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及贸易自由化时期（1961～1973年）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年均增长达11.1%，居于世界首位，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4.1%。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与美欧各国相比，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7倍、英国的4倍、联邦德国的2.3倍、法国的1.9倍。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相当于美国的3.1倍、英国的5倍、联邦德国的2.4倍、法国的2.3倍。在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之前的1955年，日本GNP为240亿美元，落在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后面，只相当于美国的6.0%。1967年，日本GNP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经济高速增长达到顶点的1973年，日本的年GNP增加到417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联邦德国的1.21倍、英国的2.30倍，与美国相比较，比重也提高到了35.1%。这一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日本政府对对外贸易政策也进行了适时的调整，由贸易保护政策向贸易自由化政策转变。

（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实施

日本的贸易自由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日本政府迫于欧美各国要求日本放弃贸易保护、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以及日本政府自身顺应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对经济及贸易政策进行主动调整。当时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进口自由化率已达90%以上，日本却不到30%。日本政府在1958年撤销贸易进口管制的基础上，于1960年6月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大纲》，确定当年贸易自由化率提高至40%，以后逐年提高，利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有利因素谋求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大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导向，并对各种商品制定了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分期进口自由化计划。从贸易体制与制度上实现了由直接控制型的、以数量调整为中心的进口分配制度，转换为间接控制型的、以价格调整为中心的进口课税制度。到1963年8月，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已经提高到92%以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的贸易政策是在放宽进口的同时，谋求扩大出口，以进口带动出口。日本于1964年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成员国，还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一切标志着日本开始步入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时期。日本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其成员国在享受其利益的同时，也应相应地承担其义务，实行贸易自由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为进一步扩大出口，1964年日本政府设立了“海外市场开拓准备金制度”，对出口商海外交易提供额外补贴。同年，还制定了《出口振兴费用特殊处理法》，准许企业将支付给外国买主的旅费、生活费等费用，作为合法的税款扣除申报。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贸易规模也急剧增大，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9%，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顺差。贸易的发展及质量的提升，不仅促进了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最大的特征是农业的比重日益减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扩大，产业结构高位化进程明显加快，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促进下，出口产品也实现了换代升级，竞争力显著增强，加上当时整个国际经济都处于较为景气阶段，为日本扩大进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这一时期，日本对外贸易实现了总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同步进展和顺利交替，贸易盈余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连年增加。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实施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在加速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将使国内市场特别是弱势产业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既能获取经济利益，又能避免其可能给国内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在实施贸易自由化中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尽快实行原材料进口自由化，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对有竞争力的国内制成品以及使消费者受益较大的商品优先实行进口自由化。

第三，尽可能延迟被扶持产业的进口自由化。

从以上日本在自由化中坚持的原则中可以看出，首先，日本贸易自由化的核心是立足于出口规模的扩大，通过原材料进口的自由化，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在开放中，以是否对日本经济有利为基准，确立了贸易自由化的先后顺序，实行逐步开放。最后，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注重对本国弱势产业加以保护，避免形成过度冲击。

在《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大纲》中规定，日本将国内商品自由化按时间进程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近期自由化商品（1年以内）；

第二类，中期自由化商品（3年以内）；

第三类，远期自由化商品（3年以上）；

第四类，难以实现自由化的商品。《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大纲》还提出了具体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即把进口自由化率从1960年4月的40%提高到3年后的80%左右（石油、煤炭为90%）。1961年3月日本政府又根据贸易自由化实施进程以及日本现有实际情况，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缩短了进口自由化时间，扩大了进口自由化程度，决定于1962年9月以前把进口自由化率提高到90%（参见表2-3）。

通过贸易自由化计划的实施，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进展显著：1961年4月日本进口自由化率上升到62%, 1962年4月达到83%, 1963年4月达到89%, 1964年4月达到93%, 1967年4月已高达97%。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非自由化的商品仅剩下136种（参见表2-4）。

（二）日本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出口促进政策

日本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过程中，在扩大和促进进口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促进出口对策，其中包括制定新政策或对原有政策进行充实和完善。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实行税收优惠以及出口收入扣除制度

出口收入扣除制度，是指对企业的出口收入按一定比例实行不征税的制度。比如出口商社比例为1%，制造厂商为3%，出口成套设备为5%。这种出口收入扣除制度是一种很有效的奖励出口政策。除出口收入扣除制度外，日本还在1953～1962年，实行出口企业设备折旧制度，即按出口的一定比例扣除，以加快更新设备；1953～1962年，实行开拓海外市场储备制度，用以防止因取消出口交易合同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很明显，采取这些措施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减少了政府的税收。

2．实行金融优惠，提供出口信贷支持

对于短期的出口金融贷款由银行提供；对长期的出口金融贷款由输出入银行提供；对外援助由协力基金会解决。

3．健全出口保险，减少出口风险

日本通过发展普通出口保险、出口款项保险、出口票据保险、出口金融保险（即出口信用保险）、委托销售出口保险、海外广告保险、海外投资保险7种保险的方法，用以支持扩大出口。

4．注重运用关税杠杆来实施政策调控目标

为配合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实施，1961年日本对原有贸易保护时期的关税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在降低关税总水平的同时，引入了从量税、关税配额、选择税、紧急关税等。把税收项目从原来的900多项增至2200项，并提高了关税率，建立了能够适应贸易自由化的关税体制，从而使贸易自由化随着工业的重化学工业化、商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得以实施、扩大。

在这一时期，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产品出口急剧膨胀，也使出口产品结构出现较大的变化。一是出口产品中，重化学工业产品比重明显提高。1950年重化学工业产品的比重仅占19.7%，其中机械产品为10.0%，到了1965年，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上升到62%，其中机械产品比重为35.2%。二是在出口产品中，重化学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了出口产品群，成为左右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力量。在1950年日本出口的10项组合产品中，重化学工业产品只占4项，总额合计占总出口额的17.6%，到1970年，原来十大出口组合产品已经全部被重化学工业产品全部覆盖，合计出口金额达到90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6.9%，其中属于新兴工业产品的比重为21.3%。三是出口产品结构与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相对接。但是，日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限制进口商品种类最多的国家。即便是在贸易自由化时期亦如此。1969年，限制进口商品的种类，美国为5种，意大利为20种，英国为25种，联邦德国为39种，法国为74种，而日本竟高达118种。

实行贸易自由化，固然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扩大社会再生产，驱使企业奋力竞争，走出政府的“育苗温室”，但它所带来的进口扩大，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政府在逐步开放本国市场、利用关税管理进口的同时，全力扩大出口，并使之成为外贸工作的重点。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政府重申了出口的重要性，即“以扩大出口为中心增加外汇收入，是完成该计划（倍增计划）的关键”。因此，政府全面地推行和实施了一系列振兴出口的政策。①政府广泛收集、处理研究信息，从市场结构和商品结构两方面技术性地运筹了目标年次的出口问题，制定了按商品类别划分的出口目标。②重视“拳头商品”，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政府把扩大出口同产业政策联系起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点产品，使钢铁、汽车、造船“三大拳头”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带动了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③健全贸易体制，充分发挥综合商社的综合机能。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与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出口的主力。④建立捕捉 -传递 -反馈的官民国际商情信息网络。政府在积极向海外派人、建立外贸机构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协调其与政府一致，在海外举办各种国际博览会，积极捕捉国际商情，并设立“海外商品别贸易会议”。这样，就与以前设立的贸易振兴会构成了一个捕捉、传递、反馈的国际商情信息网络。它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捕捉信息再传递、输入到政府的出口政策中去，最后把实施政策的结果，反馈给政府，从而对出口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贸易自由化时期，日本的贸易获得了飞速发展，1961年日本贸易总额为100.5亿美元，1970年增加到381.9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2%，其增长速度不仅超过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而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首屈一指。特别是从1965年起，除个别年份外，一直保持出超水平。这一时期，日本贸易出口额在世界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1960年的3.2%升至1965年的4.5%、1970年的6.2%。另外，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的第7位，上升到70年代的第3位，先后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随着日本贸易的迅速发展，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到1967年底，日本贸易差额为 -12.1亿美元，到了1970年底，猛增至4.3亿美元盈余，1972年达到51.2亿美元（见表2-5）。

从贸易构成来看，随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深入进行，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出口产品主要是以重化学工业品为中心的工业制成品，1960年工业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为89.3%, 1970年达到了94.8%。在进口产品中，以钢铁为主的金属原料和以石油为中心的矿物燃料的比重大幅度攀升。

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日元被迫对美元升值16.88%，以此揭开了战后日元升值的序幕。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市场上石油供应量锐减，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对以美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石油消费全部依赖进口，而其中的78%又必须依赖中东地区的日本贸易来说，遭受了沉重打击，仅1973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就出现了 -13.7亿美元的赤字。1973年秋季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海湾地区产油国采取了削减石油产品和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的战略，使日本原油进口量价格上涨3倍，这对严重依赖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石油供应的日本经济来说，遭遇了巨大的冲击，日本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开始进入调整期。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其他矿产品等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价格也普遍上涨，形成了第一次冲击波，日本的贸易收支开始由顺差转为逆差。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所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避免因贸易收支出现大量顺差而引起的经济贸易摩擦。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自主限制”出口，同时积极促进出口商品的高附加价值化、多样化，推进出口市场分散化和多元化。

第二，取消或缓和妨碍进口的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开放日本市场。

第三，推进产业结构调查，扩大内需，增加制成品进口。

第四，同发达国家开展“产业协作”，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三）日本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市场开放促进政策

196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日本逐步放宽进口限制，开放国内市场。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口市场的自由化

1958年西欧各国实行了货币自由流通以后，外汇外贸自由化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6月日本内阁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决定把自由进口商品品种的比率三年内从1960年4月的40%扩大到90%。1963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款国以后，进口市场开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到现在日本限制进口的商品只剩下了27种（其中工矿产品5种，农林水产品22种）。

2．外汇交易自由化

1960年在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以后，制定了“非居住者自由日元结算制度”，首次允许外国人持有日元自由兑换外汇；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后，资本自由化提到议事日程。但日本为了防止外国资本对本国企业的侵吞，极力推迟资本自由化进程，直到1967年以后才逐步对外国资本开放。现在对外汇交易的限制只剩下发行外资债券、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发行债券和发行欧洲日元债券等项目，除此之外，外汇可以自由兑换和交易。

3．降低关税

日本经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多边会谈的“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连续几次放宽关税，为扩大制成品进口创造了条件。例如1978年3月提前执行“东京回合”的关税协议，降低了2400种工矿产品和200种农产品关税；计划到1987年把平均为7%～8%的关税税率降低为3%。

4．修改《外汇外贸管理法》

1979年12月日本彻底修改了《外汇外贸管理法》, 1980年12月生效。对于外汇管理由过去的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同时对资本交易、劳务交易、外国对日直接投资、技术引进、进出口手续和对外支付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5．积极扩大制成品进口

除了上述种种制度上的改革以外，日本为了减少经常收支大幅度的出超，缓和同欧美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采取种种措施开放市场，扩大进口，特别是制成品的进口。例如1979年7月设立了“制成品进口对策会议”；派遣促进进口代表团到国外考察；由“财团法人制成品进口促进协会”举办进口商品常设展览会，由“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海外举行“促进对日出口讨论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