自然是难得的，但惟恐胡校长很忙，插嘴请他谈谈“五四”在历史上的意义，它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今日是否需要发扬光大？胡校长看表了……
从我这次访问，也可联想到胡适博士的学者风范和他接待记者的技巧。为了答谢胡校长在百忙中的热情接待，我取出照相机，打算为他拍一张五四28周年时的肖像。胡校长欣然允诺，并笑着说：“屋子里光线太暗，又没有镁光灯，怎么照呢？”50年前和现在大不一样，我带的是老式相机，哪里有现在的电子闪光、自动调焦之类的装置？我只好请胡校长到院子里，就在孑民纪念堂前，胡校长满面含笑，让我为他拍下一幅小照。胡适这张神情潇洒的照片，一直保存在我的照相簿里，可惜在“文革”中失存。所幸当年张恨水曾经把它拿去，发表在《新民报画刊》上，最近我又从《新民报画刊》上把它翻拍下来。
四 胡适与摄影
这次给胡适拍摄肖像，使我感到胡适这位学术大师不仅对摄影感兴趣，而且对照相也是内行。由此联想到30年代摄影刊物《良友画报》曾向胡适约稿的故事。
那时人们就听说胡适爱好摄影，把自己拍的照片装进相册，还在上面题名，写下了“偶然的印象”几个字。创刊于1926年、风靡全国的《良友画报》，曾派摄影记者梁得所到胡府组稿，请胡适提供摄影作品。胡适谦虚地说，只不过随便照照而已，不值得发表。梁得所要求看胡适的“偶然的印象”相册，胡适说，不知放到哪儿去了，婉言谢绝了。
现在见到的有关胡适的照片并不算多，“偶然的印象”相册也不知下落何处了。
不过，后来笔者又见到一本1926年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上面的序文是胡适写的。由此也可了解到胡适对摄影的浓厚的兴趣。这本摄影画册是由一位外籍人士赫伯特·怀特（Herbert G. White）编辑的，用英文编印，名为“Peking The Beautifu1”，可译作《燕京胜迹》。内有北京名胜古迹精美照片70幅。锦缎面，珂罗版印，装帧考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画册上的照片拍摄于清帝退位，共和肇造之后。这时北海、天坛、颐和园等往日的禁地，刚刚向平民百姓开放，以往北京人无缘见到的金碧辉煌的宫殿，美不胜收的皇家园林，风姿芳容毕露。这些照片既有纪实性，又有艺术性，令胡适十分喜爱，兴奋不已。于是他就着意为这本新鲜而又珍贵的摄影画册写了序言。序言也是用英文写的，胡适署上了英文名字“Hu Shih”。
这篇序言并非陈词套语，应景文章，倒像一篇畅谈古建筑与城市建设之间关系的论文，言之有物、立意新颖、分析深刻。他赞美画册上的照片，说表现了北京的建筑美和中国式古建筑的伟大与辉煌。多角度谈到人们对北京古建筑的欣赏、理解及各种不同的看法。并说：“中国人对北京的纪念建筑物，应该看作是中国艺术遗产的最宝贵的部分。”从中流露出胡适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与珍惜。
五 “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
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一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术大师，又是一位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近几年来，海峡两岸研究胡适的学者颇不乏人。有研究他学术成就的；有评述他政治生涯的；还有涉及他道德思想和生活层面的。胡博士与江冬秀的婚姻就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胡适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留美时也曾与人谈过恋爱，给意中人写过情书，但均未成眷属，却遵母命与家乡女子江冬秀结婚。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与识字不多的小脚太太在一起生活得很和谐，白头偕老，确实少见。所以有人说：“胡适博士的治学方法是西方的，做人方法是东方的。”还有人赠他一副妙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胡博士为人随和，谈吐幽默，在台湾与人说笑时曾经谈过现代男人的“三从四德”，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半个世纪前，笔者到胡适府上采访时曾见到胡太太江冬秀女士，那是1947年12月19日，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年会，又到上海参加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成立会后返回北平。各校领导都急于知道胡博士此次南下为他们争取到多少教育经费。我为了抢到独家新闻，就在胡适下飞机不久，赶到东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胡府采访。这次又蒙胡校长接见。胡府很热闹，江冬秀高兴地操持着家务，喜迎胡适归来。胡适在简短的答记者问后，就说：“请节约谈话时间！”这是他为摆脱记者，时常使用的方式。我还想再问他一两个问题，这时他干脆坦率地对我悄悄地说了一句：“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理解此刻胡博士的心情，只好略作寒暄，赶紧告辞。
我在回报社写稿的路上就想，胡适安排在江冬秀生日那天赶回北平，并非偶然。胡适的“三从四德”似乎也并非只在口头上。此事使我颇有感触，就在为《新民报》写《胡适昨日返平》这条新闻时，特意在结尾处加上一句：“时已傍晚，校长府上到了不少客人，原来，胡校长说：‘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