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消费状况和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国民经济面貌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了资源禀赋优势，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随后政府加大了国内的投资力度，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动力的投资引擎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使得经济发展连续多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就造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和国内投资拉动的基本格局。在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过程中，2009年财政拨款4万亿投资绝大部分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彰显投资拉动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出现消费瓶颈约束。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不仅使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也会造成国内收入差距悬殊、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国强民弱的结果。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不足，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尽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既是“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引擎，必须了解当前的消费状况和变化趋势，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其中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等值得特别关注。

1．最终消费率

最终消费率是在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过程中来定义的，是指最终消费与GDP之间的比值。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通常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在80%以上，因此，居民消费率是决定最终消费率高低的主要指标。相比之下，我国最终消费率变动，最明显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最终消费率的高低，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依靠内部推动的程度，体现着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

2008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比较如表2-1所示。

2008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48%，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比世界78%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在不同收入类型国家中，以中下等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最低和次低，但也分别高出中国14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高出3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由于绝大部分国民收入都要用来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故有86%相当高的最终消费率。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马鞍形”的最终消费率，中等收入国家偏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阐释是：与低收入国家相比，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无须付出更多的消费资金；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要发展就要增加积累和外贸所得，从而挤占了消费。毫无疑问，中国具备一般发展中国家最终消费率不高的“通病”；同时还具有自己特殊的“病史”，这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原因。正因如此，解决这个“顽症”，才变得难上加难。

中国最终消费率偏低，低就低在居民消费率过低上。最终消费率由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构成。2008年中国14%的政府消费率，与中等收入国家持平，高于中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接近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仅比世界低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却是另一番情景：34%的居民消费率，由低至高，依次低于中下收入国家15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21个百分点、中上收入国家26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28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中国为70.8%，世界平均为78.2%，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为88.4%、79.7%和77.5%，均比中国高出许多。

在与不同国家的比较中，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参见图2-1）。

图2-1显示，孟加拉国和塔吉克斯坦属于低收入国家，2008年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但是两国的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均高于中国；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伊朗的最终消费率为56%，印度为66%，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0.4%和81.8%，均高于中国很多；在高收入组国家中，新加坡的最终消费率处于50%的低水平，这与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但是其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仍高于中国。

（2）消费率持续走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率先做出重要贡献，而后来则主要以投资拉动为主。国内经济长期在“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指导下，消费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潜力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参见图2-2）。

图2-2显示，自1978年以来，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动，总体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只是这种下降不是直线式下降，而是在有升有降波动中形成的轨迹。可大致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2年。这一阶段虽然只包括4年时间，但是消费率却因为经济调整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1978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4%和48.3%，到1982年则分别上升到69.8%和54.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消费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我国重新审视了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运行模式，认识到改革开放前轻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通过截长补短的调整，增加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补偿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历史欠账，投资与消费比例调整到比较适宜水平。这样的调整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反却由于启动消费发展动力，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取得积极效果。

第二阶段为1983～1994年。第一阶段调整取得成效，经济形势有很大好转。同时由于自1980年开始国家正式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生育率和出生率呈现长期持续的下降，总抚养比持续下降，1990年社会抚养比下降到0.5以下，迎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劳动密集以及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快速发展，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大幅度增长；积累和外汇储备增加，为投资率增长提供了可能，导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83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比1982年有所下降，到1994年最终消费率下降到60.7%，居民消费率下降到45.3%，分别比1983年降低8.5个百分点和8.9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为1995～2000年。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有小幅回升，不过仍低于80年代的水平。1995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0.4%和46.7%，到2000年则上升到62.0%和46.2%，分别提高了1.6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对投资的严格控制是导致1995年中国消费率小幅上升的主要原因，而这一阶段亚洲经济危机和相对过剩经济提前到来的双重压力，也使得扩大内需显得异常重要，终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第四阶段为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呈现单边下跌走势。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1.0%和45.1%，到2011年分别下降到47.3%和33.6%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均超过10%。这一阶段消费率的加速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对出口推动依赖程度提高，国内则主要依靠投资来推动，结果造成国民经济处于“过热”或“过热”边缘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处于总体下降趋势中，政府消费率却稳中有升，使居民消费率下降变得更为突出。

（3）消费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足以令世人惊叹的高增长率，GDP年平均增长接近10%。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中国经济仍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委实难能可贵。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最大，外贸出口居其次；至于消费，贡献率呈下降走势，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参见图2-3）。

从图2-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策转变初见成效，促使最终消费率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年均增长率，达1.7个百分点。此后，由于强调比较优势，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凸显，投资和外贸更受重视，消费需求增长放缓。1985～1991年，最终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平均增长率0.5个百分点；1992～1998年，低0.89个百分点；1999～2011年，低2.56个百分点。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最终消费支出总额也在不断增长，但是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GDP增长速度。总体来看，1978～2011年平均每年滞后1个百分点。

2．居民消费倾向

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滞后于经济发展，同居民的消费构成和消费倾向不无关系。而居民的消费构成和消费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较如图2-4所示。

从图2-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获得显著的提高，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扩大的趋势。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到2011年则分别增加到21810.0元和6977.0元，分别提高了近60倍和50倍，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4%和12.7%。1978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12.5元和113.6元，到2011年分别增加到15267.0元和4535.1元，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51%和11.82%。收入与消费比较，人均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0.89个百分点和0.9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分别从1978年的209.8元和198.9元、相差10.9元，扩大到2011年的14833元和10732元、相差4101元。

进一步了解城乡居民的消费变动，还需要研究消费倾向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变动情况如图2-5所示。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衡量居民消费随收入变化的指标，主要有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不知道居民消费函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统计数据计算出APC的数值，反映出微观层次上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从图2-5可以看出，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91和0.85，随后两者均处于波动变化之中，但是除了个别年份出现较大程度反弹以外，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1990～1995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略高于城镇居民，其他年份均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到2011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降低到了0.70和0.65的水平，差距也逐渐缩小。但是，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降低无疑限制了消费水平的扩大，并导致了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成本高昂，国家在这些方面提供的保障机制还远远不够，由于谨慎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的原因，使得大部分居民选择了高储蓄应对，从而降低了消费能力。

3．恩格尔系数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用于各项生活消费的支出比例，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以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等的支出比例。一般可划分为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三类。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中，收入因素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向更高层次的消费类型转变，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限制整体消费结构的调整速度，从而导致国民经济中总体消费水平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潜力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在研究消费结构变化和发展趋势时，恩格尔系数常常被提及，通过食品消费所占比例反映消费水平的变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系数变动参见图2-6。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恩格尔系数处于较高水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支出占据了一半以上。197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7.50%，农村为67.70%，城乡之间相差10.2个百分点。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逐渐得到了调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11年则分别下降到36.30%和40.40%，差距缩小到4.1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恩格尔系数处于50%～60%之间时，居民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在40%～50%之间时，居民消费中的发展性、享受性商品和服务开始逐渐增多；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40%之间时，居民消费开始以发展性、享受性消费为主。从2011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已经进入以发展性、享受性消费为主的阶段，而农村居民则处于发展性、享受性商品和服务逐渐增多的阶段。

图2-7描述了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可以看出，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依然是最主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其占比最高。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占比也比较高，城镇居民分别占17.52%、9.61%、11.20%、9.80%，农村居民分别占17.05%、8.17%、10.02%、8.47%。其中居住消费占较高的比重，反映了近年来房价畸形上涨造成的影响；医疗保健的较大开支，则反映了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在总体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较大，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