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京大学
一 胡适为什么把北京大学视同母校
在唐德刚先生关于胡适先生的杂忆中，似乎曾说：“胡适之先生是把北京大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都看做他的母校。”胡先生的博士学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得来的，哥伦比亚当然是他的母校。但他在出国留学以前，是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的，与北京大学一直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也把北大看成他的母校。根据我所得的传闻，大概与以下诸事有关。
第一，他到北大做教授，是于1917年暑假后，由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请来的。那时候，蔡先生虽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际上弥漫在北京大学师生间的学术气氛仍然是以保守势力占优势。对于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特别是对于提倡白话文、年方26岁的胡适先生是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甚至根本是瞧不起的。例如，当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字、音韵等课程的刘师培和黄季刚等人在教员休息室内造成一种气氛，总是对新派的学人和学说都极尽讥笑和轻蔑之能事。胡先生的白话诗中有两句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因此黄季刚等人就把胡戏称为“黄蝴蝶”。据说当年刘半农先生之所以去法国专攻音韵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之故。而胡先生呢，则自强不息，在他所担任的中国哲学史这一课堂上，能够吸引大量的具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学生去选听这门课程，造成了能够与旧派人物相抗衡（如果不说压倒的话）的气势。
第二，我还听说这样一个故事：在当时的北大校刊上登了一篇署名毛准（即毛子水）的文章，是从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解释《诗经》当中的某一篇。这篇文章深受胡先生的赞赏，胡先生打听作者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作者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数学系的学生。这使胡先生感到十分惊诧：“北京大学的一个数学系学生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北京大学真当得起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对于胡先生本人也起了很大的鞭策作用。可惜毛子水先生已不幸于不久前逝世了，否则的话，倒可以向他去对证对证了。
附带说一件事，毛先生因为得到了胡先生的赏识，此后，便经常出入于胡先生家，后来他到德国留学，学习地理，回国后又到北大任教，并兼任图书馆馆长。这时胡先生正做文学院长，他仍然经常是胡先生家的座上客，以至有人把毛先生戏称为“胡宅行走”。
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所以，胡先生自己感觉到北大对他个人的学术成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他出国以前，不曾在北大读过一天书，但是他总把北大视同他的母校。
二 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
傅斯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原是国文部的学生，他对于文史哲各方面的典籍是具有深厚根底的，本来是黄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其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对于留美归来的胡适先生居然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课程，在他，本来也是以轻蔑的眼光看待的。还因为他是国文部而不是哲学部的学生，所以不去听胡适的课。但和他同住在北大西斋的一间宿舍的哲学部学生顾颉刚也是一个国学根底很深的人，两人因有共同语言，平时关系很好。顾颉刚在听了多次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课程之后，感到非常受益，非常满意。因此，他就拉了傅斯年先生也去听课。同样是在听了几次讲课之后，也同样感到非常受益，非常满意。于是后来逐渐拳拳服膺于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等新派人物的主张。在这之前，陈、胡也早已知道傅是黄季刚的得意门生。有一次国文部的学生上书给文科学长陈独秀，要驱逐一位教师，文章写得很好。学生说是傅斯年所写，陈独秀则认为一定是另有教授在背后为捉刀人。因此，把傅叫来，当面命题，令其应试。傅把文章写成之后，很得陈的赏识。陈知道傅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材生。然而当傅从黄门转到胡和他的门下时，陈和胡却很有疑虑，认为很可能是黄季刚派他来搜罗新派人物的缺失，作为攻击靶子的。经过缜密的观察，才深信傅的这一转变确实是出于思想的转变。据说黄季刚也向人宣告：傅斯年背叛了我。再以后，傅斯年和罗家伦就成为学生中新派的代表人物，由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主要作者是学生）得到了鲁迅和周作人等人的支持，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主要作者是当时的教师）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思潮的最风行的刊物。
从此以后，胡、傅二人之间逐渐地突破了师生的关系而成为交谊至深的师友关系。
到了30年代初期，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丁文江、蒋廷黻诸先生共同编刊了《独立评论》，印刷、出版、发行等费用全由他们个人出资支付。他们在这个刊物上随时发表各自对于某些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意见。例如，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提倡读经，而胡、傅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大力表示反对读经。但他们这几个人的政见也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说来，胡先生和傅先生的主张是要争取欧美式的民主，而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则倾向于专制和独裁。记得丁文江在该刊上发表过《假如我是蒋介石》和《假如我是张学良》，似曾都成为当时很引人注意的文章。丁文江于1936年1月在长沙逝世后，独立评论社的同人为他编刊了纪念专号。该刊也曾发表过触犯政治当局的言论，以致曾经一度遭受查封，但不久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因为实际上该刊的主编是胡先生，他从来对于政治是不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胡先生做了驻美大使，他在美国的一些外交活动，很受到蒋介石政府许多上层人物的不满。后来，蒋介石便派了宋子文去美国做特使，致使大使的职权被剥夺了大半。这时候，傅斯年先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经常在参政会上“放大炮”：时而弹劾孔祥熙，时而又和蒋介石的嫡系人物展开论辩。而对于胡先生的声誉他却一直倍加维护，绝不许别人作任何带有贬义的评论。他向人宣称：别人都不配斥责胡适之，只有我一个人有此资格。其实，他对胡先生也从无贬抑之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把原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拉进行政院去。教育部公布胡先生继任北大校长。胡当时虽早已卸任驻美大使，但仍留居美国纽约搞学术研究。所以教育部在公布胡任北大校长的同时，也公布了傅做代理校长。傅也乐于代理此职。他当时向人表示，只有他做代理校长，等到胡回国之日，才能顺利地把校长职务交予胡先生。倘是别人，就怕要在代理期间另作策划，由代理而转成正式校长，使胡无法接任。傅在代理期间，关于聘请教员，特别是文科各系教员的事，有时并不与胡协商，即自作主张，事后，胡也从无异议。从《胡适往来书信集》看来，当时傅反对罗常培再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而胡后来果然就自己兼了中文系主任。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者，用在他们两人身上，大概再切合不过了。
三 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
胡先生于1930年由上海中国公学回到北大，他在中国公学的得意门生吴晗也要跟随他到北大来。当时北大的规定是不论任何系的转学生都必须先参加新生的入学考试，考取后再考一次插班的课程。吴晗的新生入学考试未能及格，因此转学北大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使得胡先生甚为恼火，成为他后来对招生办法进行改革的原因之一。他所改革的办法是：第一，对转学生只应考他插班的课程，而不应当先通过新生入学考试。第二，新生的入学考试，文理科的科目应有所区别。他所规定的文科新生入学考试的科目是：英文占百分之四十的比分，国文占百分之三十的比分，史地占百分之二十的比分，数学占百分之十的比分。其中如有一门得了零分，其他各门无论考得多好，也不予录取。这里附带说一个故事：大约在1934年，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当时被人称为张四小姐）投考北大，国文考试得了一百分，这份试卷的书法也非常好，英文和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她的数学试卷却是零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部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他的另一项改革是规定文科诸系的新生都必须修习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负责组织这三门公共必修课的系主任，都须先做一番通盘考虑，定出全年的教学计划，然后按照每次的课题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授。例如中国通史的安排，第一次讲史学研究方法导论，是邀请傅斯年先生讲授的；第二次讲中国的考古学，是邀请李济先生讲授的。对于科学概论，也是分学科邀请著名教授来校教授。例如，请丁文江先生讲地质学的方法导论，请江泽涵先生讲数学的方法导论，请曾昭抡先生讲化学的方法导论，请汪敬熙先生讲心理学方法导论等。哲学概论则由张颐、贺麟、金岳霖诸先生讲授。
胡先生本人则从未担任这三种课程当中的任何一种。几月前，看到钱伟长先生有文章说，胡适、钱穆两位先生曾在北大同时讲授中国通史，一个在上午讲，一个在下午讲，后来胡因为比不过钱穆先生，因此就全归钱先生一人讲授了。此话与事实颇有出入。大家分担中国通史的这一做法只实行了一年，后来就改由钱穆先生一人担任了，这确是事实。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邀请一位学者来校讲授一个专题，组织工作十分费力，所以就把钱先生的其他课程负担减轻，要他一人独自承担了。钱穆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就是以当时的讲义为基础修订而成的。
四 担任北大校长时期的胡适
胡适先生1946年7月初回国，七月底飞回北平。在他就职的欢迎会上，清华等校的代表也参加了。冯友兰先生在发言时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这话在当是很有代表性的。胡先生在致辞中曾说道：“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国家的贡献，实甚微末，虽然做了几年的驻美大使，但是没有替国家借过一文钱，买地一枝枪，甚感惭愧。”在这种谦逊的措词背后，未尝不寓有自负清高之感。
胡先生对于北大文科各系的学风也有他的不满之处。例如他兼任了中文系主任之后，他曾向人表示，他很想把中文系某些教师的烦琐考证风气加以扭转，使他们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当史学系主任姚从吾聘任河南大学校长之后，他也想要把史学系主任兼起来，以便对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他又想已经兼了中文系主任，不宜再兼一个主任，所以后来就由秘书长郑天挺兼任了，而他自己则在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方法论这一课程，想在学生中间形成一种他所认为正确的学风。在这期间，他还想到抗日战争以前北大史学系的主任陈受颐（他的英文很好，抗日战争期间，经胡先生介绍，在美国一个大学任教），他很担心陈氏日后怕要转入美国籍，便极力请他回国看看，意思是仍要留做史学系主任。但陈回来看到国内情况并不稳定，于是只在北平住了一个短暂时期，就又回美国去了。后来，胡先生一直摆脱不掉许多政治活动，他能够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不论在中文系或历史系，他都没有能够起到他曾要起的作用。
他任校长后，碰到的第一次学潮就是因为北大先修班的一位女生被美国大兵污辱而引起的抗暴运动。在北平的大学生为此举行第一次大游行时，胡先生刚从南京回到北平，他这时一方面尽力安抚学生，劝说他们不要上街示威游行；另一方面，也作为受害女学生的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庭，控诉美国大兵的野蛮行径。后来由司法部门应美方要求把这一案件转移到美国去审理。胡先生当时曾向人说，这将是对美国司法部门的一次考验。但事实上，美国那个大兵后来被判定为“无罪释放”，胡先生也莫可奈何了。
在胡先生任北大校长期内，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局势动荡不安，各地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后，他认为凭藉他自身的威望，可以起到坐镇北方教育界的作用。每当北大或北平的其他高校学生因从事学运而被捕时，他无不竭力加以营救。就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不是为了要维护革命势力，而只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高压政策，认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更要激起学生的愤怒，惹出更大的乱子。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一点并不理解，所以前后有几次要把胡先生拉到南京去做官。例如，有一次是要他去做南京政府委员。在南京的傅斯年先生就写信给胡先生，力主他应断然拒绝。蒋介石当时还辗转示意给胡先生：如不去南京做官，也可以出面组党，或者主办一个政论刊物。
胡先生则既不去南京做官，也不组党，也不办刊物。前两事似乎都无须解释。他对后一件事情曾向人说：“过去我主办《独立评论》是由我和傅孟真（即傅斯年）、丁文江等人合力出资编刊的。现在物价大涨，我自己决无这种财力，但如向政府要钱，那我就无法独立发表意见了。”他当时还曾向人表示，他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能够“做它个十年八年”，以求能做一些成绩同出来，否则既对不起北大，也对不起自己。胡先生既然打算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干它个十年八年，既然一心一意要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所以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一个“十年教育计划”，向政府建议在五年之内集中财力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他认为这五个大学在设备和师资队伍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集中力量来办理，收效当能较快。这当时惹起了五校以外的许多校长的反对，因此这项建议也未能实现。还有一件未能实现的事：当胡先生还未回国就任校长之前，任北大理学院长的饶毓泰就与他函商，一定要把钱学森和郭永怀从美国请来北大任教，以便使北大在物理学、力学方面能有突出的发展。但因为二人当时难于离美，未能实现。在胡就任校长之后，与他的一点建议相先后，胡先生还曾向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写信，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第一流的物理学者，使他们能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把北大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他所开列的名单如下：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女士、胡宁、袁家骝和他的夫人吴健雄女士、张文裕、张宝燧、吴大猷、马仕俊。他认为以上九人可谓极全国之选，并已都答应到北大来，有的且已接受了聘书。其所以必须把他们集中到北大，是为了不致分散各地，以便发挥最大的优势，收得最大的成效。在信的最后，他并且说，此议倘能得到两位先生的同意和赞助，那就可以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做出满意的成绩。不幸的是，胡先生之出任北大校长，真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当时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对于北平之能否保守得住，都已经失掉信心，怎么还肯来赞助这一计划并使之实现呢？
胡先生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屡次向人表示说：蔡孑民任北大校长期内，修建了一座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内，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我在做校长期内，总也应当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永远纪念的建筑物，我是想能修建一座礼堂。后来他就正式向总务负责人提出，而且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几次商洽此事。梁回复他说：如果想修建一个容纳千人以上的礼堂，那就和一般小型礼堂大不相同。必须设法多造出入口，以便一旦发生事故时，能在一两分钟内把礼堂内的人员全部疏散。无奈那位总务先生是一位顾虑很多的人，他暗自思忖，如果真修成一座大礼堂，各校的学生们要借用这个礼堂作为经常开会的地方，那将如何是好。所以他对胡的这一意图采取了敷衍态度和拖延做法，既没有表示反对，也不认真筹措，以致到1948年冬，胡离开北平之日为止，这个礼堂仍然是个空中楼阁。
（原载《燕都》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