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

改革为中国农村带来活力和广阔的前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对于深化改革、开创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 改革13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农村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使农村在科技、经济等方面呈现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13年来农村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一）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1988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2534.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5865.27亿元，比1978年增长1.5倍，平均年递增9.8%，相当于1953～1978年2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96倍。1991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8931亿元，比1990年增长11%，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8008亿元，比上年增长3%。

（二）粮食生产连续迈上两个新台阶

粮食生产由1978年的3047.5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4073亿公斤，1985～1987年年均产量虽然低于1984年，但与1978年相比，仍然增长33%, 1990年总产达到4518.4亿公斤，1991年在全国发生大灾之年粮食总产却达到了4352.4亿公斤。棉花总产由1978年的216.7万吨增加到1988年的414.9万吨，增长91.5%。油料总产由521.8万吨增加到1320万吨。10年间粮、棉、油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6%、6.7%和9.7%，棉花产量增长幅度较大，1991年总产达到566.3万吨。

（三）畜牧水产发展更加迅速

1988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达2193.6万吨，比1978年增长1.6倍，平均年递增9.9%；水产品总产量达1060.9万吨，比1978年增长1.28倍，年均递增8.6%。1991年，猪牛羊肉总产量达到2712.2万吨，水产品产量达到1339万吨。

（四）农业生产条件改善

198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为2657.5亿瓦，比1978年增加1483亿瓦，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5%, 1991年发展到2930亿瓦。大中型拖拉机87万台，比1978年增加31.3万台，年均增长速度为4.6%。小型与手扶拖拉机595.8万台，比1978年增加3.3倍，1991年达到729.3万台。农用汽车59万辆，比1978年增长7倍，1991年发展到62.6万辆。化肥施用量1988年为2142万吨（按折合有效成分100%计算），比1978年增加1258万吨，1991年施用量达到2856万吨。农村用电量为712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长2.1倍，1991年农村用电量达到939.7亿千瓦时。

（五）农村人口收入提高

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88年的544.9元，增长3.1倍，1990年人均收入达到630元。农业劳动力创造产值稳步增长，1988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农业总产值1865.0元，比1980年增长264%，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农村社会总产值3129元。

（六）我国林业生产成就突出

现已在原有林区建成131个林业局、4000多个国有林场、11万个集体林场和300多个森林以及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提供了32亿多立方米木材和其他大量的林产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林业生产建设增加新的活力，过去无林少林的平原区，造林绿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有250多个县达到平原绿化标准，平原地区营造防护林网的农田面积达4亿亩，占平原耕地面积的53%。“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一期工程顺利完成，12年共造林1.37亿亩，保护农田面积1.2亿亩。全国人工林面积已达4.65亿亩，林种结构、林业布局得到调整，全国每年造林面积在8000万亩左右，生产木材6000万立方米，生产各种人造板180万立方米左右，林业生产的成就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得到综合体现，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全国乡镇企业发挥了巨大作用

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拥有职工9300多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2%，总产值达到11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20.5倍，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5%，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上缴国家税金430亿元，约占全国税收的15%，出口商品交货额达600多亿元，产品销往世界100多个国家，拥有资产5000多亿元。“七五”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净增量的31.9%，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6.4%，工业总产值净增量的37.2%，税收净增量的32%，外贸出口创汇净增量的30%，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量的32%，基本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润支出用于农村建设资金达400多亿元，用于以工补农资金达270多亿元，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3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使农村经济发展的实力大大增强，精神、物质文明同步提高。这是我国遵循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正确方针的结果。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13年来，我国的农村科技进步取得了伟大成就，使科技进步作用在农村经济增长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78年前的不到20%提高到目前的35%～40%，保障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科研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1．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农作物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978年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资源研究极为薄弱，品种资源在全国各地分散保存，总量仅为5万份左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工作，大规模开展了资源收集工作，组建国家的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机构，开展了对西藏、云南、海南、神农架等地区的资源考察，从“七五”开始，把品种资源研究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使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容量为40万份的国家长期种质资源库，该库设备齐全、技术先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种质资源库。已储存160多种作物20多万份种质资源，配备作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资源特性评价和国内外资源交换数据库，已输入1260万个数据项，可供全国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查询。对近20万份资源的农艺性状、抗性、品质进行综合评价，发掘出4000多份优异资源。通过十多年努力，我国的农作物品种资源拥有量达到30多万份，仅次于美国和原苏联，使我国无论在数量、保存技术，还是资源评价与利用等方面都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2．主要农作物育种在新品种数量、品质、抗性等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据初步统计，1949～1979年全国共育成并推广25种大田作物新品种2729个，到1985年共育成新品种3400多个，“七五”科技攻关又育成新品种397个，40多年来，新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3～5次，每更新一次，一般增产10%～30%，使我国粮食总产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321.5亿公斤提高到1990年的4518.4亿公斤，粮食单产从77公斤提高到256公斤。水稻单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26公斤提高到目前的400公斤左右，杂交水稻在改革中得进一步完善提高，最高单产可达到900公斤。1980～1990年累计推广14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玉米由于我国资源较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产量极低，亩产仅有89.5公斤，科学研究几乎是空白，自从玉米杂交技术获得连续突破后，单交种得到迅速发展和推广，目前全国玉米种植基本实现杂交化，使玉米品种更换了6次，全国平均单产从1952年的89.5公斤提高到1990年的308公斤，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2.4倍，总产从168.5亿公斤增加到988.2亿公斤，提高了4.8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面积基本维持七八千万亩左右，棉花总产占世界总产的1/4左右，1984年棉花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625万吨。棉花的发展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1949～1980年棉花单产一直停留在25～30公斤，20世纪80年代由于品种的突破带来产量的提高，在40年中棉花品种更新了6次，技术的突破使中国由棉花进口国变成出口国。目前我国棉花品种基本配套，有短季棉、低酚棉、长绒棉，栽培技术先进，育苗移栽、盐碱地植棉、麦棉间套作、化学调控等，使我国棉花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3．区域综合治理和中低产田改良技术研究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13年里，国家十分重视区域农业发展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研究，从“六五”以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在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黄土高原和北方干旱地区共建立了34个综合试验区，试验区面积达64万亩，扩大示范面积1820多万亩，取得了228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一些成果已在生产上应用，并取得经济效益2.1亿元，成果推广为社会增收效益达57亿元。

在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区已建立12个试验区，面积达21万亩，普遍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示范面积达369万亩。1990年粮食作物单产达650.4公斤，比1985年提高1倍，突破了千斤关，总产达101万吨，比“六五”年均增加56万吨。人均收入837.4元。建成4个万亩平原防护林配套体系，经济配方施肥技术推广175.8万亩，节省氮素3704吨，增收节支4766.4万元，增产粮食4556吨。采用薄壁塑料管的节水排灌技术研究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并建成5个万亩试验区。该项技术示范已推广60万亩。可节水28%，节能19%。共获成果116项，其中2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9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45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81项成果在生产上应用，推广面积1.08亿亩，增产粮食125.8万吨，油料25.6万吨，累计效益34亿元，成果转化率达70%。

在三江平原已建成5个试验示范区，示范面积达63万亩，试区粮食单产连续5年达到247公斤，较“六五”增产41%，取得直接经济效益7460万元，人均收入从“六五”的460元提高到1990年的735元，增长59.8%，社会效益3.4亿元。次生林综合开发利用，低湿地和沼泽地综合开发，大豆机械化丰产栽培技术等科技成果已在生产上广泛应用，推广面积500万亩，大豆机械化丰产栽培技术应用效果显著，平均每亩增产大豆90多公斤。

4．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在“七五”期间，形成了生态控制与科学用药协调发展的病虫害防治技术新体系。在江苏、浙江等16个省、直辖市18个不同类型生态区建立了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综合防治示范区，面积达330万亩。建立单项或复合的动态防治指标和决策模型，合理放宽水稻纹枯病、稻纵卷叶螟、棉蚜、棉铃虫等8种病虫的动态防治指标，新制订10种病虫防治指标，使过去复杂的多病虫防治措施得以简化和提高。农药用量比“六五”减少30%以上，每亩节省农药和用工投资7～10元，增加收益20～38元，示范区年直接经济效益达1亿元，做到控害、增产与改善生态环境相结合。经长期对病虫种群动态规律的演变、病虫对农药抗性的产生与监控的研究，揭示了当前病虫害对未来农业生产潜伏的若干重大问题。例如，监测出山东省棉区棉铃虫对速灭菊酯的抗性水平已达20倍以上，超过澳大利亚1983年棉铃虫暴发的抗性水平；小麦条锈菌29号小种，1989年已上升到40.3%，威胁当前种植8000多万亩的洛源小麦品种；玉米大斑病2号小种的崛起，构成对种植达4700多万亩的“丹玉13”品种的侵染危害，这些对制订防治对策和选育抗病品种有重要指导意义。

生物防治建立了赤眼蜂、昆虫病毒、苏云金杆菌、CT -43双毒制剂、农抗B -3543、农抗751、增产菌平等生物农药中试生产工艺流程，初步形成了我国微生物农药的实用型产品，为发展我国的无公害农业奠定了基础。

5．林业科技研究取得新进展

选育出一大批优良种源、家系、无性系和品种，为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提供了大量优良繁殖材料。选出杉木、马尾松、长白、兴安落叶松等树种优良种源153个，平均材积增长15%～20%左右。选育出杨、柳、泡桐等阔叶树优良无性系155个，比大面积种植的无性系材积增长20%～30%，其中中林46号等12个欧美杨树新品种材积增长30%～50%，苏柳等4个乔木柳新品种材积增长32.8%～100%, 3个泡桐新无性系比“六五”期间培育品系增产11%～35%，丛枝病发病率却比对照降低30%。选出杉木、汕松等针叶树优良家系1526个，优良无性系69个，增产幅度10%～30%左右，其中40多个杉木第二代优良家系比第一代苗高增长25%～35%; 19个长白落叶松优良家系材积增长70%。

“三北”防护林营造技术研究，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一批先进的适用技术。在对黄土高原、半干旱风沙草原区、荒漠半荒漠区造林类型划分、评价和适地适树研究基础上，提出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径流林模式，使5龄刺槐比常规造林的树高及树径生长量分别提高50%、101%；为盐化沙地筛选出3个拐枣适生种和7个柽柳适生种，通过开沟深栽、引洪灌溉，初步解决重盐碱地育苗造林技术；提出农田防护林最佳抚育、改造方案以及适合不同条件的更新方式；提出了荒漠地区梭梭林更新和胡杨林更新复壮技术。首次提出了大范围绿化工程对环境质量影响的量化指标，农田防护林多林网连续累加效应、区域性气候效应、林带附近湍流度等评价指标，为“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6．畜禽育种与养殖技术的提高，丰富了人民生活的菜篮子

畜禽良种选育技术研究，在“七五”期间建立了瘦肉型猪3个父系和7个母系，瘦肉率达57%～64%, 180日龄增重达90公斤，增重耗料比1∶3～3.6。建立优质黄羽鸡7个品系群，商品鸡75日龄活重为1.67～1.79公斤，肉料比1∶2.48～2.71。选育出京白等4个高产蛋鸡新的配套系，72周龄总产蛋量17.01公斤，产蛋数288.5枚，蛋料比1∶2.33。培育出48～50支半细毛羊新品系，成年公羊剪毛量分别为6.7和7.3公斤，成年母羊分别为4.0和3.91公斤，净毛率分别为65.95%和66.51%，为我国培育粗档细毛羊奠定了基础。选出中国黑白花奶牛优质核心群，产奶量达7000～8000公斤，乳脂率3.6%～3.5%。建立起奶牛数据库，以及适合我国条件的奶牛记录体系。筛选出瘦肉型北京鸭新品系8个，其中两个配套组合7周龄体重为3.20～3.23公斤，肉产比1∶3.0～3.02。近5年推广瘦肉型猪2.6万头，优质黄羽鸡1200万只，良种蛋鸡6000万只，建立了48～50支半细毛羊育种基础群13.5万只，高产奶牛群13950头，瘦肉型北京鸭生产效率提高了20%～25%。已获直接效益1.6亿元，间接效益7.4亿元。

畜禽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出的猪喘气病弱毒苗、马传贫LP疫苗、兔病毒性出血症白油灭活苗等7种疫苗，保护率达80%～90%。建立了马传贫疫苗等的工厂化生产工艺技术，使新研制的马传贫LP疫苗产量提高2～3倍，成本下降50%。应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分离、鉴定出兔病毒性出血症病毒，成为第一个由我国科学家分离和鉴定的脊椎动物病毒。筛选出两种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新剂型，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使我国两个主要疫区的家畜血吸虫病感染率下降到20%以下。

草山草坡种草养畜综合配套技术，在南方6个生态试验区，对草种选择、人工草地种植技术、人工草地管理、草地综合利用和草畜配套技术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为发展我国草原畜牧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7．鱼虾良种选育和病虫害防治研究

采用杂交选育和雌核发育等综合育种技术，培育出性状稳定的建鲤，其特点是生长快、体型好，已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养殖面积达20多万亩。用杂交、回交等方法进行的草鱼抗病品种筛选研究，培育成3个抗病草鱼新型杂交系，采用雌核发育等技术得到的兴国红鲤新品系，生长速度比普通兴国红鲤快12.7%，已在十多个省、直辖市推广4万余亩。应用生化遗传等方法，从银鲫中区分出4个雌核发育系，并从中选育出一个体型较高、生产较快的雌核发育系，生长速度提高20%。选育出的红尼罗罗非鱼第5代、第6代，个体生长分别提高10%～16%和12%，并建立了识别澳大利亚罗非鱼的方法。独角新对虾淡化驯养技术研究已摸索出一套新技术，人工诱导中国对虾雌核发育初获成功，育出雌核发育幼体，人工移植对虾精荚技术的成功，解决了我国北方地区人工越冬对虾交尾率低的问题。

鱼虾病害防治技术，在草鱼出血病研究方面，已确定草鱼出血病病毒（GCHV）为草鱼出血病病原，首次引用生物反应器微载体和旋转管法，创建了大规模培养鱼类细胞和病毒的先进工艺，已生产20万毫升草鱼疫苗，用于生产后的保护率达到80%以上。研究提出了草鱼出血病病理、诊断指标和病毒血清免疫检测技术。在免疫途径和病害防治技术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在对虾病害研究方面，首次在我国沿海较系统地进行了对虾病害的调查，发现在育苗期有20种疫病，养成期有20种，亲虾越冬期为14种，除去3个时期共有的病害外，初步确定我国对虾共有43种疫病。对危害最大的细菌性、真菌性、寄生虫等疫病做了较系统研究，提出了实用有效的防治技术和措施，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8．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为节水农业开辟了新的途径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套“管灌”技术。在管材方面，研制成功了薄壁和双壁PVC塑料管、现场连续浇筑管、预制管。薄壁塑料管和双壁波纹PVC塑料管的各种规格的管材，经测试，各项物理力学性能良好，其爆破压力达到工作压力的7倍以上，两种管材每米管的原料消耗较同径国标管分别减少了40%和52%。波纹管密封圈呈“S”状，密封止水性能良好。这两种管材施工安装方便，6人8小时可铺设800～1200米，一眼灌溉100～200亩的机井，当天埋设当天即可输水灌溉。现场连续浇筑管有3种型号12种规格（Φ110～Φ300）的管材，即两次成型现浇混凝土土管、内衬塑膜外包圬工材料管和一次成型现浇混凝管。这3套现场浇筑管施工技术，从根本改变了我国现浇管原来落后的状况，适合国情，深受群众欢迎。

在管件方面，研制出的出水口有搭扣盖板式、销钉盖板式、提升盖板式等，固定给水栓有螺杆压盖型、弹簧压盖型、丝盖型、软管止水型和自动升降型等；移动给水栓有浮球止水型和丝盖止水型等。它们都具有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出流通畅、管理运用方便、不易丢损等特点，并把微机监控系统首次用于管灌工程，为实行以量计征、加强用水管理提供了一种先进模式。

9．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我国农业领域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已开展20多年，在植物组织培养、单倍体育种、原生质培养、细胞杂交、胚胎移植和基因工程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有的已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我国的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花药培养和单倍体育种的应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花培育成的水稻、小麦等作物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1000多万亩。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苗木、花卉试管苗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桉树的快速繁殖已在广东建立基地，香蕉试管苗年生产能力上千万株，在生产上已被广泛应用，茎尖脱毒马铃薯苗开始在生产上应用，人参等细胞培养已取得成功。我国玉米、大豆、棉花芽的原生质体培养成植株在国际上首先报道，水稻、小麦等谷类作物的原生质体培养成植株与国际同步。微电子、计算机、遥感、核物理等在农业上的渗透和应用，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10．农业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基因工程研究获得一批具有抗虫、抗病毒表型的新植株（烟草、甘蓝、花椰菜）以及转基因鱼和猪，并研究出猪、牛的生长激素、动物基因疫苗，应用效果较好。带有快生型大豆根瘤有关基因的慢性型大豆根瘤菌株已在生产上开始应用，已建立有效的“试管”牛犊技术体系，先后获得11头“试管”牛犊，为开发良种牛奠定了基础。二系法杂交水稻取得较好进展，品种间两系法杂交组合，已试种示范20万亩。农业生物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和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物育种技术在杂种优势利用方面，选育的“46”恢复系配制的灿型水稻杂交种和培育出“5003”自交系配制的玉米杂交种对提高水稻和玉米的产量、质量和抗性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小麦的K. V. A等新型不育系的育成；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基因定位和轮回选择等拓宽了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途径；棉花细胞核和细胞质型不育系实现三系配套；甘蓝型双低“三系”油菜配套；利用快中子诱发甘薯下胚表皮单细胞变异分化形成不定芽，获得遗传基质一致的同质突变体；蔬菜的抗病育种技术等，将我国的育种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农业科技进步快速发展，科技成果累累，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获奖的农业科技成果为318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1988年农业科技获奖成果236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5项，国家发明奖6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18项，部级技术改进奖733项，在1985年全国首届发明展览会上公布经济效益在1亿元以上的科技成果共32项，其中农业为22项。

林业科技，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取得重大成果940项，而1978～1991年取得的重大成果数为2684项，改革13年为改革前27年的2.9倍，尤其是1980年以后，年均每年为国家提供213项重大成果，1990年全国农业科技地（市）级以上的机构共获各类科技成果2051项。

（二）农业科技队伍建设稳步发展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事业非常落后，1927～1948年期间，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大学生不过几百人。新中国成立时，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农业科研机构只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华北、东北两个农事试验场和部分省区农业试验场，职工总数为1638人，其中从事科研的只有472人。到1960年农业科技研究院所职工人数达到2.4万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农业科技工作，机构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员素质逐步提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国农口（农、林、牧、渔、水利）科研开发机构共1533个，职工总数157731人，从事科技活动的112296人，科学家、工程师44391人，其他科技人员24021人。农业部1990年统计，全国地区以上（含地区）农业部属全民所有制独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和科技情报文献机构共计1142个，年经费总收入134782.5万元，其中研究开发机构1120个，职工126241人。按隶属关系，其中部属机构60个，职工14473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属机构630个，职工46989人。人员构成，科学家和工程师3.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0%，从事科技活动的有92115人，占职工总数的73%；研究与开发机构中专业技术人员5.7万人，占职工总数的45%，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8892人，中级职称18425人，初级职称2442人，高级、中级、初级人员比例为1∶2.1∶0.27；共有研究生2292人；情报文献机构22个，职工1192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464人，占职工总数的39%。

随着农业科技体制的不断深入，农业科研单位积极开拓技术市场，1990年同社会上签订意向技术转让合同2812项，成交总额为5023.3万元，1990年全国地区以上农业科研机构事业收入达4.18亿元，相当全年总投入的30.3%，弥补了不足经费的一部分。林业科研体系在巩固提高原有机构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开发机构和实验示范机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于1978年恢复建制，全院8所3个实验中心和1个实验林场，共有职工3443人。1980年统计，全国有省级林业科学研究所62个，职工总数5840人；地级林业科学研究所172个，职工总数7200人。1990年底统计，全国有部属林业科学研究机构17个，职工总数4721人；省属林业科学研究机构45个，职工总数9590人；地属林业科学研究机构195个，职工总数8487人，全国地属以上科研机构共257个，职工23798人，其中科技人员14207人。

全国独立林业科研与开发机构的横向收入由1986年的400万元增加到1989年的914万元，占同年国家财政科研事业拨款的9.5%。

（三）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和农村科技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各级政府加强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以县为重点，建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或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把原有分散的农科所、农技站、植保站、土肥站等机构合并，便于统一管理、集中力量、发挥优势、解决当地生产实际中的问题。目前，全国已建立县级农技推广中心或农技服务中心共1280多个，乡镇农技站4.4万个，占乡镇总数的80%左右，全国已建立省、地、县、乡农牧渔等行业推广服务机构20多万个。推广服务人员约110万人，其中国家技术干部46万人，合同制干部和工人33万人，半脱产农民技术员38万人，这支国家、集体、民办并存、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队伍已成为发展农业、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

科技管理体系逐步健全，科技副县（市）长这一改革中的产物，作为技政联系的桥梁、科研与生产结合的纽带，在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初步统计，全国已有1200多个县（市）配备了科技副县（市）长，45%的乡（镇）配备了科技副乡（镇）长或建立了乡（镇）科委。实践证明，选派科技副县（市）长、科技副乡（镇）长有利于提高县、乡级领导的科技意识和决策水平，有利于科技人才和智力向农村流动，密切科研、教育单位和农村基层的联系，有利于发挥科技人员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完善，广大农村兴起了一批农民专业协会、研究会等科技先导型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大约有10万个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活跃在广大农村，涉及种植、加工、销售等领域100多个门类，会员达300万人，科技示范户500多万个，这些组织大多数是民办、民用、民管，参加人员中基本是土专家、技术能手、能工巧匠、科技示范户，他们把技术开发推广、生产经营和服务融为一体，以生产技术为纽带，技政物结合，产供销“一条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实惠的服务，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些形式不同、丰富多彩的科技兴农活动为农业全面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推动了农村科技进步、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农业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农民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得到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教育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全国现有高等农业院校66所，中等农业学校375所，省部级农业成人培训基地45个，地级培训基地278个，县级培训基地7000多个，乡镇企业培训基地3300多个，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培训基地3万多个。基本形成了布局结构比较合理的高中等农业教育体系和农业成人教育培训网。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由4.95万人发展到12万人，累计毕业本专科生25万多人，毕业研究生1.1万人；农业中专在校学生由8.65万人增加到19.4万人，累计毕业学生39万多人；培训县乡级农业领导干部100多万人，农业科技人员的技术培训和进修达178.5万人次。

坚持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组织力量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现有专任教师2.58万人，其中高级职称6600人，中级职称9000多人，在校研究生3900多人；中等农业学校有专任教师2.04万人。这是一支技术力量雄厚，学历、专业齐全的农业科技队伍。多年来，农业院校坚持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注意把人才的培养与科学研究和成果推广结合起来。农业中专从1983年试行毕业生不包分配和县校联办等形式，为农村培养了一批直接从事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的“创业型”人才；高等农业院校试行从农村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招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农村青年，毕业后返回农村，受到了地方的欢迎。

10年来，农民技术教育已从单一的推广培训发展到中专学历教育、技术资格培训、实用技术培训3个层次；从农业部门一家搞培训发展到社会各个方面都关心支持并开展农民技术教育，多渠道提高农民素质；从靠一张嘴、两条腿搞推广，发展到现场培训与运用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相结合，多种形式培训农民。累计培训农民达3亿多人次，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五）科技兴农的主要形式及其成效

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技兴农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开展农业技术承包

大面积农业技术集团承包活动，已由发展较早的河北省扩展到陕西、山东、湖北等省区。这种技政物三结合的技术承包形式，是科技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解决农村技术力量不足、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的有效途径。农业技术集团承包，充分发挥了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高等院校的技术优势，使他们研究出的优良品种、实用技术和其他成果，直接用于生产，发挥效益。农业技术集团承包，使得多专业、多学科和不同层次的科技人员相互配合，调动了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降低了农业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加快了科技普及。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国有22万多农业科技人员参加农业技术集团承包，组成了6000多个承包集团，签订承包合同40多万份，承包农作物面积3.5亿亩，共增产粮食65亿公斤，棉花1.1亿公斤，油料2.8亿公斤，总增值67亿多元。1990年，全国有35万科技人员和有关人员参加集团承包，承包农作物面积4亿多亩。

2．投入农业区域开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农业区域开发工作，先后决定综合开发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南方红壤丘陵地等地区。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高等院校在进行科技攻关的同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用技术在实验区示范推广，并辐射到周围地区，改变了当地的生产面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国有200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1100余名科技人员投入了黄淮海平原等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仅“七五”期间，就获得近70项成果，其中有50多项已在当地推广应用，综合治理与开发技术已在200多万亩示范区推广，向周围辐射。推动当地改造中低产田1100多万亩，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3．向农村推广科技成果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大批科研生产经营实体，生产经营作物畜禽良种、专用肥料、新型农药、新型兽药等，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研究院近年来为农村提供了1750万公斤作物良种，700多万头畜禽良种，8000多万株果树苗木，6万多吨新型农药，2亿头份兽用疫苗。吉林农科院同当地农民合作，每年繁殖该院育出的玉米等作物良种500万公斤，加速了作物新品种的推广，使广大农民受益，该院和省畜禽总公司联办的种鸡繁殖场，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鸡种源基地，促进了当地养鸡业的发展。天津农科院近年来在实验基地繁殖黄瓜良种20万公斤，提供给广大菜农，促进了蔬菜生产的发展。

4．大院大所走向农村开展技术咨询服务，传授科学技术

目前，我国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在科技兴农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科技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江苏省组织1.5万名科技人员和2.5万名农民技术员，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对广大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安徽省组织科技人员参加各县的科普赶集活动，现场讲解示范，方便农民，深受欢迎。内蒙古自治区组织4万名干部、科技人员，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开展各项服务，印发科技小册子，大搞模式种田，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成为一种科学种田的速成法。

（六）星火、丰收、燎原计划和科技扶贫工作等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围绕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中央各部委先后在农村实施了星火、丰收、燎原等科技计划，开展了科技扶贫工作，为农村培训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每年有50多万名科技人员奔赴农村第一线，使广阔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几年来星火计划围绕为农村开发、推广适用技术成果和技术装备、在农村建立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和在农民中培训专业技术人才等重要任务，在各级政府和科技、金融、税收、农业、商业、教育、外贸部门以及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实施星火项目25000多个，新增产值300多亿元，开发出280多项农村适用的中小型设备，为农村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管理人才650多万人，星火计划重点支持了乡镇企业的科技进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并转移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丰收计划以推广先进实用的综合性农业技术，实现大面积、大范围增产增收为目标，几年来，粮棉油等种植业综合技术推广面积达到3亿多亩，饲养畜禽1亿多只，水产增养殖面积300多万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新增产值近100亿元。燎原计划已在全国780多个县的2800多个乡组织实施，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

科技扶贫工作改变了过去单纯经济救济的方法，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开辟致富之路，近几年来在国务院扶贫办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大别山地区，几年来共有3万多名科技人员和干部参加该区的扶贫工作，共建立了980多个科技示范点，使贫困地区大为改观，鄂、豫、皖3省重点贫困县1989年与198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加53.7%，财政收入增加70%，解决了4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为其他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七）改革开放扩大了我国农村科技对外交往，促进了我国农村科技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对外交往日益扩大，1978年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只有50多个，目前已扩大到100多个，遍及世界各大洲。既有双边政府、民间，还有多边和国际机构的往来与合作。这些合作由一般往来逐步形成固定的有计划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我国已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各个农业机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和13个国际农业中心中的10个建立了联系和合作关系，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和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等已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除国家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外，一些地方和农业科研、教育单位以及学术团体与国外相应对口单位也建立了固定的科技交流和往来关系。农业科技交流的方式有互访考察、交换资料信息、进修、讲学、咨询、培训、合作研究等。技术引进从单项逐步向配套、系列或综合方面发展，如地膜覆盖技术、机械化养鸡技术、饲料加工、冷藏保鲜技术等。1979～1989年从国外引进农作物、牧草等种质资源7万多份，经鉴定研究，有的已用于科研和生产。如西洋参、棉花、番茄、芥菜等表现效果很好，产生了较大的增产效益。

1979～1989年共派出农业留学生2700人，其中50多人获国外博士学位，农业访问学者500多人，到20多个国家进行学习、进修和合作研究。还向日本、美国、加拿大派出实习研修的青年农民2000多人。10年共邀请20多个国家约1500多名科学家、教授来华讲学，举办了500多期专业讲习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人才。

中国农业科技对外输出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先后向50多个国家提供220多个援助项目。1980年以来，在继续技术合作的同时，还开展技术承包、咨询和劳务合作等，生物防治技术、养蚕、种茶、农业机具等在国外均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广泛国际合作交流，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

三 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领导重视，把科技放在重要位置

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邓小平同志高度透析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明确指出“农业最终还是要靠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党中央、国务院1989年做出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对农村科技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在全国得到体现

全国农业科技系统和农村按照中央做出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展科技和经济。科技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和加强基础研究3个层次的战略部署，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科技战线最活跃的10年，成绩最突出的10年，不仅诸多行业、领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同时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作出了显著贡献。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科技意识不断增强，科学文化素质随之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得到发扬，为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铺平了宽广的道路，促进了科技、经济的同步发展。

（三）制定政策、强化管理给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插上翅膀

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发展科技和振兴农村经济的积极性。科技的发展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效益和实惠，广大群众依靠科技，寻求科技的积极性给科技人员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少地方、企业不惜重金招聘和奖励科技人员，科技与经济发展呈现一派生龙活虎的新局面。

（四）广辟资金来源保证一定的经费投入，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根本

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在保证科技、经济发展资金上做了很大努力，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增加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地方、企业、群众集资，有些地方从农产品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建立各种发展基金，保证了农村科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坚持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双层经营体的建立、拨款制度的改革和放活科研单位与科技人员、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和经营实体的发展、开拓技术市场、成果合理转让等，极大地刺激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改革就有出路，改革就有希望，改革就会发展。

四 展望未来，21世纪中国的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将更加引人注目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以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00年和21世纪初，我国的综合国力要大大增强，国民收入大幅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宏伟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我国的整体水平。而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紧缺，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农业的基础还较薄弱，要实现2000年宏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而光荣。40多年的历史证明，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关键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稳定政策，不断增加投入，真正依靠科技进步。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

（一）依靠科技振兴农业成为各级政府长期的职能行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和依赖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迫切，大面积农业区域综合开发、大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建设、规模经营、外向型出口创汇农业等都离不开综合配套的技术措施。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保障，现代化的农业就不能快速组织实现。所以，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科技兴农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要强化科技意识，树立长期思想，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二）着眼于资源的高效集约与综合利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要紧紧围绕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抓好多种生产技术综合配套应用，努力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尤为重要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增产不增收、高产不高效等是目前农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是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把先进技术与优良品种组装配套，充分发挥结构功能作用。在抓好生产技术的同时还要抓好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和多层次的深度加工，促进农业向高度集约化、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农业环境污染，努力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发展。

（三）广阔的农村应成为科技人员施展才能的园地

对于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立国之本。在占90%国土面积的农村，如果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不能大幅度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引导农民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么中国就不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技政策，大量吸收科技人员到农村服务，承包、领办、技术入股、合资等各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有利于农村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式都应给予支持。各地要创造新的方式，开辟新的道路，并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使农村逐步成为大中专院校、研究院所的科技人员施展才能的园地。

（四）进一步引导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

1991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1880多万个，从业职工9300万人，总产值110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占工业总产值的30%。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综合利用资源、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示范。乡镇企业在我国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今后发展方向是依靠科技进步引导他们由过去的以外延发展为主逐步转移到以内涵增长为主的提高与发展的新阶段，加强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新的领域，开拓新的产业、新的产品，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五）拓宽和稳定资金渠道是保证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条件

各有关部门、地方都作了很大努力，计划、财政、行业主管、金融、物资等部门对农村科技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些地方由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社会集资、农民自筹或从议价粮、生猪等农产品销售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建立科技发展基金，为科技与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拓宽了资金渠道。我们要认真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在资金上除国家增加投入外，应积极开辟稳定资金渠道，继续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引导、调动社会和农民手中的自由资金，鼓励他们把钱用在发展科技和再生产上。

（六）进一步深化改革，以科技为先导，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当前农村商品化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建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对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发展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有关单位应积极支持政、技、物结合，产前、产中、产后结合，技、工、农、贸一体化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于10万个各种类型的专业协会、研究会（尤其是对民办的专业协会、研究会），我们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持帮助，使之真正依靠科技进步，不断自我完善提高。

（七）技术服务、集团承包要逐步向区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方向迈进

农村的各种技术服务、集团承包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大多数是单项技术服务或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单一作物、单一产品、产量的承包，而对在一定区域内从整体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来考虑尚不够全面。今后的技术服务和集团承包要向区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组织多学科、多专业集体承包一定生态区域或行政区域内的农、林、牧、副、渔等方面以及农产品加工乃至商品流通等，使一个县或更大范围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乃至农业生态环境都得到全面发展。

（八）在抓好农业科技推广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储备

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突出抓好已有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加速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充分发挥科技成果的区域示范作用，技术优化组合、综合配套，挖掘不同地区的潜力，使已有大批科技成果尽早在祖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同时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储备，目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成果大多数是8～10年前研制成功的。如果我们现在放松科技成果的储备，不用多长时间，农业生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强化农业科技攻关，认真做好试验示范，为农业生产储备足够的科技成果，不断增强农业后劲。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各级党政部门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稳定完善政策措施，保证一定的投入，长期坚持贯彻科技兴农的战略方针，依靠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密切协调配合，充分依靠发挥广大科技、经济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奋斗，我们就一定会战胜困难，实现我国科技进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

（199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