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

——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

1954年，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范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前人没有提过的新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范老认为秦汉时代的汉族，已具备了形成民族的四个条件。一是“书同文”，就是有了“共同的语言”。二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三是“行同伦”，就是有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四是“车同轨”，“可以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因此，范老得出的结论是：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范文澜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久就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论战。有许多同志发表了文章，不同意范老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论点，认为这种论点违背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且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根据这一段话的表面意义来看，可以理解为汉民族只能形成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而不可能形成于秦汉时代。因为秦汉时代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早期，还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究竟中国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人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应从鸦片战争以后算起。这就是说，汉族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为民族的。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又说：“至于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

斯大林在这本书中接着又说：“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为民族，而部族语言就变成为民族语言。”

反对范老的论点的同志们，根据以上的两条理论根据，一致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从而那个时候的汉族不可能是民族，而只能是“部族”。只有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汉族才由“部族”变成为民族。

这场论战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论点，而又都拿不出更多的足以说服对方的新的东西，因而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把论战双方的主要文章汇集成一本书，名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以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继续深入研究。

这场论战虽然是由汉民族形成问题引起的，但它涉及的范围并不限于汉族的形成问题，而涉及了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形成问题。因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著作中讲的“民族”和“部族”，并不是单指中国的汉族，而是泛指全世界的一切民族。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问题。这条规律应该是既适用于中国的民族，也适用于全世界的一切民族。因而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仅具有中国一国的意义，而且具有全世界的普遍意义。这就不难理解，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发生以后，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注意，并不是偶然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根据上级的指示，民族研究所一上马就承担了为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编写《简史》的任务。而在编写过程中，每一个少数民族都碰上了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著作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去，那就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国的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够得上称为“民族”，全部都是“部族”。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解放以前几乎全部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大部分处于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农奴制在内，少部分还处于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它们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当然都还没有发展成为“民族”，而只能说是“部族”。

对于上面讲的这种论点，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认为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名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由此可见，如果把解放前的少数民族称为“部族”，这就可能要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这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

我们反复地、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从事民族研究的同志不应回避这个问题，而应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族问题理论是完整的、统一的。我们要弄清楚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既要研究斯大林的理论，同时还必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这样才不致对于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发生误解。同时我们还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是用德文写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是用俄文写的。把德文原著与俄文原著译为中文时，译文是否正确表达了原著的精神？翻译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这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在阅读马、恩、列、斯的中文译本时，同时动员了民族研究所的精通德文与俄文的同志，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和列宁斯大林的俄文原著，互相配合，进行外文原著与中文译本的对照。在上述查对过程中，民族研究所的许多同志，特别是查对德文原著与俄文原著的同志，是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的。

这项工作前后进行了约有五个年头。到1962年时，问题基本上才算搞清楚了。原来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明确解决了的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个别人身上，而且在社会里共同活动，人便有能力来进行日益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完善和更加多面化。打猎和畜牧以外，又有了耕种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金属器具制造业、陶器制造业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终于出现了艺术与科学。部落发展成了民族（Nation）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人的生活在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一并发展起来了。”

这一段文字非常明确地指出：民族（Nation）最初是由部落发展成的。而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

为了完整地表达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有必要作如下的补充说明。恩格斯讲的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是指人类发展史上一般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规律。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旧的民族不断消灾，新的民族不断形成。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族部落制度消灭了，因而在阶级社会形成的新民族，就不是从部落发展成的，而是由旧的民族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与其他民族的一部分人同化在一起而形成的。恩格斯讲到英吉利民族的形成时说：“英吉利民族是由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构成的。”这就是说，对每一个具体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都应作具体的分析，不能拿“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这一公式，往各民族的头上去套。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然恩格斯认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而斯大林又说“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两种看法显然是不一致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查对的结果是：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因为恩格斯讲的是一般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民族是在何时开始形成和如何形成的问题，而斯大林讲的是“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问题。这是斯大林自己在他的著作中，一再郑重声明的。

斯大林在1921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现代民族是一定时代——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

斯大林在1929年著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中，又详细作了如下的说明：“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 ‘现代’民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中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这里指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

看了以上两段文字，就使我们弄清楚了他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民族，是有特定含义的民族，即“现代民族”，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这和恩格斯讲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的理论不但丝毫没有矛盾，而且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学说作出了新的发展。

由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有如下的论述：“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同样使野蛮的半开化的国度屈服于文明的国度，使农民的民族（Völker）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民族（Völker），使东方屈服于西方。”（德文原文和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农民的民族”，就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他们讲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也就是“现代民族”。说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也就是农民的民族向资产阶级的民族屈服的时期。斯大林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对“现代民族”又在理论上作了新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作过如此详细的论述。

于是，又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又提出“部族”这样奇怪的名词，这又作何解释？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仅查对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俄文原著，而且查对了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全部俄文原著，这才弄清楚原来在俄文中，有几个词，如Hация、Hарод、Hародность，都可以当作民族一词使用，这是俄文的习惯用语。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前期的俄文原著中，他们讲到民族时，对这几个词一般是通用的。但略带有一点倾向性：即讲到现代民族时，多用Hация这个词，而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时，多用H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不论用哪一个词，俄文的含义都是民族，不会产生任何误解。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后期的俄文原著中，他们有时使用Hация 和Hародность这两个词时，赋予其比较严格的特定的含义，即Hация这个词只代表现代民族，而Hародность 这个词只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这种用法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最为典型。在这本著作中，斯大林就用H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用Hация这个词代表现代民族。

如果当年翻译《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同志，把H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把Hация这个词译作“现代民族”，那么，1954年我国学术界就不会发生“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那场论战，不会产生鸦片战争以前的汉族究竟是“汉民族”还是“汉部族”的分歧。因为谁也不会否认鸦片战争以前的汉族是一个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至于汉民族究竟形成于秦汉时代，还是秦汉以前？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汉民族究竟有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也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问题是，当年翻译《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同志，没有采用我们前面提出的那种译法，而采用了另外一种译法。他们把斯大林在这本书中使用的H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没有按斯大林的原意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译成了“部族”。对斯大林在这本书中使用的Hация这个词，也没有按斯大林的原意译为“现代民族”，而直译成了“民族”。这样翻译的结果是，Hация和Hародность这两个词的中文译名在字面上的区别是有了，但这种译法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斯大林的原意，因而在我国学术界和民族研究工作中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混乱和论战。因为在汉语中，“民族”这个词，没有像德文和俄文那样的同义语。“民族”就只有“民族”这个词。有时，“族”这个词也可以作“民族”的同义语，那必须在前面或后边加上附加词才行，如“中国各族人民”，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等等。如果单独用“族”这个词时，就会产生各种误解，因为“贵族”“氏族”“种族”“家族”“水族”，等等，后面都用的是“族”字，读者就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族”？至于“部族”这个词，在汉语中，在9亿多人的日常习惯用语中，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民族”一词的同义语使用。只在《辽史》中有“部族”一词，《辽史》“部族上”中明白地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部族”就是氏族与部落的简称。“部族”和“民族”根本不是同义语。当年翻译《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同志，把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H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译作“部族”，既没有正确地表达斯大林使用这个词的原意，又没有照顾中国使用汉语的9亿多人的习惯用语，这种译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们从理论上弄清楚了“民族”与“部族”的争论，是由我国翻译方面用词不当而引起的这一症结所在以后，我们感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和我国翻译界的同志共同协商，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来看经典著作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建议由这两个单位联名，召集北京有关部门的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以便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1962年春，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召开了由北京有关的30多个单位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专门讨论了经典著作中“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经典著作的中文译名，既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又要照顾我国汉语的特点，应该把“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起来，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要再用“部族”。如果这样做有时在翻译方面会碰到一些困难时，可用加注说明，或用括弧中保留原文等办法，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后，《人民日报》在1962年6月14日的“学术动态”专栏内，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面发表了章鲁写的《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资料，以供全国广大读者对此问题继续开展讨论。

这次座谈会对经典著作中“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62年冬，中央编译局出版了《斯大林文选》，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央编译局接受了座谈会上大家一致提出的建议，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修改时，把“部族”一词改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Hародность）”，把“部族”后边的“民族”一词，改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Hация）”。这种译名从字面上看，似乎复杂一些，但它既正确表达了斯大林著作的原意，又照顾了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是一大改进，是值得称赞的。但《斯大林文选》还是内部发行，能看到这种版本的人是有限的。

1971年，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在全国公开发行。单行本基本上根据的是《斯大林文选》的版本，但在文字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比《文选》本又前进了一步。下面摘引两段译文，以供参考。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H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H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Hация）语言。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分割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H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Hация），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H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Hация）的语言。

我们认为中央编译局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重新翻译，并在全国公开发行，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好事。因为经典著作的译文是否正确，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正确传播，有很大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解决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的形成问题，而且解决了全世界一般民族的形成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规律，是一条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们应该承认，H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的中文译名问题，虽然理论上是解决了，但在实际工作中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这个词还应译作“部族”，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是这样使用的。有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是在讲到非洲新兴国家内部的部落或民族时，仍用“部族”这个名称。我们查了外文的原文，有的原文为部落，而译文译成了“部族”，有的原文为民族，译文也译成了“部族”。总之，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译名不统一的情况，还有待我国翻译界的同志和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同志共同合作，争取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过程，通过实践的检验，找出一个更为科学和更为满意的解决办法。

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民族理论研究工作也要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时期要求，要大胆地敢于去碰国内外民族理论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远未肃清，“怕抓辫子，怕扣帽子，怕挨棍子”的余悸在民族理论这条战线仍然存在，因而形成许多“禁区”，还有待于我们鼓起勇气，解放思想，去把它一一冲破。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民族理论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Hародность译名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如何正确表达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是值得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彻底予以解决，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