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边将选任及其权力

宋初不仅边境州军差异较大，其长官的任职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有从龙功臣，有后周旧帅，有在宋初对外战争中崛起的新秀，甚至还有个别降臣或蕃帅。如要细细分析当时的边将选任情况，我们仍需要参考“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边将职衔表”，即附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信息，如任职者的身份类别，任期等都一目了然。

建隆年间（960～963），宋廷对边境州军长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表中19州中，建隆年间长官可考者15州，除了洺州、隰州、府州、麟州、灵州外，其他10州的长官均得到调整，而且个别州军如镇州、延州调整还不止一次。州军长官调整与否与各州自身情况密切相关。郭进久任洺州是为了防备北汉。府、麟、灵三州地处极边，折氏、杨氏、冯氏世镇三州，在当地势力根深蒂固，且三州对朝廷颇为恭顺，加上御边需要，宋廷一时并未对三州采取措施。周广的隰州刺史不久被李谦溥取代。当时大多数人事任免进行得比较平稳，即使心怀怨望，如成德节度使郭崇，朝廷遣使到来，他也只有俯首听命。这次调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对边境上的后周旧将，宋太祖的政策有所区别。对反对宋王朝者绝不姑息，昭义节度使李筠以反叛被诛，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图谋不轨被废；对于恭顺者则基本采取留任或改任的方式，如因感念后周的成德节度使郭崇，入朝后，郭氏也得以改任平卢军（青州）节度。不少后周旧将留任或改任后继续留在边地，如李万全、李继勋、郭进、赵赞等。第二，此次调整后，功臣或其他中央官员占据了部分边地要职，如韩令坤、昝居润、王仁瞻、吴廷祚等都属于中央势力。此番调整之后，边地反叛势力被铲除，中央对边地的控制得到强化。

建隆年间第一轮调整过后，边将久任的现象比较突出，表中19州中，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四年任职可考者73人，如果我们只计算边臣任职宋朝的时间，那么有26人任期在5年及以上，13人任期在10年及以上。久任自然是为了边将熟悉边地，更好地御边，但何人能够久任，实际上是值得注意的。久任者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世守当地者，即府州折氏、麟州杨氏和灵州冯氏；第二类是后周旧帅，如郭进、李继勋、李万全、赵赞、杨廷璋等；第三类也是人数最多的，是宋廷新任命的将帅。这说明在当时的边将能否久任，其出身如何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与其政治态度和御边效果密切相关。如果仔细观察当时久任的武将会发现，他们不少人与宋太祖的私人关系很好，而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一方面自唐末以来，政权变动频繁，处理胜朝旧臣，已经有了一套惯例存在，只要对新政权没有抵触之意，其个人权位一般不会被触动。另一方面，这些边将在处理对外事务中，也确实大多御边有术。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了他们能够久任的基础。

边防的成功与边将的选任密切相关，但边将能否成功御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所能调动的战争资源，这与其自身权力密切相关。前文指出，宋初的削藩过程中，边将自身的权力基本没有被削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伸张。当时边将所拥有的权力是相对全面而广泛的，这与宋太祖的驭将之术密切相关。《宋史》有言：

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

这是《宋史》对宋太祖驭将之术的总结，主要有优待家属，“尽予属郡筦榷之利”，允许回图贸易并免除商税，军中便宜从事，礼遇将帅等。而构成所谓边将权力的其实是两个，即财赋自专和军中便宜从事。

财赋自专是当时边将拥有的普遍而核心的权力。当时边将财赋的来源有四个。第一，属州工商业税收，如前引文指出的“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董遵诲任通远军使时，“市租悉以给军用，不藉于有司”，指的是边将拥有属州工商业税收的支配权。第二，兼领州郡的财赋。边地州军财赋由于较少，为了保证军事支出，经常让边将兼领内地州郡，以“处其家属”，更主要的是以内地州军财赋佐军用。李汉超兼领齐州是因为“齐州赋税最多”, “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第三，允许回图贸易并免其所过商税。对边将宋太祖“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如李汉超曾“以私钱贸易佐公用”，被人举报后，宋太祖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尽除所过税”。第四，宋太祖不时大批赐予，相关史料中记载甚多，不一一备举。财赋自专的结果是“边臣富赀”，在此基础上边将才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

军中便宜从事，是将帅阃外之权的重要表现。所谓便宜从事主要指边将处置军中事务、展开军事活动时拥有很强的自主权。郭进守西山时，“尝选御马直三十人，隶进麾下押陈，属与北汉人战，往往退怯，进斩十余人。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如败，便可往降，勿复来也。’军校踊跃听命，果立功而还，进奏乞迁其职，上悦而从之。”御马直为禁军诸班直，属于殿前司禁军精锐，郭进一次斩十余人；宋太祖先让郭进诛杀军校，郭进不仅没有立即执行，而且还允许其立功效命，并为其请功，这都说明当时郭进在军中措置自如。在军事活动中，边将也往往行动自如，不必一举一动受制于朝廷。乾德元年，安国节度使王全斌就与西山都巡检使郭进、赵州刺史陈万通、镇州兵马钤辖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主动出击，深入北汉境内，俘获“生口”数千以归。开宝二年（969），宋太祖征北汉时，为了防止契丹骚扰边境，派密州防御使马仁瑀率兵巡边。“至上谷、渔阳，敌素闻其名，不敢出，因纵兵大掠，生口、牛羊数万计。”王全斌、马仁瑀等的事例说明当时边将在军事活动中的自主权很强，甚至敢于主动挑起边衅。

虽然财赋自专和军中便宜行事是当时边将之权的核心，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边将拥有较强自主性的同时，中央对边将和边地的控制也是越来越强。当时边将所据多为一州之境，且官位多不到节度使，本身威望、权势有限，宋廷对他们的任免完全能做到收放自如。而且，与唐后期士兵以将帅个人招募不同，出戍禁军才是边地士兵的主体。董遵诲任通远军使时，宋太祖为其“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当时董遵诲所统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则这数千人当为董遵诲部下主力。郭进守西山时，其部下是宋太祖“时遣”之戍卒，其专杀的御马直属于禁军殿前司的诸班直，是禁军精锐。另外，其他武将的情况也显示，当时中央禁军是戍边的主力。建隆三年，忠正军（寿州）节度使赵赞徙镇彰武，“将至延州，乃前后分置步骑，使绵绵不绝”，可知其所部兵马也非当地招募，而是赵赞带到延州的，所带之兵自然也是中央禁军。以禁军出戍而以边将统帅，是五代的新现象，后唐时期尤其明显，宋初延续这一做法。这也表明宋廷对边防绝非仅仅委任责成，而是有着细密的控制。

宋初边将的权力虽然光鲜，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边将与宋太祖的私人关系之上的。宋太祖在军中多年，军中关系深厚，不少边将在后周时期就与宋太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宋太祖在上台之后，能对不少边将大胆放权，信而不疑。也正是基于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宋太祖对当时的边将多深加礼遇，边将违法时也往往网开一面。节度使以上赴镇均专门赐宴，边将来朝时“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张美强抢民女，掠民钱财，宋太祖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而且还表示“乏钱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太祖命有司为郭进置府第，允许“厅堂悉用·瓦”，而这是亲王、公主才有的待遇。边将戍边死于任上，则“遣中使护丧，赗赙加等”。这些措施深化了宋太祖与边将的个人关系，使边将安心御边的同时，也成功降低了其对中央的离心力。

但这种基于君主与边将个人关系之上构筑的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前任皇帝的私人关系不可能像皇权一样完整地传递下去，因此当皇位发生变动时，原来的边地政策与边将权力实际上都需要接受新皇帝的重新审视。太祖过世后，继任的太宗皇位来源不明，个人又生性多疑，因此太宗即位之后，宋朝的边地政策和边将权力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太宗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仓促即位，第二年就着手削夺边镇和边将权力。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太宗禁止藩镇回图贸易，同时又禁止藩镇补亲吏为镇将，边将的财权和人事权等受到明显削弱；五月，袭太祖故智，趁节度使来朝之际，一下罢黜了向珙、张永德、张美、刘廷让四位节度使，其中张美正在沧州戍边；八月，更是下诏废除所有藩镇支郡，其中不少属于当时的边地。太祖与太宗在处置边事上的差异除了性格原因，与武将个人关系等因素外，与其军事素养也有关系。太祖出身武将，在处置边防时能从军事作战角度出发，选择精干将帅戍边，并赋予较大的自主权，对边将能够做到信而不疑。而太宗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在军事行动中的局限，倾向于全面控制军事活动和边将行动，军事行动中喜欢颁赐阵图，边将任用上以恭顺为首要原则，到了晚年尤其如此。尽管太宗一再表明自己“以至公御下”，对“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但对武将的骄横绝不姑息，“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在才能与恭顺之间，以后者为优先的原则。宋太祖和太宗两人在处置边事和任用边将上的差异，是宋朝在对辽作战中表现不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