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风险”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人们在忧心风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危害之时，还从多重视角探讨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机制。正是由于当今社会的风险问题越来越多，由2003年以来的SARS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各级政府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对基层政府治理的挑战。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观念落后，风险社会对西部农村社区的影响相对滞后，鲜有人提及。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水资源开发、村委会选举、计划生育、矿产开发等引起的群体性风险事件频频发生，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再加上经济落后的风险、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和环境污染转移的现实，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的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新时期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传统治理方式已日益式微，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却还未建立。为此，风险社会给西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带来不少冲击和挑战。本书通过对西部8省18个县24个乡镇38个村庄576位村民214位村干部434位乡镇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经济贫困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民政救济分配不均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和拆迁占地补偿问题是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稳定的六大高风险问题。在此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与困境。乡镇政府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社会风险增多，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弱化；村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政府公信力日益式微；乡村债务矛盾化解困难，干群关系更为紧张。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一是村民文化素质较低，与他们进行村级事务的沟通比较困难；二是基层干部待遇较低，工作态度比较消极；三是村级财政困难，财权被上收，“空壳村”较多；四是农民上访问题突出，焦点和矛盾比较集中；五是村务公开不到位，基层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六是少数民族农村文化建设情况不容乐观，许多乡镇干部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他们与村民的沟通；七是农村撤点并校的矛盾突出，乡村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八是村委会选举问题较多，乡村工作人员素质较低。本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风险社会下西部农村开发式扶贫、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了解析。对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村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社区参与、社区认同、政府信任、社会信任、乡村治理绩效，以及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政府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对风险社会下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标准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构筑农村风险治理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农民的风险意识；健全“村两委”班子，加强村委会建设，发挥农村社区精英的示范作用，提高风险治理的领导力；强化村民的法制意识，依法治村，构建新型少数民族村寨规范，夯实乡村风险治理的法制基础；转变公共产品供给理念，建立“自下而上”的村级公共事务决策模式，提升农村社区风险治理的效果；加强基层政府建设，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强化乡镇政府对村民风险需求的回应；强化村民的社区参与，健全民主管理体制，实现农村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扶持民间组织，培育抵抗乡村社会风险的内生力量；重视乡村环保工作，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降低乡村治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