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与展望（2012年以后）

中国“入世”至2011年十年间，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增长幅度均在两位数。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出现了重大转折，陡降至6.2%，令人始料不及。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结束，开始步入一位数的中高速发展区间。中国对外贸易降速除受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之外，主要动因来自中国经济内部结构调整及贸易发展方式的转换，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周期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贸易增长模式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过程中的现实反映。

（一）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形势

目前，制约和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因素具有多重性，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模式下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1．国际因素影响

目前国际经济发展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各国经济大都处于调整之中，支撑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需严重萎缩，维持外贸高增长的动力不足或难以为继。

（1）推进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动力依然不足。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还应延续数年甚至十几年。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持续性的紧缩财政政策，各国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受到资金短缺限制，战略调整难以短期到位，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时难以激活经济或创造有效需求，反而使通胀压力愈加沉重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目前美国财政悬崖涉及金额约占GDP的4%，若处理不好，可能拖累美国经济重返衰退。总体来看，内需不足与外需乏力成为制约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障碍。一些新兴经济体依赖能源资源出口、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发展面临的风险上升，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3.6%，低于金融危机前10年4%的平均水平；世贸组织预计，全球贸易量增长4.5%，明显低于危机前10年6%的平均水平。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潜在破坏力难以预测。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有愈演愈烈趋势。实际上，欧债危机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由美国传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和发酵的必然产物。因此说，目前欧债危机，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如果掌握和应对不好，有可能将危机引向世界，发生连锁反应，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欧债问题严重阻碍欧盟的经济复苏，而且会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同定时炸弹，其潜在的破坏力难以预测。目前，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发展的前景，必然对我国外贸发展走势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3）世界经济不景气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目前，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经济体，尚未走出经济持续低迷的阴影，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缓解就业压力，挖掘内需潜力，普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策略，为国内市场设置层层壁垒，限制和阻碍国外产品和资本进入，甚至以种种借口，制造贸易争端，频频动用贸易制裁手段。最近几年，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和案值强度不减，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屡遭滥用。据世贸组织监测，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且限制措施应对危机的一面下降，刺激本国产业复兴的一面上升。一些国家对新兴产业领域的跨国投资态度保守，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在选举政治的催化下，部分国家经贸政策甚至出现“去全球化”的危险倾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贸易预警”（World Trade Alert）项目监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中国。随着中国出口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国外对中国新兴产业出口的限制明显增多。近年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和高速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2．国内因素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积累形成了巨大优势，但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在高增长结束后开始沉积并逐步显现出来，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深度调整时期，我国经济也进入全面转型期，传统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亟须转变。

（1）资源和环境等制约因素日渐强烈。目前我国的贸易发展方式面临着加速转型的巨大压力，现有体制与增长模式越来越表现出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果今后对外贸易发展仍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为主要推动力，发展的余地和空间所剩无几。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在矿产资源方面，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即使储量居世界第一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大，单位产品能耗高，利用水平低。以2009年为例，当年我国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约低20%。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其中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都超过50%。可以看出，像以前那样过度依靠“两高一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端产品扩张出口规模、保持高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转向集约发展、以质取胜的外贸转型之路。

（2）传统比较优势难现强势。“入世”后的十年间，支撑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制造业，“中国制造”风靡一时。最近几年，中国要素成本上升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2008～2011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4.5%，制造业农民工月收入年均增长15%。特别是近两年，沿海及内陆省市很多外贸企业面临用工成本上升和用工缺口问题，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涨幅在20%～30%。随着周边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加快，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正进一步显现。部分对成本较为敏感的产业和产品订单大量向这些国家转移。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前7个月，中国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美国、欧盟、日本的市场份额比上年分别下降2.1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流失份额主要被周边低成本国家挤占。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对外贸易难以继续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再现辉煌，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综合优势。

（3）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型进入实质推进期。十八大后，中国经济进入体制改革密集期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换也进入全面和实质性发展时期。中国政府将经济发展增速控制在7%～8% 的同时，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由出口和投资转向扩大内需。这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外贸在量上扩张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加速外贸增长方式转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今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转到求转型、求质量的主线上来。这就预示着，今后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将由以前的大大高于GDP增速，转变为与GDP增速大体持平甚至低于GDP增速。

（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经过“入世”后十年的超速发展，量的过度扩张在入市红利用尽后，也遗留下来诸多体制上、结构上的问题和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对外贸易发展进入相对平缓期后加以着手解决和改进，以确保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顺利转换和贸易质量的总体提升，并以适度的增速，拉动经济较快增长，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力。从目前看，我国对外贸易自身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1．大而不强，核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较弱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入世”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与对外贸易总量均已位居世界第二，连续多年出口名列全球第一，进口名列全球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我国仍基本集中在中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资源密集、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产品上。而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目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虽分别超过60%和30%，已成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主体，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据测算，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虽然规模增长快，但质量和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这种“量大”而“利微”的外贸发展方式，不仅对资源和环境消耗大和破坏力强，而且极易引发贸易摩擦，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果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跨越，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从长远看甚至难以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2．对外贸易主体实力较弱，抵抗风险能力偏低

中国外贸企业中的大企业，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但在体制与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如果失去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扶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难有胜算。而数量占绝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更为低下，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企业必然受到殃及。目前，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出口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出口行业订单下降，利润增长趋缓，亏损压力上升，资金周转困难。这一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突出，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已被迫关闭或外迁。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国际议价能力差，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当前，加工贸易企业的综合成本大幅上升致使企业利润被压缩，部分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被迫调整。从目前看，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转型中，做大做强贸易主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建设，提高外贸主体组织化程度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

3．对外贸易发展结构不平衡日益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主要是以鼓励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特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实现数量扩张起了明显效果，但也带来了结构失衡等负面影响。一是国际区域市场出现不平衡。在对外出口方面，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而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发力度不足。最近几年，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大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金砖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发强度，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问题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我国与前十位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仍超过70%以上。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一方面加大了贸易风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外贸潜力的发挥。二是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地理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倾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贸易进出口和招商引资方面，一直走在前面，由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转变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体制和观念等因素制约，在对外开放中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趋势，对外贸易区域不平衡状况愈发严重。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90%以上。近两年，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出现加速迹象，进出口增速和利用外资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但对外贸易从地区上看，东强、中弱、西更弱的状况仍然严重，实现东中西大体平衡与合理的梯度配置仍任重道远。三是进出口贸易长期失衡。我国连续19年皆为贸易顺差，2012年达到2311亿美元。近年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与升级，出口环境不断恶化。

4．贸易保障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对外贸易保障体系是维持和保证对外贸易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健全和完善的贸易保障体系尤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目前我国贸易保障体系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国际经济发展动态与现实国际市场现状和走向的研判、把握上存在一定误差和滞后性，导致宏观调控欠缺科学性、严谨性和前瞻性。二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长期没有到位，一些部门对削减自身利益的改革采取消费抵抗态度，减政放权步履维艰，行政机构的组织体系、思想观念、服务意识均与变化剧烈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在很多方面不该管的管得过多过死，该管的没有管住管好。三是法律体系与政策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对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企业采取宽容和放任态度，对中小企业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四是行业整合能力、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低下，企业各自为政和单打独斗，甚至相互拆台，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五是有效的预警机制缺失。“入世”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纠纷与日俱增，政府在构建预警机制，打造信息平台，加强国际行情预测和发布，建立国际贸易争端应诉和投诉机制等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总体来看，我国的贸易预警机制还没有完全成型，很难有效应对目前高发、易发和突发的贸易摩擦。

（三）面向未来，迎接挑战，以转型促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必将对未来的中国外贸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十八大后，我国对外贸易将进入扩内需，稳外需，以转型促发展的新时期。主要工作重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加快贸易发展方式转换，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过渡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战略。目前需要抓住我国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转换的有利时机，对外贸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特别是要改变原来贸易发展注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化、重质量、重效益的方向上来。为此，一方面，要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改变目前粗放型的贸易发展方式。另一方面，要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改变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尴尬现状，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产品比重。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增值链，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由“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实现以转型促发展。另外，还应顺应产业调整和发展方向，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和服务贸易作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增长点。

2．以拉动内需为动力，扩大出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

加强和改进进口工作，利用进口信贷、进口担保，为企业扩大进口提供融资便利。推动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拓宽进口渠道，提升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完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利用关税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能源和原材料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继续落实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产品的进口零关税待遇。做好进口公共服务，培育若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通过进口的扩大和改进贸易收支平衡，为出口的增加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3．推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国内区域布局

要在巩固和深度开发欧、美、日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培育新兴经济体市场，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要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同时，着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外贸加速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促进外资更多地流向中西部地区，挖掘中西部地区潜力，发展特色产业，承接国际和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利用地缘优势，发展边境贸易。

4．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整合全球资源

在坚持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发挥进口在资源配置、引进技术以及增加社会福利中的积极作用，化解外汇储备风险，促进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要坚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鼓励和采取得力措施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文化、技术、软件、中医药、动漫等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方式，提高承接能力和水平，并不断提高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要坚持外贸与外资、外经协调发展，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丰富利用外资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完善投资软环境，把利用外资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相结合。

5．促进和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推动中国企业进入加工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整合国际资源。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工作，培育和建设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及承接转移示范地，引导加工贸易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开展加工贸易。要加快外贸转型基地建设，依托产业集聚区，加快培育一批农产品、轻工、纺织服装、五金建材、新型材料等重点加工行业专业型基地；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培育一批综合型基地；依托生产型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企业型基地。

6．加快“走出去”步伐，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发展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各大跨国公司，正处于战略调整时期，面向全球扩张的势头明显减弱，甚至出现产业回流现象。而我国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正处于资本输出的旺盛期，中国企业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国内技术成熟的行业到境外开展装配生产，带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定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带动国内技术、标准“走出去”。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我国重大技术标准在海外应用。

7．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受到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影响，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相继贬值，同时也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些因素都对中国出口竞争力构成较大挑战。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相应地也削弱了这些企业产品出口价格的竞争力，最终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的要求，在统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发展外汇市场和改进外汇管理的同时，还应当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各项改革：一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中，灵活性则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双向”的而不是“单边”的，汇率也是有升有降的。二是改进外汇管理，进一步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便利化，逐步由经常项目强制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过渡，创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理政策环境，抓紧完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监测、预警体系，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8．加快外贸转型基地建设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依托产业集聚区，加快培育一批农产品、轻工、纺织服装、医药、五金建材、新型材料、专业化工、摩托车、机床、工程机械、铁路机车、电力装备、电信设备、软件等重点行业专业型基地；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培育一批综合型基地；依托生产型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企业型基地。继续推进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国家船舶出口基地、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