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成问题示意图重要正误

编者按：1964年，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本文作者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画了一份民族形成示意图。1980年出版的《民族形成问题研究》、1984年出版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收入了这篇文章，但文中所画的民族形成示意图出现了原则性错误。本文作者现对此作出重要正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诚恳进行自我批评，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胸怀和对科学事业、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1964年，我在当时云南省出版的《学术研究》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当时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建议讨论的双方，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讨论民族形成问题，固然应注意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但应同时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形成理论，使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与马恩的民族形成理论密切联系起来，不致两者发生对立；二是讨论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时，不要局限于斯大林在某一著作中的某一观点，而应同时注意斯大林在其他著作中对同一问题的有关论述，使其民族形成理论完整而不致自相矛盾。

为了使读者对上述建议有一简单明了的认识，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画了如下的民族形成示意图。

这张民族形成示意图（以下简称原图）把恩格斯的看法与斯大林的看法，作了明确的对比，着重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说明在民族形成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根本问题上，恩格斯与斯大林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而形成的。

二、说明在叙述民族发展过程的表达方法上，恩格斯与斯大林是不同的。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社会分类观点，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与“野蛮”两个时代，每一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而把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时代，统称为“文明时代”。根据以上的分类法，恩格斯把“蒙昧时代”形成的民族称为“蒙昧民族”，把“野蛮时代”形成的民族称为“野蛮民族”，而把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统称为“文明民族”。

斯大林则把自部落发展成为民族以后，一直到资本主义以前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统称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有人称为“部族”），而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称为现代民族（有人称为民族）。作者认为恩格斯与斯大林的基本观点并无不同，只是表达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三、说明我国学术界有人对民族形成的过程确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民族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1962年召开过一次座谈会，会上一致的意见是：经典著作中的“民族”一词的译名应该统一，今后只用“民族”，不用“部族”。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有人不同意座谈会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根据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继续进行讨论，不同意见均可保留，由广大读者去判断是非。这场讨论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

“四人帮”被打倒后，我国学术界又展开了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四川民族出版社约我编写一本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理论著作。我接受了这个建议，选择了过去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七篇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民族形成问题研究》，1980年公开出版了。在这本小册子中，收入了我在云南《学术研究》杂志1964年第3期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改为《从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说起》，文字上略有修改，所画的民族形成示意图则原封未动。

不幸的是，《民族形成问题研究》这本小册子出版时，所画的民族形成示意图（以下简称新图）走了样子。乍看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细看才会发现有一系列的原则性的错误。现将新图复制如下。

原图与新图都在最上面标明了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的看法与斯大林的看法均应严格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新图的恩格斯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错误，就是因为完全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而斯大林的看法则发生了一系列的原则性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自氏族部落以下，任意作了改动。现将主要错误分述如下。

一、原图标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新图则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只画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与原图有很大出入，也不符合斯大林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理论。这是第一个原则性错误。

二、原图标明资产阶级民族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新图则把资产阶级民族画成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共同产物，并且主要画成封建社会的产物。这与原图有很大出入，也不符合斯大林的资产阶级民族理论。这是第二个原则性的错误。

三、原图标明社会主义民族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而新图则把社会主义民族画成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产物。这与原图也有很大出入，也不符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这是第三个原则性的错误。

谈谈发生上述一系列原则性错误的责任问题。四川民族出版社发稿时没有按原图排版，负责校对的同志又未及时发现错误予以改正，这是他们的责任。作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作为民族形成示意图的绘制者，由于这个错误未早日发现，并且一错再错，我的责任更为重大。

《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公开出版后，在我国民族地区工作的朋友鉴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有密切关系，建议可将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的《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无神论与宗教问题》两本书合在一起再版，这对读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时，同时联系当地的宗教问题，至少是方便一些。我认为这些朋友的建议有一定道理。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就用四川民族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家的名义，于1984年公开出版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这本书除了将上述两本小册子合并在一起之外，又增加了原先没有收入的几篇文章，当然，也收入了载有民族形成示意图的那篇文章，由于事先未发现该图有原则性的错误，因此一字未动，又原封发表了，犯了一错再错的严重错误，我应负完全责任。

但是错误毕竟是错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即使自己没有发现，别人总会发现的。1987年4月19日，我收到湖南省益阳师专的黎建平同志来信，他严肃地指出拙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书第67页的民族形成示意图有原则性的错误，他的批评意见完全正确。他的来信中说：民族形成示意图“在恩格斯的看法部分与您的原意是十分符合的，可在斯大林看法部分，那可与您的原意出入甚大了，就是与您引证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关于民族发展史的看法也相距甚远。”我给黎建平同志写了回信，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批评，并表示衷心感谢。说实在的，倘若没有黎建平同志的批评，我自己是很难发现这个错误的。从这个问题上，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国年青一代已有一批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在下功夫进行研究，态度非常认真，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紧紧抓住，非弄清楚不可，绝不马虎放过。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使我们老一辈的研究人员非常钦敬。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定会后来居上。

问题既然提出来了，而且是关系到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的原则性的错误，毫无疑问，应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起码态度。这个错误首先出现在《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一书，以后又重复出现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书，两次印数虽然不多，但估计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从事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研究的人员中，会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彻底肃清这种不良影响，最好的办法是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修订本。我把这个问题与建议向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提出，并复制了黎建平同志的来信供他们参考。四川民族出版社对他们出版的书籍中发现原则性的错误，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表示应坚决予以改正。但如何改正，尚未达成最后协议。我想即使出版修订本，在我国目前的出版条件下，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为了向全国读者公开承认错误，特先写这篇短文进行自我批评，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