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会组织、教徒参与的活动

这些矛盾以及不同内容的消息发布时间的选择，都反映了傅兰雅为难与尴尬的心情。在他看来，这次征文活动是既成功又不理想。所谓成功，是因为它的各个环节，从在各报刊刊载启事、得到各地教会协助、收到162篇来稿、组织人员审阅、最后宣布得奖名单，一步步走来都算顺当。他后来高比例安排获奖数，也是有意让世人以为这次征文活动十分圆满。另一成功之处，是教会的组织力量得到了体现。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的启事明确表示希望“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能动员教徒们“踊跃参加这次比赛”，从应征者中教徒比例如此之高可以断定，傅兰雅并不只是“希望”，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那些牧师们做了发动与宣传工作，牧师们也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

教徒们的稿件几乎都是交给传教士们，再由他们寄往或带往上海，而阅读那些来稿或应征者写给傅兰雅的信，可以了解当时各地教会如何宣传并组织教徒们参与这次征文活动。宋永泉本人就是位传教士，“传道数年于山陬僻壤，在在与乡村小民同其起居”，当在《万国公报》与福建《会报》上看到傅兰雅刊载的启事后，他便以身作则，决意“仿《天路历程》寓意之例”，写了篇《启蒙志要》参加应征。同时，各地传教士也在采用种种方法通知教徒参加征文活动，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是“前于后五月间，适有友人在浸礼会抄示题纸”，这是当地教会在发布消息，而教徒们奉命辗转相告；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枬，是“本闰夏中浣，日侧游园，忽接大英国傅君即兰雅翁‘求著时新小说启’一题”，不难想见这启事由谁转交到他的手里；广东巴色会的古恩纶则是“本年夏间，有友人寄来《求著时新小说》一纸”，这是那些教友们在互相通知；浙江绍兴府的祝鉴堂“兹因五月间有美国甘先生将招著小说之启授仆”才动了参加征文活动的念头，这是传教士在直接授意。山东青州府张德祥的情况也类似：“余方看《新约》一书，忽有人送题到，上有三题，命作时新小说。”当地教会派人将启事直接送到教徒的家里，他们的工作可谓周到尽心，而“命作”二字，可见传教士已将此事当作业布置。湖北孝感县的福音会堂是这次来稿的大户，该会堂的陶牧师还亲自将教徒们的那些稿件送至上海格致书室傅兰雅处。那15篇稿件使用的都是统一的稿纸与信封，连稿件的题目也都是统一标为《鸦片时文缠足小说》，统一组稿的印记十分明显，也显示了福音会堂的用心。可惜的是那些稿件中，除了赵怀真的那篇还可算作小说，其余的全都是数百字的议论，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均是些“要食救主鱼饼，不吸毒烟鸦片；要读圣神《书》、《约》，不尚虚假时文；要学夏娃大脚，不可爱小缠足”之类，这就算完成了傅兰雅“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布置。当收到这批由当地牧师亲自护送到沪的文稿，真不知那位“傅老先生”阅后会有何感想。山东济南府长老会的高书五也与湖北孝感县的陶牧师一般热心，“寄耕子”就写道：“光绪乙未，适游济南，有旧友潍邑高君书五携《万国公报》一卷示余”，他也因此参加了征文活动。可是高书五组织来的4篇稿件，或为韵文，或为议论，偏偏傅兰雅需要的小说却是一篇也无。滦州李景山所写的《道德除害传》是由唐山耶稣教会的德牧师转交的，但这篇也不是小说。各地教会的操办认真无可怀疑，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傅兰雅能收到近百篇稿件，尽管其中多数不是小说，但这个基本数量毕竟能保证征文活动达到了规模效应，使傅兰雅能够宣称这次活动已圆满成功。

征文活动的参加者约有三分之一不是教徒，他们属于自发来稿者的“散户”，其消息来源主要靠平日的读报。“格致散人”是“适阅申江日报”得知征文一事，他既“仰钦英国大儒”，又为“厚予花红”所吸引，于是便撰写小说应征。“瘦梅词人”撰写的小说名为《甫里消夏记》，第一回的回目便是“余菊英遣愁看《申报》，傅兰雅设法兴中华”，这显为他消息的来源。他们文中不乏恭维之词，但所提交的确为小说，分别为第七名与第十四名获奖者。其他如“停云馆主”，他也是“见《申报》英国傅兰雅君招人作戒烟文”,才动笔撰写应征。

就现存的150篇作品作统计归类，我们可将来稿的分布情况以下表显示。表中被归入“教徒”者，是根据来稿的署名称呼，以及作品中称颂“天主”之类的内容作判断；表中的地区，则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作归类：

由上表可看出，这150篇作品中，教徒来稿占了61.33%(实际情况可能还更多些)，可是这一来源的稿件中，小说仅占32.60%。得奖的20篇小说中，4篇已佚，所余16篇得奖小说中，教徒的作品只有5篇，占31.25%。从另一角度看，教徒92篇作品中，得奖者占5.43%，而非教徒58篇作品中，得奖者占18.97%，即得奖比例为教徒的3.5倍。由此看来，傅兰雅和他邀请审阅的人士，在评定时并未因应征者是教徒就另眼相看。

那么，这些教徒在作品中写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先考察那些得奖作品。望国新的作品直接以《时新小说》命题，为获奖之第六名，全书四十回，前二十回集中讲述鸦片的弊害，后二十回分别以十回的篇幅批评缠足与时文。书中两个主人公对立而设，一名“明更新”，一名“尚喜故”，他们的命名含义，一望便知，但所谓“更新”与“喜故”的实质差异，只是在于是否信奉上帝而已。该篇名曰“小说”，可是不仅没有贯串全书的故事，就连零星插入的小故事也鲜见，通篇是靠对话、议论支撑。如叙至废时文，最后一回就写明更新竭力劝化文国华，不断讲述信奉上帝的益处，还送他一本《圣经》，于是废时文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文国华)卓志信道，与教中诸友时常往来，久而愈坚。后国华亦领洗进教，引妻率子同归教主，又竭力引导许多儒士。国华信主之后，以《圣经》为紧要，以时文为末节。

这篇所谓的“小说”，通篇弥漫着说教的气味，连它的回目也是“改烟良方从天来，须奉救主蒙赦罪”、“各国圣贤皆天降，耶稣之教超万圣”之类。获第八名的那篇也直接以《时新小说》为名，为表明自己的教徒身份，其署名为“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作品的内容是描写石南岗考取秀才后便学坏了，整日出入花街、赌场、烟馆，后因误伤人命，逃亡在外。作者借其经历，穿插了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后来石南岗接受洗礼入教，一改以往恶习，失散多年的弟弟也回来了，“自此兄弟叔嫂，早晚在家礼拜真神，圣日赴礼拜堂赞美上帝。”总之，只要信奉上帝，三害尽可革除。

获奖作品尚且如此，余者则等而下之。不少教徒将这次参加征文活动，当做了向教会表忠心的机会。李景山写《道德除害传》，就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那《经》上的言语，都是他的吩咐，全是他的命令。若能照著他的话去行，就可以修身治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赶去诸般大害，可以救活自己灵魂。

福建的魏开基写《悟光传》，首先是开宗明义：“魔能入人心以行其奸”，“幸主心仁慈，主道广布，能救人脱其害，且能使人得其益，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山东青州府的“无名氏”撰写了《时新小说》二篇，通篇尽是诸如“天父赐良知我们，我们无恩可报，感谢，感谢”之类颂扬上帝之语，而且篇中凡书及“上帝”、“天父”二词，均顶格书写，以示尊崇。同为青州府的王连科，在他的《时新小说》第一回中就描写胡为“猛然觉悟”，领《圣经》加入教会，“一旁喜的那他老娘拍手打掌的说：‘可好了，可好了！俺一家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署名为“大王堂支会人”的张佃书写了篇《无名小说》，文中称将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与《圣经》相较，“不若此之浅而易见也”，并特意说明作品中“讲道之处，皆由《圣经》脱化而出”,即若要革除三弊，全得依仗《圣经》。陈效新也是以《时新小说》名篇，他在篇末则称颂道：“夫天父也，救主也，圣神也，三位合一上帝也。诚以此信德神通，确乎天人至宝也。冀学而明，明而诚，兴盛富强之旨在是。”湖北曹东阳的《回原纯古传》全为唱词，而篇首的“俚歌”则唱道：“改弦易辙家国富，定在悔悟信深深。一人悔改百人遵，百人遵时千人承。千而万斯遍天下，人人皈依道岸登。不特上帝心喜悦，更免罪魔入沉沦。从滋兰雅大愿舟，渡尽天民朝至尊。”最后两句将傅兰雅赞至极尊崇的地位，而所谓“渡尽天民”，似是希望全中国的百姓都成为教徒。“东海逸人”的《警世奇观》，则以篇末诗点题：“生平作事枉徒然，今是昨非信可言。一旦皈依遵上帝，儿孙世世福绵延。”这些人的注意力全在向教会表忠心上，并不在意写出的文字是否是小说。

为了自己的稿件能够入选，一些教徒还煞费苦心，别出心裁，以图傅兰雅之青目。孝感县福音会堂的赵理斋一口气写了四篇，或韵文，或议论，最后还从《新约》中集录了三十八个“圣洁”以及耶稣异迹之出处，借此表示对上帝的热忱与忠心。此稿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因与小说毫无关系而落选。山东即墨的董文训特地写信倾诉自己的艰辛，希望以此能打动傅兰雅给予奖励：他是全靠挤时间才写成《崂山实录》应征，因为“乡间以度日为要，弟子助父兄做庄稼”。既然写作如此不易，他感到理应得到回报，明确提出，“弟子所望者登报”，若不能得到名次，也希望傅兰雅能帮忙，“即登《月报》、《画图新报》”。福建的沈桂香声称自己为应征“早作夜思，兢兢业业，不计其劳”，他不仅在篇前写信给傅兰雅，“伏愿傅兰雅夫子及考阅列位夫子，发慈悲心，行阴骘事，细心评阅，刊行于世。”篇末又再次恳求：“千万恳求傅兰雅先生及阅书列位先生大发婆心”。他在信中还炫耀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官场关系：“小生客岁五月初八日，曾与母舅王总起程到上海接福建提督黄大人到任，并游赏光景。”提督可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沈桂香显然希望这一点能使傅兰雅在评阅时高抬贵手。此举或可证明这位应征者对官场上的一套似有所了解，但如此热衷却暴露了自己对《圣经》一点儿也没有参透。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枬也有类似举动，他的应征作品只是篇议论文，与小说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开篇处自我介绍了曾经做过“德领事府宪西席”的经历，表示早已与西洋人有渊源关系；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抬出了更显赫的西洋人士，他写信告诉傅兰雅，自己“光绪初年曾以文字谒见教师李提摩太，颇垂青目，愿即延请。回家未久，顿遭兄丧，又因家母不愿远游，遂即辞却”。尽管炫耀了自己曾得到过大名鼎鼎的李提摩太的赏识，可是他这篇稿件仍然落选了。相比之下，广东汕头浸信会的教徒傅绍中能摆出的关系就比较可怜，他曾呈书当地县令宣讲基督教义，“县令检阅，颇觉惬心”，还派了三位师爷看过他。傅绍中便以为自己所作非同一般，故而提出了“仆意欲登诸《月报》”的要求。当然，多数人摆不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便直接对“傅老先生”歌功颂德，如“今有英国大儒士傅兰雅先生，心怀济世，念切生民，广救沉沦之辈，深怜陷溺之人”，或恭维他“盱衡当世，旷览舆情”，而傅兰雅征文之举，则被称颂为“固先生救世之苦心所积而形也”，“苟非其爱我中国之深，而望我中国之切，安能有此？”甚至还称颂为“是必惟救世主出，见中国之众遭荼毒，盗虚声，受缚束，种种情形，不忍坐视”，至于声明自己是“在教人”，希望傅兰雅判卷时能有所优惠，则几乎是教徒们来稿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倒是一些非教徒显得较为豁达，作《戒烟文》的“停云馆主”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如不入式，覆瓿可也。若以为可，仍有润笔之赐，请交赈局。”作《今燕虐其民》的“退思堂主人”也在篇前短简声明：“若其可用，或蒙奖给润笔，即请转交赈局，鄙人遥遥拜赐而已。”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的要求是“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即以小说的形式，通过讲述故事，既要同时充分暴露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而且还要设计革除三者弊害的方法。就“小说”一条而言，大部分来稿无法达到要求，更遑论“新趣”。若不论来稿是否为小说，那么在揭露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方面基本上都能做到，只是不少来稿讲得较为抽象笼统，但能“合显”者只是少数。至于“祛各弊之妙法”，则可谓是五花八门，这里不妨作一归类考察。对于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教徒们所能想出的方法高度一致，即大家都去信奉上帝。其中一些人讲得十分空泛，仿佛只要捧读《圣经》，按其吩咐去做，问题就全解决了；只要信奉了上帝，就百害无侵，什么鸦片、时文、缠足，都不在话下。正如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的教徒汤纯所言：“以上帝之身为身，则道成人身，而鸦片无庸，时文无庸，缠足亦无庸，何至害身？水火除，刀兵息，瘟疫远，又何以害世耶？”这些教徒认为，中国大地上三害横行，就是由于大家不信教，“我华人久违上帝，亲近魔鬼，应招上帝诅咒，故有妇女缠足之惨”，傅兰雅要祛除的弊害，原来竟是上帝惩罚中国人的招数。至于嗜食鸦片，则又与中国人信奉佛教有关：佛教是印度传来的，鸦片也是印度传来的，“试看鸦片所结之实，仿佛释迦侔尼之首，且拜佛人与吸烟人之性体，无不若合符节。”在那些教徒看来，“肯悔罪改过，相信救主耶稣，依从天道”是能否革除那些弊害的前提，因为“真实的福禄寿喜都在天道之中，藏在天上的，勿肯悔改的人不能求的，求不到的”。教徒们自以为提出的祛除弊害的方法理由十足，因为“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有的来稿还提出了信奉上帝后革除三弊害的具体做法：“如若有志，欲祛斯害。一则中华人民当戒鸦片，而祈食吗嗱，愿尝鱼饼；二则中华儒士宜弃时文，而勤读《圣经》，专看《书》、《约》；三则中华女子不必缠足，而皆学利亚，应效夏娃。是害必可去，利必能获。”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的来稿中，有五篇都提出了这同样的解决方法。

既然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的关键在于是否信奉上帝，那么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引之信奉耶稣教为第一妙策”，“夫教中有良规，宜效法而行之”，如缠足之害，“现在中国奉教之女子多不缠足，即经缠之妇女，亦多放释”，他们似乎认为，这是颇有点说服力的典型例证。在他们看来，采用此法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开国门，主动将传教士们请进来：“请西国教士，播圣道于国中，以变易人心然后始可得其尽善尽美焉。”二是要求百姓们全都入教，因为“士农工商入其教者，势必讲此道，行此理。信此道者，亦自去其邪，归其正矣。若望富强本国，变易风俗，感动人心，莫此为妙”。有的教徒还进一步提出，既然信奉上帝，信仰就不能多元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就必须摒弃，诚所谓“同尊上主，共事一神。更赖中保，将富强可待，郅治日臻。天国可到，天福可享，岂不懿欤？”当然，教徒们还不敢触犯众怒，与孔夫子为敌，他们清楚自己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多数人“以为天下独中国为圣朝，亦独孔子为圣人，此外皆蛮夷戎狄也”，故而“常视耶稣正教为异端”。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再加上能应征写稿者本人很可能也是儒生，故而竭力从中调和，而他们所能提出的主张，也只是孔子与耶稣可以并存，而且能够统一，按他们的说法，这叫“承道统圣生孔子，识天意教传耶稣”。但他们的感情又倾向于耶稣，因此强调的重点便是，“若设法使教会兴旺，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

只要信奉上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提出这种主张的颇似偏执的宗教狂，但实际上更可能是痴迷于信教的无知乡民。稍有知识的教徒固然也将信奉上帝视为第一要义，但似乎知道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要彻底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三害，国家就应该改革。在华的传教士们在讲授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宣扬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于是那些接受了传教士宣传的教徒便很自然地提出了革除三弊的根本之计，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为国之要，在于因时变通；变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样也。中国吸烟，西人无一吸者；中国作文，西人讲求各学；中国缠足，西人与各国均是本足，不受捆缚苦楚。西国不较中国胜吗？

经由传教士们的反复宣讲，教徒们入教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已是“素慕英国风化”，因此希望一切都向西方学习，山东青州府的教徒杨抡杰为此还以“奉行西法”为题专门写了一节。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还根本不清楚西方诸国是怎么回事，羡慕西方政治文化的更是很少的一些人，针对这一现状，有教徒在来稿中就设计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即“请西师遍布国中，国学乡学一齐并举”，据说只要让西方人掌控中国的教育，“不独鸦片之下三弊可除，即百弊亦从此而递次全消”。作者似也考虑到自己的设计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又写道：“使各当道臣士、搢绅儒士，其有不服以西学者，应宜亟出心裁，切勿相延观望，以误国家”。这话说得很含蓄，但主张动用国家机器采取强制手段，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意味还是不难体会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教徒才主张效法西方，即使是非教徒，一些人在来稿中也同样提出了“求西国之新法，更中国之旧章”的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变法维新已开始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要求全盘西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已开始萌生。

上述主张都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而在这方面，有二篇来稿值得一提。一篇是载于《清末时新小说》第九册的《游亚记》，作者方中魁记叙了法国教士艾德普夫妇与幕维敦，在中国士人莫人俊陪同下游历中土时的身经目睹之事，“中国之弊政、颓风，亦于此见焉”。篇中论及鸦片之害时，莫人俊与艾德普有这样一段对话：

(莫人俊)因转问德普道：“闻说西国好善之士，因鸦片烟一物为害华人如此之甚，心内殊抱不安，每设会劝国家禁此鸦片，不知西国国家能俯从否？”德普道：“此事西国国家断不能从。因印度一隅，土产惟有鸦片，每年所收烟税，约可得银千余万。英国国家恃此以治印度之民，以理印度之地。一旦将鸦片烟禁绝，此项巨款，一时从何处筹出？”

要求西方国家不将鸦片贩卖到中国，这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但却被西方人一口回绝了，尽管他们非常清楚鸦片的罪恶。那么，中国要革除鸦片之弊害，又该如何着手进行呢？篇中艾德普提出了个方法：“中国必先自行禁烟，俟禁烟之效大著，中国吃烟之人既少，然后西人乃肯不贩烟来华矣。”在说这种话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中国自行禁烟，眼见财路被断绝的英国人并不是“乃肯不贩烟来华矣”，而是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输入中国，却要求中国“先自行禁烟”，这纯是一种强盗逻辑。作者在应征设想革除鸦片弊害的方法时，实际上已将批评矛头直指傅兰雅的母国英国，傅兰雅发起这次征文活动，恐怕未曾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在篇中，认为英国贩卖鸦片是合理的艾德普又向莫人俊推荐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时两人的对话颇值得一录：

得普道：“祸乱之事，西国从前亦时有之。自改立民主之后，君民从此相安，百姓似可永免兵革之祸矣。”人俊道：“改立民主之事，中国一时恐办不到。惟闻西国国中皆设有上下议政院，国内诸事，皆须议院议准，然后施行。此最可以通上下之情，而达君民之隐。此事中国似亟宜仿行。”

最后，全盘接受该主张的作者在篇末又再次强调：“予谓中国现今之亟务，当以开设议院为首。”其理由是“开设议院之后，然后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体合，乃可徐议改革诸事矣”。所谓“开设议院”，这也是主张效法英国，众多来稿提出的种种革除三弊的方案中，惟有此篇明确提出了改变政体的意见，不过作者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已触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广东长乐巴色会的钟清源也认为，中国要革除鸦片之弊害，就须得英国禁贩鸦片。他的《梦治三瘫小说》载于第十册，其篇末写道：

惟印烟尚有贩运至各海口者，天民恐终易诱民，乃疏奏圣上，请英国禁止。圣上喜允，即命天民为正钦使，新猷为副使，往英国议禁印烟。船至伦敦京，见礼拜堂林立，一礼拜堂适敲晨钟，崇拜上帝，不觉猛醒，始知身在长乐本教堂床上，所经诸情，原是一场空梦，其钟声即本教堂晨钟，集人崇拜上帝者。乃起整衣靧面，入礼拜堂崇拜上帝。回坐静房，寻思前梦，犹历历可记，觉虽是梦，亦得一酬平生空愿。恨未曾见其究竟，英国能否俯从禁烟之议？

让皇上派出钦差去英国谈判禁烟事，这纯属幻想，而要英国放弃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意禁烟，作者自己也感到是不可能事。他看清了鸦片成为中国一大弊害的症结之一，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只好设一梦境加以描写。这篇作品与前所述的《游亚记》都不能算是小说，它们未获奖是情理中事；如果这两篇都写成道地的小说，不知身为英国传教士的傅兰雅可会让它们得奖？

钟清源构思的由皇上派钦差赴英谈判一节，表明了他是将革除三害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这实际上也是许多来稿的共同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皇上颁布一道圣旨，晓谕全国，三害便可立马革除。而且，若无皇上出面，那么种种革除三害的妙法，也都只是纸上谈兵，即所谓“欲除三害，一举而三善皆得者，惟我皇上而已”。“桃源徒子”接连写了十五则文言小说，取名为《法戒录》寄给傅兰雅，他在篇末的《跋》中将这层意思表述得更清楚：

此惟有权者能之耳。假使当路诸公，整躬率物，推己及人，酌乎时势之宜，定为矩护之准，奏之朝廷，以遍布于天下，则上行下效，又何患陋俗之难革哉？

他希望朝廷动用国家机器，以强制手段革除三害。如禁烟，就下令“不取土税，不准商贩，不许种莺(罂)粟，不准开烟馆”；禁时文，则是“不以时文取士，不以时文课读。凡清明传世之稿，均收之以付一炬”，选拔人才改考各种实学，并恢复汉魏时的“举孝廉方正”之法；禁缠足也是“明申禁令，劝谕天下”，他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建议“皇宫之嫔妃倡于前，官府之妻女效于后”，这样百姓们“万无不遵之理”，若再有不从者，则坚决“惩戒”。

应征者都能历数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但写到革除之法时，许多人流露的意思便是“伏乞皇上圣鉴施行”。不过教徒们寄希望于皇上时，并没有忘记他们还有个主宰是上帝，甚至是将上帝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有求于皇上，为的借助他的皇权，“设法使教会兴旺”，从而保证“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有的教徒既歌颂“皇恩浩荡”，同时又说“全备赞美，荣归上主”,努力设法调和皇上与耶稣的关系，这也许是当时中国所有教徒都面临的问题。有位教徒还特地作了这样一番论述：

仆以为英国之事，自下而上，则权属于下；中华之风，自上而下，则权操于上。欲革中华之弊，仍借君上之权，济以耶苏(稣)之道，其庶几乎？

论及皇上与耶稣的关系，这位作者由此又想到了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他希望皇上“尚论古制，自议新法，并无受制英国之事。庶两国之猜嫌不起，三事之大害易除”。这位教徒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倘若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处理不好，革除三害之事，实行起来可能还会有麻烦，这恐怕也是想到鸦片是英国人贩来的缘故吧。不过，他又乐观地认为，只要皇上下旨，问题终究可以解决：“请我皇上敕令各省府县，速挂牌谕，俾党庠州序，咸知三事之害，立即革除，不革者以抗命论。”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臣民们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他们以为只要皇上颁发一道诏书，那么一切弊害都会被迅速革除。三年后，康有为奏请光绪帝下诏变法，沿袭的就是这条思路，而这种简单而天真的盘算，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这意味着那些应征者设想的种种方案，实际上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不过在众多来稿中，杨味西的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描写一位“陈善人”热心于革除三害，最后他将自己的经验作了总结，希望能由朝廷出面，在全国推广。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能上朝面见圣上，呈上自己的奏章，可是结果呢？

陈善人将除害救弊表章呈上退班，仍回客寓，惟望皇上允许，便是天下的大幸。探闻得表章已录，陈善人在客寓里心肠极热，静候消息。乃过了五六日，竟无消息。陈善人只得仍在客寓俟候，眼都望穿了。过了一月有余，仍是寂寂无闻。陈善人心里思想，若是朝廷允许，那三大害就可以除了，百姓免得苦难，国家又可以富强，关系甚重大，只得仍在客寓里俟候，但不知俟候到何日何时，方才可以有信息呢。

很显然，作者的意思是说皇上与朝廷大臣们对此并无兴趣，这或许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领悟到的心得，也可视为他对革除三害前景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