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耿耿铁肩担道义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遭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1944年）、《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年）、《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中国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年）、《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经济学概论》（1943年）、《新人口论（重版）》（1979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册）（1981年）等。

一 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

马寅初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民主斗士。而且，他总是站在国民利益上奔走呼号，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国者。早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主张依靠民族资本集团，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扩大再生产，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与西方资本竞争，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但是当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马寅初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致使币值极不稳定。于是，马寅初提出了稳定币值的经济理论，即货币发行应以维持货币流通规律为限。为了稳定币值，他认为国民政府应采取收缩法币、不滥发纸币以及对发国难财者收取重税等措施。尽管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受到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战时经济条件下国民政府的财经问题。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逐渐收回正在流通的纸币，并停止使用”。二是规定法币为“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是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做法币准备金。四是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法币改革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币制改革。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养和增强了国力，因而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

抗战兴起，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国民政府财政的三大支柱即关税、盐税、统税也因此严重亏损。国民政府虽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推行各种直接税、改订收支系统、把田赋营业税等赋税收归中央、实行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等政策），但仍无法解决战时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为弥补战时亏空，国民政府乃发行大量法币妄图补救。当时国民政府已准备不负责任地搞不兑现的法币“空投”。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认为抗日战争中军政的需要，必须收买大量物资，必须使用大量货币，因而需要大量法币，而且，军事费用更需要以法币来满足。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公开修改法币准备金办法，把实施法币政策时所规定的法币准备金限于金银与外汇两项，再扩大至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之投资三项，并把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充做准备金。

从1937年6月至1941年6月的4年中，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6倍，而同期后方物价总指数也相应增长11倍。到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法币发行额竟然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得更快更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10个月中，就膨胀了65万倍，在长达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8.5万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159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熟谙货币与经济理论的马寅初对国民政府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洞若观火，很早就预见到这些政策将产生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所以，他自抗战爆发时起便一直热忱鼓吹稳定币值。他指出，发行法币之多寡，应以维持货币流通规律为限。“考货币之功用，为媒介交易，故交易多时，货币应多发；交易少时，货币需收缩，能发而能收，方能尽货币之责任。今日我国发行之法币，既因抗战之需要，陆续流出，所购买之物资则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社会之物资不但不增加，反日见减少，即交易之数额，日见其少，而政府增发之纸币，依然流通于社会，能发而不能收，物价安能不涨？”马寅初认为，要抗战必须稳定法币，要建国亦需稳定法币。他在论述西南建设与法币的关系时，就曾强调：“要建设西南，非先稳定法币之价值不可，倘法币长此下跌，毫无稳定希望，建设几无从谈起。”

马寅初严肃地指出，靠发行纸币来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其元气之断丧与恢复之困难，比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为严重。同时，政府若靠发行纸币的方法吸收民间资本，贫民的损失较富人为重，实在太不公平。因此，他说：“发行纸币实即从人民手中取去一部分物资，与加税无异，不过方法不同罢了。”马寅初认为，发行纸币，法币贬值，物价必将高涨；物价高涨之结果必将招致商人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必然造成物价的进一步高涨。一方面是市场商品奇缺，一方面是物资的积压，普通民众深受其害，人心必将恐慌，也将严重影响抗战前途。囤积居奇必须取缔，但取缔囤积居奇，物价是否能得到解决呢？马寅初指出：“囤积居奇者非物价高涨之独立原因，乃为物价高涨之结果。……在平时经济言之，囤积原系一冒险行为，既须能耗大量之利息，加以保险需费、储藏需费，毁损在所不免，使无获利把握，谁愿为之。谁能使其获利，非消费者之需要乎？因消费者在任何价格之下皆愿购买其所欲买之货物，此商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也。”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囤积货物之根本原因，在法币价值失去保障。法币价值何以失去保障，则以法币之数量不断增加故也。故欲安定人心，平定物价，最妥者须能收缩法币，则收效必宏。法币既收缩，物价无增高之患，囤积之风自可免去。”

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滥发纸币所造成的种种危害，还会给将来的经济和建设带来困难，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战后德国经济的复兴是建立在人民极端痛苦之上的。他说：“殊不知其间德国人民所经过之痛苦，非短篇文字所能描写。……使今日吾国之法币，继续增发至于滥，五年之后，即仿德国之方法，将法币一笔勾销，换发一种新法币，其谁能堪？中国人民能遵守奉行乎？政府尚能维持不坠乎？全国人民破产尚能实行抗战后之经济建设乎？故战后复兴工作之第一步，必竭尽心力恢复货币之信用，减少其数量，扩大其用途，双方并进，务使法币对内对外之价值稳定，然后扩大生产事业，从事各种经济建设，如因事业扩大而流通之筹码不足，再行增发纸币以应其所需亦未为晚。”

马寅初认为，要使法币稳定，并支持伟大的民族战争，必须“请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纸币不可”, “我们看吧，在前线拼命的，都是下层阶级……在后方出钱的，又是一般中层阶级。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要铲除这种阶级性的不公平，便要大家均等牺牲，便要彻底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非实行我的主张，请发国难财的人们拿出钱来不可”。1938年5月，他在重庆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的主张。他说：“战时过分利得税，重在‘过分’两字。故战时过分利得税，只对因战争而获得意外收入的事业征利得税。”1939年，他在一次立法院的会议上又正式提出提案，要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作为抗战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等开始征收。他说：“临时财产税，英语称为Capita11evy，直译之应称为资本捐，是一种非常之手段。临时财产税不以财产的收益为税源，乃征收人民财产之一部分。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人民所贡献于国家者，不外力与财，所谓有力出力，有财出财，无产者既尽其力，甚至流其鲜血以卫国，则有产者牺牲一部分财产，亦在情理之中。”他指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美英诸国在战后都采用过，是收效甚宏的一种办法。所以我再次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在立法院会议之后，他又把自己的主张于1940年7月10日，分别写成《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出路》两篇文章，在国民党立法院主办的一个名叫《时事类编》刊物的特刊第54、57两期上发表，还四处发表演讲，并撰文在香港的报纸上向社会呼吁，必须从速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

1940年10月，马寅初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的先决条件》一文，主张对发国难财者征收资本税。他认为征收资本税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战时财政问题可以解决，继续抗战不怕无钱；二是法币不再膨胀，价值稳定，人心稳定，法币整理易于解决；三是法币稳定，物价问题可以解决；四是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则投机原因去其大半。他强调，要取哪种办法，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方能有效。由此，他提出两种办法：一是和平的方法，就是发行强制公债，令发国难财者分别承购。为达此目的，他主张对发国难财的大亨们加以清查，由政府用革命的手段强迫他们购买相当于其发横财数量的公债，这样用政府的公债收回一部分法币，以此抑制通货膨胀。二是激烈的方法，就是由政府征收财产税（或资本税），先向发横财的大官征收，渐次及于奸商，这是最革命的财政政策。这样可以较彻底地稳定法币，活跃金融市场。

马寅初的主张、提案、演讲和文章，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直刺入四大家族的心脏。全国进步人士和爱国群众，对马寅初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无不拍手称快，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对马寅初恨之入骨。马寅初的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主张的两篇文章，在立法院主办的刊物上分两期发表后，两期刊物不胫而走，各界人士纷纷争相传闻，赞不绝口。蒋介石集团却惊恐万状，到处派特务查禁，还不惜工本，竟以每本4元光洋的高价收缴。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但马寅初不怕，他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1940年，他在陆军大学校本部演讲，再次呼吁对发国难财者征税。马寅初说：“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战；‘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马寅初声色俱厉地指出：“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面对蒋介石的子弹威胁，马寅初毫不畏惧，他一如既往地到处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在孔祥熙主持的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当面向他询问经济政策，并拿出一张钞票说：“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年买一刀草纸需要花一车这样的钞票。”他讲完事实后诘问道：“孔先生你看，这不就是你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吗？”

1940年11月，他在重庆黄家垭的实验剧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点名斥骂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我们希望蒋先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他大声疾呼：“不除孔、宋就不能解救国家经济的窘迫。”在长达3个多小时演讲中，马寅初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材料，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背水一战的决心，深刻地揭露了豪门权贵们利用民族危机，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他的演讲激起了全场听众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直把在场的宪兵特务震慑得目瞪口呆。

马寅初在国统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铁骨铮铮的人品和风范，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39年，周恩来在与马寅初的一次会见中，对马寅初的爱国行为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不仅认为你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敬重先生的为人和斗争精神，今后我们还将准备支持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

二 为真理不怕犯上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马寅初认为当时的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理论。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了关于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他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增长率已达到30‰，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1957年6月，马寅初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作了书面发言，阐述他的人口控制理论。7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他的发言，标题就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1）我国人口增殖速度远远高于资金积累速度。（2）要加速积累资金。（3）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4）从工业原料、促进科学研究以及粮食等方面考虑，主张非控制人口不可。（5）建议国家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科学知识水平；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对生育要有具体干预措施，等等。可以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当时最新最全面的人口论著。它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提出了中国人口问题性质和表现形式的新的思想，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全面的方针和可行的办法。他的“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方针，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新人口论》发表后，社会反响极大，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却横遭无理批判。

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掀起了大规模批判马寅初的恶浪。面对这种局面，马寅初先生一再声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被围攻的困难日子里，他考虑的仍是如何为北大的学生作出榜样。一次在北大哲学楼举行的批判会上，他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用大棒。”他正是以自己铮铮的铁骨和过人的学识赢得了师生的爱戴和尊敬。当时，在陆续发表的批判他的200多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是当年北大经济系教师撰写的。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评奖人、瑞典经济学家塔贝格先生来华访问时对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黄范章教授说，鉴于马寅初先生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曾提议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后由于他辞世，而该奖只颁给活在世上的人，此动议只好作罢。

1958年开始，马寅初屡屡被点名批判，先是《新人口论》，后来再加上“团团转”。有一次在批判他“团团转”的全校大会上，马寅初高声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在全国批判他《新人口论》的刀光剑影中，马寅初著宏文表示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批判者投降。他同时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他虽然平日不教书，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他其实一直在以北大为大课堂，向全体北大学子讲一门关于人生的大课。

马寅初坚持真理，无所畏惧。他发表《新人口论》后，陈伯达来校公开点名批他，康生暗地里发指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他。可马寅初认为自己的理论并没有错，就是拒不检讨。庐山会议后，周总理非常担心在全国批右高潮中他的危险处境，劝他从大局着眼，写个检讨，马寅初因此认真地对“新人口论”反复梳理了一遍，看看是否有错，结论是没有错，就给《新建设》杂志寄了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写道：“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在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上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对学校，对学生，他又是个充满慈爱心肠的人。在北大校园里，特别是未名湖边，常能看到慈眉善目、一脸“面团团”气的他边走边浏览着北大的一草一本、一楼一舍，仿佛整个北大是他的一份家当。他在学校的大会上经常夸北大，竖起大拇指，说“北大顶顶好”，说“北大number one”。传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问他想做什么官，他说，他过去曾在北大当教授，当教务长，对北大有感情，想做北大校长，还有跟胡适比赛治校才力的意思（胡适在1946年至1948年当过国民党时期的北大校长）。还传说他当北大校长后，向毛主席提出要求：“为把北大办成最高学府，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请不要拒绝。”毛主席同意了，说“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这个传说看来可信度很高，在他当校长时期，的确经常有大人物来校作报告，周恩来、李富春、彭真、陈毅、粟裕、胡耀邦、范长江、廖鲁言、邓拓、周扬等都来过。为了便于北大和苏联教育界的交往，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还发奋用功学讲俄语，他的一举一动，都心系北大；他也很爱护学生，在校园内碰到他，学生叫他“马校长”，他总是嘴里“嗯嗯”，点头微笑。已故著名作家刘绍棠在一篇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里，记述过马寅初在课间操时经常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张开双臂，拦住路过的学生跟他一起做广播操的事。

有一次，他说身体不好的学生只要锻炼，身体也会变好，他现身说法，说自己在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读书时，20岁，身体非常瘦弱，校内一位美国老教授传授他冷水冲身的锻炼方法，他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70好几岁，身体很好，一天可以爬两次香山鬼见愁。1955年秋，新生入学后，因校方宿舍暂时调剂不过来，中文系和其他几个系的新生暂住小饭厅。一天夜里，一个图书馆系的新生因睡相不好，从叠床的上铺跌到地上，当时他还自己爬回上铺睡觉，第二天发现死了，马寅初专门为此事赶到小饭厅，向从上海乘飞机赶来的那位学生的父母表示安慰，同时他发现叠床的上铺没有木栏，就命令总务处赶紧给全部叠床上铺加装木栏（此事后来北大向高教部通报，高教部为此发专门文件要求全国高校为叠床上铺加木栏）。

马寅初还是一个率性而为，不事矫饰的人。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长，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1958年被点名批判，1960年被迫辞职，其命运有沉浮剧变，但本性却纹丝不变。1957年反右以后，北大卷入阶级斗争的旋涡，人们若不伪装一下，哪怕是违心的伪装，简直无法生活，可他还是那个他，对《新人口论》即使为过关做个假检讨也不干，就是一例。

此外，从马寅初对待人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不变的本性。1955年到1957年，正处他当校长有职有权时，学校江隆基书记在校内作报告时，他总是拖一把椅子坐在讲台横头，慈祥地眼盯着江书记听他讲话；1958年遭点名批判后，他名义上还是校长，其实已无权，原铁道部领导、中将头衔的陆平来任书记，陆书记在作报告时，他仍是拖一把椅子坐在讲台横头，慈祥地眼盯着陆书记听他讲话。坐在江书记身边时，他毫无骄态，坐在陆书记身边，绝不见媚态，这真正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的生动而感人的人生写照，给人以教育的力量和难忘的印象。据说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苏联著名文学家爱伦堡来北大作报告，他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依然故我，拖来一把椅子朝爱伦堡横头一放，坐在那里听。当时爱伦堡因马老陪坐的动作，“狠狠地瞪了马老一眼”。看来，对马寅初这位中国老人的任性天真，连外国人也不习惯，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