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中收陷阱”后，曾对此做出阐释；最近的概括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并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World Bank, 2010）。怎样从偏重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转变为以提升价值链、知识创新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对于走进中等收入的国家说来，一方面要注意解决前期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矛盾，扫除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的市场需求，开辟新产品和服务市场。消费作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不仅标志着再生产过程的最终实现，而且是创造新的再生产动力，维系再生产得以进行的真正的推动力。

消费与投资失衡所引起的内需不足，是导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或回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跨越“中收陷阱”的关键。迅速跨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大都是依靠其资源禀赋的低成本优势，使得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发展路径也加大了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程度，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严重，而劳动成本又在不断上升，经济的持续增长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标准是无法跨越人均收入12000美元上限，不管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各种具体矛盾形式如何，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限制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作用，而并没有考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对于众多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并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寻求更大的产品需求市场，发动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引擎。

“中收陷阱”问题涉及宏观经济的诸多方面，从经济增长与扩大内需角度的相互促进作用来看，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还面临着掉入“消费陷阱”的风险。所谓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陷阱”，实际上是指经济体主要依靠体外循环，而内部的消费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失灵，从而导致经济体陷入一种消费低迷、增长乏力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一传导机制首先由消费开始。由于长期忽视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刺激和挖掘，导致国内消费持续低迷，从而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不足，经济增长迟缓。经济的缓慢增长或者停滞，使得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比较缓慢。同时由于长期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引起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经济的预期等因素，进一步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消费需求则又反过来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使得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回落或停滞的状态。从“中收陷阱”经济体的总体特点来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经济发展战略上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忽视和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是最重要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从而形成了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原因。从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来考察，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方面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优势，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正是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国内谋求发展的迫切压力、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促使大部分国家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较快的速度跨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伴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大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困境。而长期以来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忽视也造成了内需的不足，尤其是消费的严重低迷，这就使得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回落或停滞状态。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处于低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步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开始显现。如果不适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以消费为主的内需不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制约，将使得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内需低迷、经济增长乏力的恶性循环之中。国际经验证明，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转型，是跨越“中收陷阱”、走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路径。韩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成功地跨越了“中收陷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由出口为主转向消费为主。这使得韩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攀升的同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稳定在较高和适宜水平，进而提升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仪明金等，2011）。

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消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来看，收入分配不公平和两极分化是中等收入阶段“消费陷阱”形成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从微观层面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预期，限制了消费潜力的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无法释放，经济发展难免要陷入回落或停滞的困境之中。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以“拉美陷阱”为典型代表。所谓“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引起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等，2004）。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认为，高收入者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同样一笔收入由低收入者花费要比由高收入者花费产生更高的消费数量，这就体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此外，人均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也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乐观程度的预期，规避风险的心理也会使人们相应地改变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扩大限制了消费潜力的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影响了人们的预期，使得人们规避风险提高储蓄比例，从而又进一步限制了消费规模的扩大。此外，贫富差距悬殊也导致了国内消费结构的畸形，主要体现为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发展性、享受性和服务性消费比例偏低并增长缓慢，也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育。因此，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缩小贫富差距，避免拉美式的“增长性贫困”，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从根源上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消费陷阱”的重要举措。国际上成功跨越“中收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与拉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2005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而巴西和巴拉圭则依然居高不下，分别为0.59和0.58（World Bank,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