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非洲民族形成问题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联合有关单位，于1982年5～6月在北京连续举行了两次关于非洲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到会人数之多和讨论气氛之热烈，都说明这个问题已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关注。我对非洲情况了解甚少，但对民族形成问题有些兴趣，因而也被吸引参加了讨论。会上同志们的发言以及近来发表的论述，对我都有很大启发。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对于非洲民族情况的看法和提法，还存在一些分歧和混乱。这一方面反映出非洲民族本身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对这种复杂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对非洲民族没有什么研究，本文只是从民族问题理论的角度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明确论述：民族是从部落发展而来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讲：“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摘引了这样的话：“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 “‘部落’和 ‘民族’并不等同；在氏族制度下，只有当联合在同一个管理机关之下的各部落融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族方才产生。”这就是说，人们结成共同体有一个发展过程，大致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样的理论，是研究了古代民族形成过程，尤其是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后作出的，是有可靠的事实作基础的。据我所知，黑非洲在遭受欧洲人入侵之前，有些地方是相当落后的，似乎也处在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正像摩尔根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所见到的那样，人们共同体的形式基本上还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当然，有的地方先进一些，已经由部落结合成了民族，甚至建立了国家。然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非洲人民独立发展的进程，搅乱了非洲民族形成和分布的格局。再加上他们故意保持非洲的落后状态，挑动部落纠纷，阻止部落联合，致使非洲的氏族部落组织一直保留到现在。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独立，民族形成过程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之中。这更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民族形成的具体步骤和环节，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会。我们研究这个课题，既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同时又可以用非洲的事实来证明和检验这一理论，充实、丰富甚至发展这一理论。

关于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事实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们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评价很高，认为它“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非洲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也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保存着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许多特点。我们研究非洲，完全有可能为了解人类早期历史，尤其是了解早期民族形成过程，提供大量丰富、具体而多样的事实材料。

关于从部落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欧洲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已完成。现代欧洲的大多数民族，都是在日耳曼人冲垮罗马帝国以后重新组合而成的，都是在民族大迁移过程中或以后互相融合而成的。至于中国，像汉族这样的民族，由部落结合为民族的过程，则发生得更早，可能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在汉民族的历史上，也曾遭到北方民族的多次冲击，但是没有被冲垮，而是不断吸收异族成分，日益发展壮大。可见，亚洲和欧洲许多历史悠久的民族，源远流长。关于他们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时代，只有从神话和传说中才能找到一些痕迹。可是，在非洲，这样的过程正在我们眼皮底下进行，或者是不久以前刚刚完成。特别是在已经形成的民族的内部，仍然保存着明显的部落痕迹。这可能是非洲民族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对于我们从事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和从事非洲历史问题研究的同志们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都是应当重视的。

不过，在研究这样一种独具特点而又错综复杂的非洲民族情况时，我们一定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理，注意民族形成的共同规律。比如，目前在对非洲民族情况的介绍、报道、译作和论述中，名词的使用就不统一，出现了“民族”和“部族”之分，从而在概念上产生矛盾，在理论上引起混乱。

前不久，我翻了翻《各国概况》，发现在介绍亚洲国家时，都说某国有多少“民族”；而介绍非洲国家时，却说某国有多少“部族”。其实，亚洲有些国家的民族和社会发展水平同非洲差不多，也用了“民族”，为什么非洲就一定要用“部族”呢？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解放前也很落后，有的处在农奴制或奴隶制社会，有的甚至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同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我们一律称他们为“民族”。解放前，有人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认为他们是“宗族”，他们非常反感。解放后，50年代初，在翻译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时，又出现了“部族”一词。有人主张：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才算民族，以前的都是“部族”。我认为“民族”和“部族”之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有人说，我们称少数民族为“民族”，是根据汉语里的习惯用法，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根据的不是习惯用法，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术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可见，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把“最野蛮的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全都称为“民族”的。如果从这些概念中将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排除在外，那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是完整的和统一的，并没有另外一套关于“部族”的理论。所以，对于非洲民族的用词最好统一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在理论上陷于混乱。

例如，有些关于非洲的著述，在谈到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时，用的都是“民族”；而谈到某国民族成分时，用的则是“部族”。这样，便给人以错觉和误解：好像在这些国家里，并没有民族，却进行了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民族独立，正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从而使“民族”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概念。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再如，《各国概况》在介绍马里共和国时说：“全国共有二十三个部族，主要有班巴拉……族。……班巴拉语为主要民族语言……”（第507页）就在这么几十个字的一段话里，概念也是矛盾的和混乱的：既说班巴拉族是主要“部族”，又说班巴拉语是主要“民族”语言。这就等于说是“班巴拉部族在讲班巴拉民族语言”。在文字上也是讲不通的。

再说，“部族”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旧译本中，是用来翻译俄文Hapoлhotb一词的。斯大林在这本书里Hapoлhoctb表示的是部落以后到现代民族以前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经过1962年有关单位开会讨论，统一了意见。为了更好地表达斯大林的原意，并适应我国汉文的特点，编译局出的新译本已经作了改动，不再使用“部族”一词。不管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还是资本主义以后的民族，统统译为“民族”。只是必须加以区分的时候，再加注解说明，并在词后括附原文。这样，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便统一了。但在一般翻译和学术界还不统一，有的仍将Hapoлhoctb译成“部族”；有的则将英文文中的部落（Tribe）也译成“部族”。于是，除了“民族”和“部族”的混淆不清以外，又增加了“部族”和“部落”之间的混淆不清。我认为，原文是部落就译“部落”，不要译为“部族”。

至于非洲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在黑非洲的一些落后地区，确实有氏族部落组织存在，如中非的俾格米人和南非的科伊桑人等，他们一般结成几十人、几百人或几千人的群体。然而，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已结合成了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有的结成了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有的则结成了比较紧密的部落联盟；有的形成了小规模的民族，有的则形成了中等规模乃至更大规模的民族。最近，我看到一份1978年的统计材料，说非洲的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就有93个，其中人口超过千万的就有9个。这些民族的人数加在一起，将近3.9亿人，约占非洲总人口的88%。这就是说，非洲大陆已经是以大民族为主了，百万人口以下的小民族只占非洲总人口的12%（6000多万人）；而纯粹以氏族部落形式存在的共同体，总共只有20万人左右，不到非洲人口的0.05%。

仅就人数，也可以说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程度。因为人们共同体的规模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扩大的。恩格斯说，易洛魁联盟在其鼎盛时期只达到2万人；已经结合成民族的日耳曼人，平均每个民族约有10万人，而在建立了国家的雅典人那里，连同奴隶和被保护民，则达到了50万人。可见，今天非洲的民族，有的人数已达几百万、几千万，其发展水平肯定已超过古代日耳曼人和雅典人。

至于某些非洲民族，在形成以后仍然保存着明显的氏族部落制度残余，这是由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刚刚形成的民族保留的氏族部落痕迹最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痕迹则越来越淡薄。但是，由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氏族制度的民主性质和团结力量，常常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还能作为残余保持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久。恩格斯在谈到日耳曼人给垂死的欧洲注入新的生命力时，曾经多次提到这一点。他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

如果联系到非洲的实际，可能还有这么一种情况：除了殖民者有意保存部落组织，实行分而治之以外，非洲人面对强大敌人，也只能以氏族部落作为现成的组织形式和团结纽带，用以抵抗殖民者的侵略和压迫。有些本来已经联合为民族的非洲人，可能在殖民者的冲击下重新解体，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活动。只有那些文明程度比较高、团结得比较紧密的民族，经受住了殖民者的冲击。然而，到19世纪末非洲被瓜分以后，许多原来统一的民族和部落又被帝国主义所划分的殖民地疆界所分割。从而使非洲民族形成过程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由不同部落和民族的人们重新组合为新的民族。这一情况，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在欧洲，从部落发展为民族的过程，以及由不同部落和民族成分重新组合为新民族的过程，在时间上大体是先后发生的，而在非洲，特别是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两个过程几乎在同时进行。新形成的民族，便是现代民族。

非洲与欧洲不同，非洲的现代民族是在殖民地时代开始觉醒，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日益成长，在独立建国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这是非洲的特点，也是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相符合的。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以欧洲的实例为依据，并区分出民族形成的两种不同情况：在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而在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非洲的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情况？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提到的问题，都需要有志于研究非洲民族和历史的同志们进行探索，作出回答。

（《西亚非洲》1983年第1期）