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傅兰雅征集小说活动的意义

就征集小说而言，仅三分之二来稿非小说这一点，就已很难宣称这次征文活动的成功。所得非所望，而究其原因，傅兰雅本人得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那则启事只是说“撰著新趣小说”，又说“立案演说”，他不清楚“小说”在当时仍是较混杂的一个概念，不同的人对“小说”体裁属性的理解互异。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桓谭的“残丛小语”、《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以及清乾隆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归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与“缀缉琐语”三类的说法，其时在人们心中都甚有影响，那些应征者也不例外。山东济南府长山县的优廪膳生李凤祺，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其难小说体例不一。其上者如《琵琶记》、《绿牡丹》、东坡《艺林杂志》、渔洋《池北偶谈》、《西域闻见录》、《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姑妄言之》、《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各种衍义，皆可以小说名之。其下者则《义侠传》、《响马传》、《史公案》、《刘公案》、《包公案》以及《千里驹》。各种带唱词者，笔墨虽卑，摹抚却难。其显以小说命名者，惟索隐小说、愈愚小说三(二？)门；同状小说，近今惟洪逆建都小说。此外别无多见，然未必妇孺易知易晓。

李凤祺开列的作品中，有通俗小说，有文言小说，但也有戏曲、杂录，而所谓“各种带唱词者”，恐怕将鼓词、道情、评弹之类全都归入了小说，在今人视之，概念颇为杂乱，但却符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小说的定义，这也是当时许多人对小说的看法。山东即墨的董文训论及他看过的小说时则云：“《三国》、《聊斋》、《今古奇观》、《西厢》、《西游》、《水湖(浒)》等等，固能开人心胸，长人智识，却非能移世俗，去恶行，亦要皆古之才子以文词见长，博学邀名耳。次如那些《桃花庵》、《金钗记》，取文词无文词，要诗书无诗书，以及那些淫词小调、唱本等等，尤为如此。人览之，非直不增人智慧，长人德行，且令人败德丧行，并于国有害无益。”他对小说体裁的理解，与李凤祺完全一样。傅兰雅显然是以西方人的定义来理解小说的含义，而且并不清楚其时中国人观念中的“小说”，竟会是许多文学体裁纠缠在一起。他在启事中只是笼统地说征集“小说”，这就难怪收到的来稿中大部分不是他所想要的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只热衷于宣扬基督教义，这其实也是傅兰雅自己造成的，前所述他在刊于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的“有奖中文小说”的广告中，就明确地表示要征集的是“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那些教徒未必会去看英文杂志，但向他们布置作业的传教士们肯定是在明确地贯彻这一精神。

急于求成也是征集小说不顺利的重要原因。傅兰雅是五月初刊载启事，七月底截稿，一共三个月的时间。由于几乎是命题作文，应征者一般不会有现存的稿件或半成品，他们必须是从构思开始现作，三个月的时间实难写出较像样的小说。如有的学者曾将“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的《熙朝快史》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其实此书实为朱正初应征稿《新趣小说》的修改本，这篇八回的小说在获奖名单中与“如皋醒世人”的《醒世新书》并列第十二名。此篇后来又经过约半年的修改，才另以《熙朝快史》为名由香港起新山庄出版。该书前八回承袭《新趣小说》，但回目与内容都作了不少修改，其后又增写四回，才成了较完整的可出版的作品。同样被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是“绿意轩主人(詹熙)”的《花柳深情传》，这篇作品其实也很可能是应征稿。作者声称得知傅兰雅征文的消息后，在两个星期中就完成了这部八万字三十二回的作品，两年后出版时，据说只是作了些“于前后文略为补缀”的修改，这种说法很不可信，多为作者的自夸。在关注写作的时间因素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信息传递十分不便，应征者又散布于全国各地，他们多不能及时获知征稿一事。不少应征者在给傅兰雅的信中都指出这一点。如李凤祺得知征文消息是“后五月间”，赖作枬是“闰夏中浣”，张德祥则是“岁在乙未，后五月丁巳”，即闰五月十七日，他们几乎都是在闰五月中旬，即一个半月后才知道远在上海的傅兰雅举办了这次活动。董文训虽是“在前五月底见报”得知消息，但“因至放伏学考书，未得功夫作”，直到闰五月十六日放假才开始动笔。不管他们何时开始写作，七月底截稿的大限不能逾越，鉴于当时的邮政通信情况，都至迟须得七月中旬完成，然后辗转托人，将作品寄往上海。广东长乐钟清源的《梦治三瘫小说》，卷封的题署便是“长乐教堂七月初二付”，而有些稿件在六月下旬即已送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作品扉页上看到“急交莫误是幸。中七月底满期”，以及“随到随送，请勿迟滞”之类的嘱托就不以为奇了。时间紧迫，应征者无法从容构思与写作，下笔匆匆，作品之粗率便在难免。正如“青莲后人”所言，“是篇匆促成书，未遑细绎。其中起伏照应，以及前后篇法，自知多失枝脱节之处”。李凤祺也埋怨“惟限期太迫，不能详酌去留”，按他最初的构思，“至少亦须五六十回，方能畅叙明白”，现在只能采取节缩的办法，即“今仍将原定主意，逐节点到，撙为三十回。先将写就几回托为奉上。总以七月底为度，先交仲牧师处，不敢逾限”。明知构思与写作需要时间，也明知当时中国消息传播与邮政通信并非四通八达，傅兰雅为何只给应征者们这么一点时间？有人曾认为，傅兰雅在自己即将赴美任教的情况下，匆忙举办这次征文活动有搜集教学资料的私人目的，此推测或不无道理，或也可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增加自己任伯克莱大学教职的筹码。总之，此当是赴美任教的准备之一。行期在即，傅兰雅无法将征文的截稿期限再往后宽限，于是就苦了那些不明就里的应征者，而傅兰雅所能收到的，也只可能是一大堆无法让他满意的稿件。

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时不作任何评价，征文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宣布征文活动圆满成功，在《万国公报》上公布得奖者名单时对应征作品提出了一连串批评，那么，对这次“求著时新小说”活动究竟应如何评价？对此，我们似应从不同的层面分别评判。就所期望产生的社会影响，或就发动教会组织来稿的效果而言，傅兰雅可以认为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可是他征集的毕竟是小说，从最后收到的众多稿件的质量来看，傅兰雅是很难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只是笼统地宣称征集“小说”，却不知当时中国人们对“小说”概念理解的杂乱；规定的紧迫期限，使得应征者只能匆匆完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教会组织那些热衷于赞美上帝的教徒们应征，这三条已先天地决定了征集“时新小说”难以成功。

至于来稿中可视为小说的作品，它们不论得奖与否，其实与当时行世的作品一样，都属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没展现出什么新的元素，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显示出的写作能力与技巧更为木讷笨拙，谋篇布局是在按鸦片、时文与缠足三块呆板地拼凑，行笔粗率乃至粗俗，言语稚嫩，甚至是似通不通。若要说这些作品“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与“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作出这些判断时也并无具体的资料为支撑。而且，这批作品当时并没有发表，它们随即被傅兰雅带至美国，直到2011年结集为《清末时新小说集》出版后，人们才得以一见。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征文活动之后的创作小说者都无缘读到这批来稿，它们又有何神通去影响近代小说的发展？

如果仅只就傅兰雅征文活动本身而言，给予很高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否就合适了呢？细观傅兰雅的征文启事，不难发现他涉及文学的论述并无新意。早有人指出，该启事一开始所说的“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类似的观点在明清两代常有人提起，傅兰雅只是在承袭已有的说法而已。至于定下主旨征文的方式，同样也并非傅兰雅的新发明。清康熙间，江苏巡抚汤斌就曾在一则禁毁淫秽小说的告示中这样写道：

若曰古书深奥，难以通俗，或请老成纯谨之士，选取古今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实事，善恶感应，懍懍可畏者，编为醒世训俗之书，既可化导愚蒙，亦足检点身心，在所不禁。

汤斌也是定下主旨请大家写小说，只不过他所定的主旨是“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其目的是“醒世训俗”，亦即傅兰雅所说的“变易风俗”，而为了能起“化导愚蒙”的作用，他也要求作品通俗。在这几个方面相对照，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与二百年前汤斌的告示在文学上的意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而且以往也并非只有汤斌一人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还须指出，傅兰雅将鸦片、时文与缠足判为“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而且“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此判断与当时中国的实情不符，而他的着意宣传，则是对大众的误导。当时阻碍中国走向“富强”的两大关键，在外是列强的侵略，它们力图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内则是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这两者不除，不仅“终非富强之兆”，而且中国还必将一步步走向沉沦的深渊。身为英国的传教士，又荣膺满清政府三品文官的头衔，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涉及这两条。即使就傅兰雅所说的鸦片、时文与缠足而言，它们确是社会的弊害，但“康乾盛世”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此时时文与缠足的现象即已存在，显然并非是妨碍富强的根本原因。至于鸦片，这恰恰是傅兰雅的母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中英之间的两次战争也都是以“鸦片”而命名。当然，如果撇开这些不论，那么应该承认，傅兰雅在启事中明确针对鸦片、时文与缠足，要求大家写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这做法还确实是有一定的新意。

傅兰雅以“时新小说”为题发起征文活动，如此称呼自己要征集的作品自有其道理，他所突出的“时新”一词，是“眼前正在发生”之意，来稿中的小说故事取材于写作者眼前发生之事，即所谓“述取近今易有之事”,但其形式与内容上都与传统小说无异，证明征文者与应征者对“时新”一词的理解完全一致。“时新小说”与后来的“新小说”含义迥然不同，但由于它们只相差一字，便导致了一些研究者将两者相联系甚至作出前者影响后者的误判。“新小说”是梁启超提出的概念，其定义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他所创办的小说专刊《新小说》即以此为名。在该刊创刊号之首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梁启超又明确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创刊号所载之《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与《新中国未来记》诸篇新小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而其主旨，又都不离政治。梁启超提出“新小说”之概念并创办《新小说》，有其明确的思想为指导：传统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但小说经改良后，可“新民”，可“改良群治”，可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利器。他希望“新小说”在从国家政体到社会风俗等全方位改良中发挥作用，而要承担此重任，小说也要作全面改良。傅兰雅的征文则是只针对三个特定的社会弊病，丝毫没有改良小说的设想，故而来稿中的小说类也一律是历来的传统形态。由此可见，梁启超主张的“新小说”与傅兰雅所说的“时新小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意义都很难寻觅有何交集。若要寻找两者的相类之处，那么在过于强调创作须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及概念先行与命意创作方面，它们倒有着某种的一致性，但这种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是中国“教化为先”传统的体现，并非是“新小说”对“时新小说”的承袭。

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之后，《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其间力图救亡的戊戌变法又失败了。“新小说”正是这一连串强刺激的产物，它的出现以必要的历史条件为前提。当然，“小说界革命”之思想与实践也有其渊源，但那是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等论述，以及《时务报》、《清议报》与《杭州白话报》等报刊的尝试，正是依靠它们的直接铺垫与烘托，才可能产生“新小说”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创作实践。这些是“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若与此相较，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活动的指导思想或所要求的形式、内容，其实并不在一个范畴之内。

若要明确傅兰雅征文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我们还须将它置于当时的小说环境中作考察。在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这段时间里，报载小说还相当少，主要是《沪报》(后曾改名为《字林沪报》)连载《野叟曝言》、《七侠五义》等作品，均为传统小说。就小说单行本而论，文言小说一仍以往之传统与风格，至于通俗小说，这二十年出版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三个流派。一是狭邪小说，如有《青楼梦》、《风月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二是侠义公案小说，如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武则天四大奇案》、《彭公案》、《施公案后传》等。三是讲史演义，如有《左文襄公征西演义》、《前明正德白牡丹传》、《永庆升平前传》、《永庆升平后传》、《圣朝鼎盛万年清》等。这些作品情节较曲折，且多为人们习惯的套路，颇能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但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却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小说创作格局开始出现变化，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台湾的割让，更是强烈的刺激。此时创作的形式虽与传统小说无异，其内容却开始直接关注现实，更甚者内容已与时代相平行。《刘大将军平倭战记》与《台战演义》出版于台湾军民顽强抵抗日军侵略之时，它们都还在书首列台湾山海全图，激发人们痛失宝岛的悲愤，而《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描写台湾军民抗御日寇战事时，尤渲染巾帼英雄的风采。当时清廷的官方立场是禁止沿海诸省接济台湾军民，也不愿意世人知道那儿的事态变化。于是这些作品又打破了新闻封锁，同时也是对艰苦奋战的台湾军民的声援。全面反映甲午中日战争过程的《中东大战演义》问世略迟，但它将清廷官吏昏庸无能、冒功吞饷、贪生怕死的种种丑态悉数道来，这些也是统治者竭力遮盖的。迅速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只出现于阶级或民族矛盾都已白炽化的明清鼎革时与清亡前夕，正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刺激了读者的关注，而这些事件发展过程的曲折复杂，人物命运的万千变化，即使是照样写来，也都是生动的、颇具可读性的作品。

国家危难趋于深重，小说创作相应地开始倾向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傅兰雅征文活动就发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此时傅兰雅已意识到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使中国的政局与思潮开始发生变化。就在他于《申报》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前三天，即1895年5月22日，他给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凯洛格的信中写道：“最近的中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局，这使我在中国政府里的职位比过去更牢靠。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已经出现了强烈追求西方知识的潮流”。若再作具体的时间比较，可以发现《马关条约》签订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它立即在中国国内激发极大的愤怒的反响，而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首载于上海《申报》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两者相差仅一个月。在当时的小说界，对中日战争的反应可以说是立时显现，描写台湾战事的小说以及《中东大战演义》等作品的相继问世，表明矛盾日趋尖锐的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促使人们就此而创作，而且抨击列强凌辱与政府腐败逐渐成为作品的重点内容。可是同时发生的傅兰雅征文活动，却是要求人们将创作的焦点转移至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些固然是亟应革除的弊害，却不是当时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我们并无意苛责傅兰雅，批评他有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与兴奋点，但事实上他规定主题的征文活动，所起的客观效果确是如此。获奖之第二名詹万云就曾写道：“(中国)国日以困，民日以贫，人才日以不振，以视他国之骎骎之富强、日盛月新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使中国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就在于傅兰雅所指出鸦片、时文与缠足，只要革除这三弊害，“中国从此可转弱为强，变贫为富”。他认为使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功莫大焉，因而又称颂“是皆傅君嘉惠我国之厚意也”。有的作者受其影响，还煞费苦心地回避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如李钟生的《五更钟》提及鸦片输入中国时，只提产地印度，而只字不提英国的武力侵略，而第二回写到“林总督遭谗到西域”，作者编造出“其时新疆伊犁一带兵变”，奸臣上奏“非林某不能镇压”，于是林则徐被调往新疆。英国为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而发动侵略战争一事，竟被抹得无影无踪。鸦片之罪恶与英国的关系遭彻底切割，而傅兰雅将这篇稿件定为获奖第三名之作。

傅兰雅的征文活动以及那一百五十篇文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的文献意义。对傅兰雅关于这次征文的各种叙述和那些文稿的内容作辨析梳理后，我们可从一个方面了解到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各地教会组织的运转、教徒们的心态、社会中下层人们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思索，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等等，这些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若仅就文学而言，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及其稍后的小说创作状况作对照，看不到傅兰雅征文活动对它有何影响，而考察自此以后小说创作发展的走向，可发现它对傅兰雅的活动与设想也是毫不理会，而是按自己的规律继续前行。不过，傅兰雅的征文活动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含有顺应小说创作应向社会现实倾斜的时代要求的成分，或者说，傅兰雅及应征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活动，可以看作是要求小说创作向社会现实倾斜的时代呼声以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现。这是傅兰雅征文活动的文学意义之所在，同时也应是它在近代小说史上定位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