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瑞为官之道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任官数十年，声名远播，其道以清廉、刚正、锐意兴革为要。

在南平教谕之后，海瑞升任淳安知县。《明史》说他当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其母做寿，亦只由市上购肉二斤而已。及其身殁，家无长物，赖同官为之殓葬。这样的风格，颇如颜渊，居陋室而不改其乐，不是被规定而成，是修养而成，是其心志所求的。海瑞的清廉，为其同时代人叹服。史载张居正当国，忌惮海瑞峭直，曾令巡按御史察其起居之状。“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而去。

海瑞的刚直，在其《治安疏》中已见大端，在其三十余年官宦生涯中，也能一以贯之。在他的淳安知县任上，都御史鄢懋卿出理盐政，“所过郡邑供办张甚，瑞为书于鄢，力言不可，鄢取他道往”。总督胡宗宪之子路过淳安，因事发怒，惩罚驿吏，将之“倒悬”。海瑞收缴他携带的数千两银子，然后报告胡宗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在他出任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的时候，因其“威名藉甚，墨吏望风解印绶”。“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海瑞的刚正风骨与其爱民情怀相互辅成。他一向痛恨大户兼并，在应天地区“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飙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海瑞的刚直，每令当之者不堪，其中包括胡宗宪、徐阶、张居正，乃至嘉靖皇帝。以致他去世之后，官修史书在记载他的功绩风采之后，还不忘提到他“过刚不能容人，人有言其迂者”。清代人所编的《明史》也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他的某些主张，的确过于严苛。比如他曾上疏给万历皇帝，主张为惩治官吏贪腐，恢复明太祖“剥皮囊草”及“枉法八十贯论绞”之法，皆失于过当，无可为其辩者。即使如此，我们应当注意海瑞的刚正峭直，是他立意而为。他有《乡愿乱德》一篇短论，录出如下：

从古未有言及养气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诡随上容之说，即乡愿意也。亦无有若孟子之论剀切痛快者。盖乡愿馁其浩然之气以从俗。浩然之气孟子身有之，见乡愿若为身害。故言之详、恶之痛。今天下惟乡愿之教入人最深，凡处己待人，事上治下，一以乡愿道行之。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愿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取】道乡愿调停行之，乡愿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事在一时，毒流后世。乡愿之害如此！说者谓孟子扩前圣所未发，指养气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愿为第一。

可见海瑞的刚正峭直，本是针对孟子曾激烈批评的乡愿，也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以调停弥缝为大高明手段的风气所展现的基本立场。乡愿的最大问题是泯灭是非原则，当其充沛流行之时，所有学说、事理都成表面作业，都做浮云，真意乃在功利。倘若不能自别于乡愿，海瑞立身的精神——他的生命的意义感和他的浩然自我，也就会被混沌到贪腐害民中行庸碌者流一处去。海瑞不放弃他的生命感，就不能不是刚正峭直的。

海瑞的“锐意兴革”，包括水利公益设施方面的兴革，学政、行政管理方面的兴革，以及土地赋税制度方面的兴革。中举前后，他就曾上《治黎策》、《平黎疏》，主张改变海南地区管理体制，以达长治久安。在南平教谕任上，他制定《教约》，将自己对士子教育的理念融入生员管理制度中，已见前文。到任淳安知县不久，他制定了一部《兴革条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属，详细开列该县衙门管理事务全部规则，其间有例行事务责任规范，更有诸多除旧布新的规定。该条例自成体系，颇有规模，展现出勇毅担当精神和精明手段，非有治平天下胸襟者不能办，应当单独考察，此处不加详论。在兴国知县任内，海瑞颁布了《兴国八议》，开列“所见所闻事体有当兴当革者”共八项，其实相当于他在兴国的又一部兴革条例。这些条款为：屯田、地利、隘所、均赋役、红站马船、招抚逃民、哨官、革冗员，都在切实层面，并非空言。其后他入京为官，遂有《治安策》之上呈。由此可知，海瑞任官，每到一处，兴革一处，如今到了京城，便在庙堂之上发出兴利除弊的呼声。只是此番他不是首长，其呼吁也就不能如在地方一样落实为政策实践。其间海瑞的心志，却又是一以贯之，不曾消磨的。后来他出任应天巡抚，如先前在两任知县任上，立即颁布《督抚条约》，计三十六款，随后又颁布《续行条约册式》九条，一体实行。其内对于地方现状，也是多有兴革。除此之外，他在应天巡抚任上还疏浚了吴淞江、白茆河，一度废除了募兵制度。这些兴革，并不是对明代根本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精神是从民本的原则出发而行的兴利除弊举措。当代学者中，多有将海瑞视为改革者的。这亦无不可，但应注意到海瑞的兴革举措都在具体切实关系民生的层面，且都在他直接管理的地域、领域范围，并不以改变国家基本制度为目标。其本质，是儒家士大夫民本主义淑世济民价值观念的践履。

海瑞虽然行事时或偏激，但其为官之清廉、刚正、锐意兴革、利民无私，数十年一以贯之，至死未渝。古来不乏造作清高者，然而到海瑞盖棺之日，其所行光风霁月，已然无可置辩。古来不乏清华崇高的事例，然而能够一生清高如海瑞者，无论古今，都是凤毛麟角。如此，海瑞入世为官的初衷，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对此，海瑞也是透过孟子的思想来体悟的，其核心是君子为行义而仕，非为禄养而仕。他说：

人生天地间，曰士、曰农、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虽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间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当斯世，既贫而无养矣。曰农、曰工、曰商，无非资身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且云非出处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谓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悬望禄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臣子之义，分无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诿，失君子出仕义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耶？孟子平日执不见诸侯之义，公【分】庭抗礼，直若壁立万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刚且大者为之。

因为为义而仕，君子有壁立万仞之威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高官厚禄而流于卑污。他还专门讨论过君子出仕与处野两途间的抉择，表达积极入仕以明道的人生观。他认为，以往人们常说君子处世共有二道，不仕则隐，其实道只一道，出仕为正，归隐只在不得已为之。原因是人与天地通性，不可不体会天地生物之心而入世为事。

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万物之性。天地以生物为心，生人之理尽生意也。天地间尽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负天与。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为尧舜亦在于是。

至于荷蓧丈人之类隐士，并非高明得道之人，只是具“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万物一体之义”者而已。至于孔子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当知有道出仕有定仕，无道之隐无定隐。“出处二字，不可并论。去就二字，亦不可并论。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为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处不得已为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则失道。失道，失性矣。”从中可见，海瑞之出仕，原是怀着应天地之性而行天下唯一之道的大感悟、大志气，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也不是为了去伺候皇帝的。他不肯追随贪腐阿谀尸位之流俗，真是大有来由。

如此再来看海瑞的为官之道，可以畅达其解。他有《政序三篇》，其一讲清廉爱民，认为“凡为吏至于黩货者，必左右有小人导之”。故为官者“交际不可不慎”。清廉并非仅为个人自好的事情，而是关乎天地之德：“素廉之吏然后能直人之冤抑。夫直冤抑可以动天地之德也，不可不勉也。廉不素立，虽明知人之冤抑而不敢直。夫不知犹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终身之憾也。”循良的官员视民如子，为民可以与上司争是非。

监司不严于君，不尊于天。吾百里之民，吾有所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与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与天，然后与吾左，吾又安能屈事夫不畏君与天之人哉？……大抵君子之爱民也，犹父母之爱子也。吾所称者，率吾所虑思也。今父母之为其子，多有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者矣。能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以爱者，乃民之父母也。

其二辩为民与禄位的关系。认为，禄位是为民做事的条件，为民是目的，爵位是达到目的所凭借的工具。他说：

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爵位者，所托以为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温体也，而以体温服则愚；爵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则悖。古之人盖有遗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况所重不若身与家者乎？……夫爵位者，亦君子所藉以养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于天下，若毫末之著马体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视吾民之困苦饿冻冤抑而不为之所，是以所以养人者害人，杀无辜以争马体之一毫也。岂不左计矣哉？

其三论“君子忧道不忧贫”。认为一旦存了忧贫之心，就入了谋食的窠臼，做官就会以民为自己增益爵禄的工具，就会失去重轻之节，就会委蛇俯仰。“吾为天下为民牧者，必视民为己子而私之，然后天下之生可遂也。”

于是我们知道，海瑞做官的风格，不是怀了钱财爵禄的念头，不是为了博取封妻荫子，不是迫于朝廷的规章，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迎合时潮，而是为了他的学识和理想。因为是一个有学识有理想的人，所以他的清苦、他的艰辛、他的风险，对他而言，都是理所当然、无可追悔、安之若素的。用他自己解释四书中“乐天者保天下”一语的话说：“乐天，言仁者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心之量也。”海瑞是一个通天地之性而得浩然之气的仁者，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以最崇高的方式达成的觉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