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层司法机构的认定

秦汉时期具有司法职能的机构，首先是县道，至于县道哪些部分具体承担司法职能，仍然缺少比较明确的判断。按照现代概念，司法是国家的一项特定职能，司法运作与司法机关皆有专门的界定。但从广义上讲，有些事务（如抓捕、囚禁等）也与司法相关，很容易被视作司法运作的一部分。这就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准确认定。胡仁智将令长、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等全部视为具有司法权的成员，未免过于宽泛，无所适从。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本文所讨论的司法运作仅限于诉讼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即核心意义上的司法。界定核心意义上的司法运作的直接依据是《二年律令·具律》：

狱事当治论者，其令·长、丞或行乡官视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县道界也，及诸都官令·长、丞行离官有它事，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出官在所县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长若真丞存者所独断治论有不当者，令真令·长、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断治论及存者之罪。

沈家本解释“狱”有两个含义：其一为“讼”，其二为“牢”。宋杰认为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审讯机构的含义。“狱”之所以有这样三种含义，归根结底还是缘（于）“讼”或者“狱事”：审判机构和“狱事”总是一体的，监狱也是配合“狱事”而设。按现代概念讲，“狱”的本质含义是刑事诉讼案件，本文将其简称为“案件”。而“治论狱事”正是“审判案件”:“治”强调（控方兼法庭）调查审理的过程，“论”强调判决的结果。

县道“治论狱事”的成员，除了令长和丞，还有狱史。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第十六条结尾有“新郪甲、丞乙、狱史丙治”，即令、丞、狱史参与“治狱”，狱史大致负责调查审讯等事务。综上，县道是具有司法审判职能的机构，由令长、丞、狱史具体承担该职能。

《具律》规定都官的令长和丞也“治论狱事”。因此，都官（至少是部分都官）也有司法职能。都官与县道同级，多为列卿下属机构，设在京畿地区的都官被称作中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有都官的名录。都官“治狱”的长吏也是令长和丞，与县道相同。西汉前期都官是否设置狱史暂时未详，西汉中后期倒是有都官狱史的例子：

薛宣……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

都船是执金吾统辖的都官，都船狱史可以作为（西汉中后期）都官设狱史的代表。都官是与县道平级的基层机构，司法方面必然也是平级关系。由上可见，都官的司法职能确实存在，然而东汉以后的《汉书》注家并不了解这个制度，出现了一些误会。比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提到少府统辖的若卢都官，诸家的注释是：

服虔曰：若卢，诏狱也。

邓展曰：旧洛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

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

按《汉书·王商传》提到“若卢诏狱”，服虔和邓展的解释明显受其影响。如淳看的材料更全面，知道若卢本身的职能是“藏兵器”，兼有“治将相大臣”的职能。不过如淳对都官司法的制度也没搞清楚，“若卢狱令”的说法仍然有问题：“若卢狱令”既然“治库兵”，其实就是若卢令；若卢令本身可以“治狱”，称“狱令”纯属画蛇添足。类似的误会还有：

如淳曰：《汉仪注》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如淳曰：《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

不论“治改火”（做饭），还是“治水”都和“狱”毫不搭界，称“狱令”莫名其妙。别火和都船在“治改火”和“治水”的同时还兼有司法职能（都船有狱史）, “别火狱令”就是别火令，“都船狱令”就是都船令。东汉以后误会层出，可能是因为都官司法的制度没落了。

县道和都官属于基层司法机构，没有比县道或都官更低级别的组织具有司法权，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一组问答还需要解释：

“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何谓“官长”？何谓“啬夫”？

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

朱红林认为这是禁止县令听取诉讼，与汉律的规定相左。今按秦律在禁止某种行为时，都是表述为“勿”或“不得”，单个“不”字不能表示“禁止”，比如：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

欲去秦属是谓“夏”。

首先，所谓“不安其主长”是一种假设情形，显然不是禁止臣邦人“安其主长”；相反，“勿许”二字则说明“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才是禁止的行为。其次，“法律答问”只截取条文的一部分提问，截取的内容可以是禁止的行为，比如：

何谓“州告”？

“州告”者，告罪人，其所告且不审，又以它事告之。勿听，而论其不审。

秦律的原文肯定是“州告勿听”之类的，而提问中截取的“州告”本身是禁止的行为。如果将“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本身视作禁止的行为（即全文是“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勿听”之类），那么秦律和汉律就没有任何矛盾：秦律规定诉讼必须先向县道或都官提出（否则不予受理），二者在秦代已经是基层司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