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境行政体制的调整

太平兴国四年以前的边防措置不仅受周边势力的制约，并且也受到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宋初是强力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削藩政策无可避免地影响到边地。

宋立国初年，地方上依然维持着唐后期五代的藩镇、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建隆元年（960）宋有州111, 其中至少96个州处于40个藩镇统辖之下（包括定难军及辖下5州）。这40个藩镇除了天雄军（大名府）、永安军（府州）、定国军（同州）只领一州外，一般领有二三州。相较于唐后期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状况，宋初的藩镇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唐后期五代的割据混战依然构成宋初最重要的政治教训，成为宋初君臣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是宋初对藩镇的基本政策。但宋初藩镇的情况各异，内地藩镇主要功能在治民，边地藩镇则兼具治民与御边两种功能。藩镇的类型不同，必然使得宋初在削藩过程中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需要区别对待，灵活应对。

从现有记载来看，宋初的削藩进展十分迅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使唐后期以来已有200年历史的藩镇体制终结。藩镇体制之成立，有赖于两个条件：节度州拥有支郡，在政区上构成统县政区之上的一级；节度使身兼众多使职，尤其是兼任观察使有了处置统县政区的权力。因此，宋初削藩针对上述两个方面分别采取了削夺支郡和推广知州制两项措施。削夺支郡，藩镇在控制区域上与普通统县政区无别；以知州为边境州军，尤其是节度州长官，节度州长官则失去了原来节度使统辖支郡的权力。因此削藩的实质是使节度州与其支郡一样，仅仅作为统县政区存在。原来属于藩镇一级的行政权力，则向中央、州县两个方向流动：基层的权力，如捕盗，地方财政等流向州县，对州县的监管和控制权力流向中央。

宋初削藩过程中，南方藩镇体制的废除先于北方，但边境与北方内地并没有明显的时段差。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宋太宗采纳李翰建议，废除藩镇所有支郡。此次直属京师的39州，全部位于宋旧境内，从李焘“天下藩镇无复领支郡矣”的判断中可知，宋平定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并没有承袭其藩镇体制。显然南方藩镇体制的废除要早于北方。但北方内地与边境，则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尽管边境藩镇承担着重要的御边作用，但在削夺其支郡上，宋廷并未有丝毫犹豫。太祖时期，边地静难军之庆州、昭义军之泽州、朔方军之通远军分别于乾德五年（967），开宝三年（970）三月和五月直属京师。太平兴国二年直属京师的39州中，静难军之邠、宁，彰化军之泾、原，保大军之鄜、坊，彰武军之延、丹，横海军之沧、德，永清军之贝、冀，成德军之镇、深、赵，定武军之定、祁，共8镇17州均处于宋代的极边、次边之地，属于边地藩镇。支郡被完全剥夺，也意味着藩镇体制终结。

在终结藩镇体制的过程中，知州制推广与废除支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太平兴国四年以前对外以前沿防御为主，从前沿防御的角度，自东往西我们可以选择沧州（横海军）、雄州、瀛州、易州、定州（义武军）、镇州（成德军）、邢州（安国军）、洺州、潞州（昭义军）、晋州（建雄军）、隰州、府州（永安军）、麟州（建宁军）、延州（彰武军）、庆州、原州、通远军、灵州（朔方军）、秦州（雄武军）19个州军来考察知州制的推广过程。以上19州除沧、瀛、镇、洺州位于次边外，其他15州均属极边。这些州军或对外战事较多，或驻防之将帅御边有术，或是边防重镇，而其长官任职信息又基本可考。通过这些州军长官任职信息的考察，我们能获得边境知州制推广的更多细节。

从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边将职衔表（见文后附表1）可以看出，建隆元年，以上19州中的10个节度州长官均为节度使，反映了宋朝初建之时边境藩镇体制仍在延续。其他州军长官也基本为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在边境十分罕见。但到了太平兴国四年，边境州军长官基本变成了知州。在宋初削藩的大环境下，知州制的推广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一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次展开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宋代知州制首先是在平定南方诸国的过程中推广，北方在宋太宗端拱（988～989）以后至真宗咸平二年（999），知州才取代刺史成为州军长官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边境晚于南方推行，但先于北方内地。边境知州制的展开与边境州军的主要功能、边防压力有关。沧州、定州、瀛州、府州等州御边色彩浓厚，到了宋太宗时期，其长官才变为知州。其他州军功能上或治民与御边并重，或偏重于治民，其长官变为知州基本是在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其中，只有秦州边防压力不大，主要防范的后蜀又在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因而，实行知州制的时间最早。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边境19州任职可考者一共73位，其中30位以知州为各州长官。30位知州中，武臣18人，文臣12人，与内地主要以文臣任知州不同，边地知州的主体仍为武臣。当时，节度使体制已逐渐瓦解，新的边防统兵体制尚未形成，因而边境州军的御边功能仍十分重要，武臣任边仍是当时的主流。

尽管边境文臣知州尚不占主体，但仍值得注意。12位文臣知州中知潞州王祜、知镇州卢多逊的任命是为了处理专门事务，在任时间又很短，不计他们，文臣知州只有10位。与“武臣任边”相比，文臣知州有两个特点，第一，主要分布在边防压力较小的州军，主要功能为治民。以上10任文臣知州中，知秦州5位，知灵州2位，知镇、洺、雄州各1位。知秦州主要是在灭蜀后，灵州边防压力也不大，钱文敏知洺州时在灭北汉前夕，只有李翰知雄州、刘载知镇州在治民的同时，承担着较重的边防压力。文臣知州实际上反映宋中央在边境形势发生改变时，适时转变边境州军的应对策略和主要功能，即从御边向治民转化的应对策略。第二，与武臣久任相比，文臣知州任期都不长。以上10任中，除了段思恭知灵州6年外，其他9人的任期基本在3年或3年以下。文臣知州的主要任务在治民，与武臣久任御边形成鲜明对比。段思恭在灵州任职6年，与他能“矫（冯）继业之失，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周访利病，多所条奏，甚得吏民之情”，措置边事妥当有关。

虽然边境不同州军面临的敌人和边防压力差别甚大，但在知州制的推广中，考虑最多的实际上是原来任职者的个人情况。边境知州制的展开，主要是以原来任职者出缺或死亡为契机实现的，但也不乏宋廷强力促成者。到了太平兴国四年，边境10个节度州除府州外，长官均转变为知州。在知州制推广的契机中，秦、潞、晋、邢州是以节度使改任，镇州是以节度使韩令坤死亡为契机，灵、延、沧州则是以节度使冯继业、伊审征、张美被宋廷特意征召，定州的转变契机则是宋辽战争的爆发。太平兴国四年宋军谋取燕云失败，在义武军节度使孟玄喆在镇的情况下，任命崔翰知定州，主要是为了管理定州附近的大批军队。不久孟玄喆入朝，定州的知州制延续下来。而其他9州，史料记载有限，除瀛、洺、庆州外均不甚了了。庆州是以刺史姚内斌死亡为转变契机，瀛、洺二州的长官到了太平兴国四年仍非知州。

边境知州制的展开主要考虑到任职者的个人情况，既是为了安抚武臣，减少削藩过程中的阻力，也是为了边防需要。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边地以名将戍边，又以久任为显著特点。边将久任有利于边将熟悉作战环境，加深与将校关系，无疑对御边十分有利。出于御边需要，边将在任期间，朝廷显然不可能主动削弱其个人品秩，反而需要“迁其秩而不易其任”，在抬升其个人品秩后使其继续镇守边境。实际上，在边地任职过程中，不少武将的品秩获得提升：贺惟忠从知易州升为易州刺史；郭进从洺州团练使升为洺州防御使、云州观察使；李汉超从齐州防御使升为应州观察使；何继筠从棣州刺史一路升为本州团练使、防御使，最后建节为建武军（邕州）节度。而节度使则由于名位已高，久任之后只能通过改镇的方式加以处置，改镇之际往往成为知州制推广的契机。

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罢藩镇支郡，藩镇体制终结。前文提到，宋初削藩重点在藩镇，州县权力有过回归过程。宋初的名将戍边，戍守之地多为一州之境，职衔不少未及节度使，实际上是以统县政区长官的身份承担着御边重任。因此，削藩对许多武将来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削弱，反而分享了一些原来属于藩镇一级的地方权力。而对官位达到节度使一级的武将来说，宋朝在削藩过程中考虑到其个人品秩，利用其改镇之际改变地方行政体制，不直接触动其个人权位，也减少了削藩阻力。因此，边地行政体制的改革明显是针对体制而非个人（武将）的，其所要改变的是唐后期以来地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而非对武将权力的刻意削弱。但无可否认的是，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必然会影响以后武将的权力空间，进而对武将群体产生消极影响。这就涉及当时边将的选任和权力，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